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反革命越来越多了195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要在各省建立记者站，派我和林沫去内蒙古。
1957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来临，到处在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许多记者站发表了鸣放的消息，通讯。而内蒙古却迟迟不动，我怎么能跟上形势，闻风而动，写出“得风气之先”、“指导全国”的报道呢？不怪我没本事，只怪内蒙古工作太落后了！好容易等到5月底，包头开始鸣放了，我好不欢喜！认为这是抓住大题材的好机会。我找了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准备大记一场。
鸣放中，大家对肃反的意见最多：
“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一搞肃反，就叮当打人。我说打人不应该，领导说可以推推搡搡，还说我右倾！”
“土改时农民对地主是真有仇，可积极分子打斗争对象是假积极。打人一耳光，他脸上很不自然。”
“问题还没攜清楚，能那样对待同志？我看现在对这些人就不能和风细雨！”
“领导肃反的人是无理、无知、无情、无能，有的还无耻！”
“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是社会大恐怖！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了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然后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这些意见与报上登的大同小异。看来肃反引起的怨气是全国性的。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的进步青年。你把他斗错了，他能原谅自己的党。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甚至会把不是反革命的人推向反革命。”“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搞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会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的笔记本没有记上几页，突然风云骤变。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变调，6月8日，反右派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下”。社论还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评”。原先口口声声说“言者无罪”，现在说成是只听“善意批评”。什么批评是善意的，什么批评是恶意的，谁能说得清呢？
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一时间，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伪君子、大坏蛋。接着，农民也说话了。6月17日，黄继光的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说：“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和他拼命！”
报上大张旗鼓地批流沙河、林希翎、文汇报、章罗联盟……鸣放时，我并没看出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的言论。
现在，从批判的内容看，说服力根差。有的看不懂，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我把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载《人民日报》6月19日）看了好几遍。上边说：“现在的情况是：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舍搞乱”。我想，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怎么现在又来了呢？反革命已经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呢？
我还想到：“肃反运动斗错了许多人，还未总结，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向党及时提醒。”
我记得1955年初夏，我正在大兴安岭林区采访。大兴安岭的白夜、木头房子、一望无边的森林……给我留下了新鲜的深刻印象。我还来不及酝酿主题，突然报上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记者都几次来信、来电话，要我停止工作，回北京参加肃反运动。“稿子写不成了！”我怕别人说我不关心政治，无可奈何地回到北京。
我们的记者部主任陈x是从东北《劳动报》调来的，先在国际部，我还是头一次和他见面。只见他流着热汗、满嘴惊叹号，领着大家把白原一股劲往反革命方面斗。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学生，与文艺部诗人徐放有些接近。徐放原来被认为是胡风派，现在由于参与了胡风的30万言意见书，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
我看陈x新来乍到，太主观了。又想到他当众是一副整人的面孔，可能背后会冷静一些，能心平气和地研究问题，就跑到他房里对他说：“白原比较老实，不会是反革命。你应该从另外一方面去想想！”他立刻翻了脸，训斥我：“你说他老实，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坏运动！”吓得我赶忙退了出去。林沫和白原是延安鲁艺的同学，比较友好。在斗争会上，我和林沫都插不上话。记者部特地派人到我们房中，批评我们落后，对肃反不积极等等。林沫就学着大家在会上吼白原了，我仍然发不了言，对白原气不起来。陈x根据大家在会上的表现，伙同记者部副主任汪X背地里划大家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等等，我当然是落后分子了。以后我回到内蒙古，知道弄清白原不是反革命，我在内心负疚：“为了保护自己，不敢对陈x坚持正确意见，浪费大家好多时间，害得大家虚惊一场，也伤害了白原！我的情绪被破坏了，不愿再去大兴安岭，稿子也无法写。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现在反右派，不能再这样了！我要据理力争、仗义执言。”
