书城文学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思忆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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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刘衡 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我是怎样成了“顽固右派”的(2)

与报上的“右派分子”共鸣1957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等报纸纷纷在标题上用文学语言辱骂右派分子,我感到这些标题漂亮,但华而不实,徒有其表,揭发的材料缺乏科学性、逻辑性,也就没有说服力。原先我对一些人在鸣放期间的言论没有太多注意,一反右派,提起了我对这些言论的注意,我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右派言论。结果,我感到好些话不但没有错误,反而有情有理。例如;“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

(揭发广西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共产党?

共产竟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揭发青岛市民盟曲北韦,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地说了许许多多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际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了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党决不会做的。”(揭发九三学社顾执中,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叫的时候,就一枪打过去.因为一枪打过去,乌鸦固然无法再叫,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揭发上海叶元龙,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中国青年报)记者詹1956年9月给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说詹是“反对党的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革副主席龙云在鸣放中说:1.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许多人纷纷低头认错、认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请求人民宽恕”、“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从检查的内容来看,一点也不具体,尽是给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压力之下,表面是低头认罪,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骂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等等。

实际上是假检讨,使我感到他们不但不是坏人,而且都是忧国忧民之士。例如:

罗隆基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羞愧无以自容”,“愿意以今天之我与昨天之我斗争”。他“认罪”道:关于肃反,我主张“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条”。“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条。”(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龙云检讨说;“由于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

“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识别。”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礴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量入为出”。

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把我的思想搞乱,究竟错在哪里?我弄不清楚。更弄不清为什么要把他们划成右派。他们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倒是令我感到亲切、自然。因为报上说他“拒绝批评”,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上,“章乃器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6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他的发言。他说,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不是两面派。

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在7月16日,《人民日报》又登出他《我的检讨》:

“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他从六个方面证明自己和右派分子毫无共同之处。说:“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对肃反的意见。例如:

诗人艾青说:“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温暖”,总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

画家江丰说:“许多人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十分可怕!”

葛佩琦的意见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刊登葛的讲话摘要:“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员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是说不爱国。”

文章刊出不几天,葛佩琦就写了一个更正,说他的原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危及党的生存。”

可是,一贯强调报纸真实性的《人民日报》为了制造紧张气氛,却对此置之不理。于是,到处都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是反革命。反革命要杀共产党,不肃反,怎么得了?葛佩琦就成了要杀共产党人的大右派。

我那时当然看不见葛佩琦写的更正,光从报上登的摘要来看,我对大家说:“他并没说现在就杀共产党人,而是说搞得不好才杀,说得过激了一点,不能因此就证明他是反革命。”

《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斗争也闹得热火朝天,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批判国际部的蒋元椿。他说胡xx是说一不二的“圣旨口”。这样,蒋元椿就变成反党反领导的罪人了。当副总编辑王揖派他到外边参加反右斗争会时,他说:“我才不去当打手!”这样,他既不响应党的反右号召,又辱骂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更罪加一等了。

我和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有共鸣。例如:认为历次政治运动不同于农民斗地主,农民斗地主是出自真正的仇恨。而在政治运动中,敌我还没弄清,如果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私心杂念,积极分子哪来那样大的火气呢?像我就对他们恨不起来。蒋元椿骂这些人是打手,我感到十分恰当。再如人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感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同志的确不称职,既然如此,就应该下台。

不能说要他下台就是要整个的共产党下台,就是取消党的领导。

会不会把我也划成右派?我心里直打鼓。但我从报纸上寻找到许多对自己有利的根据,来为自己辩护。例如,郭沫若6月底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对《光明日报》记者表示: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历史没有污点,怎么会是“有罪者”呢?再如: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而我,有些想法只是放在心里没有说,有些说了的光是在党内进行有组织地汇报,并没有在外边写文章、作演讲。怎么也变不成“行者”!党绝对不会冤枉我的。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我的散文《包头,你变了!》我更放心了,几次催促记者部,快开我的会,“我要回内蒙古搞反右派报道!”我很害怕我又一次失掉抓大题材的机会。

想起了《巧克力》

不几天,《人民日报》记者部召开批判我的斗争会了。没想到,大家讲的话竟然和内蒙古农牧部的同志们一模一样:“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立场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了!”无论我怎样申辩:“我不是站在反革命分子那边,我是站在结论不是反革命的斗争对象那边,他们也是自己人!”人们仍然一股劲批斗,说我反对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葛佩琦辩护等等。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是在反右派以后才发的言,害怕又要出偏差……”汪x连忙插嘴:“反右派了,右派分子都不敢说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就代表他们在党内向党进攻!”

老记者陆x说:“刘衡在我们记者当中,文学修养是最好的,但政治上……”这话戳进了我的痛处。长期以来,我就隐隐约约感到,报社对政治性强弱,存在一种偏差:报道中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强,报道其它工作的叫做政治性弱;报道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叫做政治性强,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意见叫做政治性弱;写枯燥干巴的经验介绍叫做政治性强,写生动活泼的描叙性文章叫做政治性弱;热衷参加运动的叫做政治性强,欢喜钻研业务叫做政治性弱。我立刻顶嘴:“我在政治上也不错……”

“不错?不错到反革命那边去了……”“你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轻视群众、污蔑群众!”“你污蔑群众斗争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你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提并论了!”拍桌子、训斥、辱骂像连珠炮一样地打了过来,使我心里发酸,肺腑刺痛。

“怎么连《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对我也不能理解了?”散会后,我伏在办公桌上大哭。陈x以为我在悔恨,有什么难言之痛,再三盘问我。我哭得没法讲话,就写了一个条子:“顾x讲话过于简单、粗暴,应该对他进行教育!”

“你、你……”陈x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看来,一当斗争对象,就成了待宰的猪羊,只有索索发抖的份儿,哪里还能反抗?陆x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鸣放,你听着就是了,何必插一嘴?”他叫我到他家吃饭,我不肯去。陈x见势不好,不知我会发生什么意外,赶紧叫林沫从内蒙古到北京来帮助我。

我吃不下饭,睡不了觉,十分在意别人背后对我的看法,老向林沫打听。他告诉我:“李x(编委)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向组织撒娇!大家对她还是有所了解的。…陆x说:‘刘衡一句批评都受不了,连我那样的话都不能接受!”一大家奇怪:刘街写别人,倒头头是道,怎么对自己,光晓得哭,写不出检查!”只好让林洙帮我写检查。

我亲自出马,了解我的意见究竟错在何处。党总支书记、反右领导成员肖x告诉我:“你们攻击我们的肃反和苏联一样扩大化了。要知道,扩大化是把一些人脑袋砍错了,咱们是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只是斗了一下,不能说是扩大化”。可是,挨斗的滋味是好受的吗?我是不是太娇嫩了?我到处喊冤叫屈,捉摸人们对我的真实意见。老认为:别人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问他们:

“是不是一搞运动,就不能一边倒,不能说反面的话?一说反面的话,就会破坏运动?”大家无法回答我,只好闷在肚子里笑:“刘衡太天真、太幼稚了!”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正像陆灏说的那样,我在政治上的确是十分幼稚可笑。我不知道易卜生的名言:“当狼群在外面狂嗥时,最保险的是跟着它们一起嗥。”我不会保护自己,成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