自投罗网包头的鸣放被扼杀了，我回到记者站的所在地——呼和浩特。
我是记者站的党小组长，我向小组提出我的担心，另外两个记者都有同感。钦达木尼是蒙古族人，1956年从《内蒙古日报》调来记者站。他说：“我是肃反积极分子，那个时候，领导同志说某某是反革命，我也跟着他穷追猛打，就像得了神经病，疯了一样。以后我再也不盲目跟着领导跑了。”我说；“大家对肃反意见特别大，怎么现在一对肃反有意见，就变成右派分子了呢？我们应该给支部提醒提醒，以免做事后诸葛亮！”林沫说：“那你去给支部汇报一下”。我又说：“胡风派的诗文，我看不懂，欣赏不了，但要说他是反革命，证据不足。以前跟着领导跑，他说啥是啥，不用自己的脑子。
领导说他是反革命，我就盲目相信，不去深思。现在想想，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中，说他在国外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究竟是什么勾当，一点也不明确。又说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并没有说他们有什么组织关系。在白区，找对方做朋友来掩护自己，是常有的事。可能把胡风也搞错了”。我还说：“最近何其芳的一篇文章中，称胡风集团，并没有称胡风反革命集团。”林沫说：“那你也去问一问。”于是，我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那位领导听了我的汇报，脸色立刻变了。他很惊讶我们记者站三个人怎么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唱一样的腔调？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许多人躲避还来不及，我却找上门去，自投罗网。
林沫见情况不妙，赶忙到牧区采访。回来后，表示立场转变。
支部派他和张X（党委办公室主任）、局X（农牧部副部长）轮番对我进行教育。张x说：“你不想想，挨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情况那样复杂，哪是什么好人！”我说：“不管多复杂，是不是好人，他总不是敌人吧？怎么能用对敌人的方式斗争他呢？”周x说：“挨斗有什么要紧？我就当过斗争对象！挨一下斗是有好处的。”我说：“我们党员无所谓，一般群众就受不了。”张x说：“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弄清许多人的问题，这就是成绩！”我问：“是不是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审干的秘密目的？如果这样，成绩就大，否则成绩就小。”张x说：“审于是审干，肃反是肃反，不能混为一谈。党不会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我说：“既然肃反没有审干的秘密目的，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能种下冬瓜得扁豆。那弄清许多人的问题就是肃反的副产品，不能说是成绩很大。”我还死死咬住一个理：“你说斗得对，不是缺点，干吗以后又要向他赔礼、道歉？”
周x对林沫说，我的问题十分严重，他们和我没有共同语言，应该把我的言论向（人民日报）记者部反映一下，林沫是记者站的站长，不然对他不利。林沫对我说：“连朋友们都说和你没有共同语言，这个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你应该好好考虑”。就把我的言论写了下来，由我在字句上加以修改，寄给记者部。信上还说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与我斗争。我十分坦然，以为中央的水平比地方要高一些，不会草木皆兵，对我大惊小怪，不几天，支部开大会批斗我，说右派分子反对肃反，你也反对，和他们站在一起了。我说：“我不是反对肃反，我是对肃反斗争会有意见。如果斗出真的反革命分子，我拍手称快；如果斗的是自己人，那就不应该。”人们大喊小叫，一个个舌头像快刀、牙齿像枪刺，向我砍杀过来。我一点也不害怕：“你们不了解我，（人民日报）的同志们是了解我的！”钦达木尼在旁边帮腔：“你们不了解刘衡，她比较正直、稳重、水平高！有次，内蒙古党委一位领导要她在报上为他们向中央呼吁经费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只能写内参，不好在报上发表，拒绝了。”
钦达木尼是蒙旗人，以后也成了农牧部的斗争对象。因为他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批评大汉族主义，就说钦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大家怎样批斗他，我不知道。钦达木尼对我说：“这篇稿子是我和林沫合写的，署名时他在我前面，现在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头上！”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双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饮被划成右派分子。
这当间，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他，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他和我哥哥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记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调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里。
陕西记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我和他聊天。谈到（湖北日报）报道我父亲是耿伯钊反党集团，上边写的许多不是事实。袁良说：
“《湖北日报》报道不真实，你应该写信告诉他们”。我说：“我才不！我一告诉他们，他们还以为我包庇父亲。我应该避嫌疑！”转念一想：“为了避嫌疑，保护自己，不去告诉（湖北日报），是不对的！”我应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