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几天，陈x对我比较友好，洋洋得意地向我夸耀：“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右派分子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不像是在革命队伍里呆了好多年的，就像是一个才参加革命的小青年。”
他说我是思想认识问题，叫我好好清理一下思想：“大家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你跟他们（指另外几个被批斗的人）不一样。”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上边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在对党内的右派，特别是对有较长党龄的党内右派作斗争中，有些同志所以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还因为他们过于看重这些人的‘党龄’。他们总认为，他们这些人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有功劳的，同时又是自己的同事、老部下……要知道，我们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组织，不是温情主义的小集团。温情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我们党只能起腐蚀和瓦解的作用。”
汪x（记者部副主任、支部书记）批评陈x右倾，不应该对我那样温和，陈x立刻对我变脸、疾言厉色了。本来嘛，历次运动中的打手当然要考虑：温情”的后果，他不能为某个下级影响自己的仕途。但我没有失望，因为社论上还有一段：“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必须严肃，决不应该有任何的姑息宽容。这当然不是说，在划党内右派分子时可以草率从事。”
9月23日，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在反右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党内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克服。”
党中央一催再催，反右派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来了。（人民日报）是共产党员的大本营，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农村部主任林韦原先对我说：“你在革命队伍长大，谁不知道你？我们会帮你说话的”。现在，他为难了，说：“党中央发了脾气，不好办了。”报社从武汉弄来我给父亲写的全部信件，汪X叫我交出父亲写给我的信，并打印出来。我一点也没想到这种“抄家”行动是侵犯我的“人权”，反而十分高兴，放心，以为很快可以回内蒙古。谁知汪X看了来往信件，硬说我让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是给他出坏主意，破坏反右派斗争。肖风也为我惋惜，说我有包庇父亲的行动丁。
我的思想被摘乱了，以为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就把打印件给李克林（党总支委员）看看。李克林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立场是有点模糊，但不是什么坏主意。”以后汪x再一股劲说我包庇父亲时，我恼火了：“你就恨不得把我打成右派，人家李克林看了信，不像你那样”（以后反右倾时，批斗李克林。”“同情右派分子刘衡”成了她的一条罪状。）报社要开全社职工大会批斗我们了。临开会时，汪X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向我解释：“这不是哪个个人决定的，是党决定的”。我说：“我现在明白了，我和我父亲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她满脸通红，说：“是不是政治问题现在还说不定”。但在批斗会上，她又恢复了她穷凶极恶的样子，对我无限上纲。肖x批斗我说；“你说，是汪x划的你。光这一条，划你是右派，就没有错！”以后，陈x对我说：“你们都恨汪X，其实，汪X的后台是我！“你们瞧不起汪X，其实，她的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
批斗大会后，我们好些人被派到图书馆干活。有天，党总支办公室的萤xx把我叫去，要我在政治结论上签名。我去时，裴达正在他的结论上签名，姜XX对他十分温和、客气。轮到我时，我不肯签，说上面讲的许多不是事实。姜xx拍着桌子大骂：“你的态度最坏，明天还要开大会斗争你，要加重你的处分！……你只管事实部分，政治结论是党下的，你怎么不相信党？”我本想写一句“我不同意这个政治结论”，但一看他可怕的样子，就像他的巴掌马上要打在我身上一样，不敢写了。光对结论上不合事实之处予以说明，签上名。回到图书馆，我一边干活，一边眼泪叭叭掉。在旁边被射成右派分子的蒋元椿对我说：“你怎么搞的？在革命队伍这么多年，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我问：“什么道理？”他说，“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总是有人要牺牲的。苏联就有许多例子。”我问：“什么例子？”他说：“像《巧克力》”。
《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是苏联的一部小说。写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位名叫佐丁的领导人错用了一位舞女当秘书。那位舞女与白军有勾结，利用佐丁的名义向人们敲诈勒索。不久，白军反攻，人民不肯抵抗。上级知道佐丁罪不至死，但当时情况紧迫，没有时间向人民说明真相，只好把他枪毙。佐丁为了党的利益，自觉自愿地走向刑场，而且感到光荣。我对蒋元椿说：“如果党要我牺牲，会告诉我的，就像告诉佐丁一样。党不告诉我，我就不盲目牺牲”。蒋元棒说；“党不告诉你，你自己应该这样想。”
我是在1941年到陕甘宁边区不久，看到这本小说的。1943年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我正在关中分区关中师范教书。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从延安带来了一批自称特务的人，号召大家坦白交代。有一位名叫陈英的女同志现身说法，说她在延安怎样拉拢一些人搞小圈子、搞小广播、摘自由主义，破坏党、破坏边区。还说，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地下党都是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等等。我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年丰上台说自己是特务，我也跟着说。下台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就问陈英：“我们在西北大学时，在党领导的读书会里，都是读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去边区时，党都是叫我们好好工作，并没有叫我们搞破坏！”她说：“我们也是这样呀！”我问：“原先不知道自己是假共产党员的现在也变成特务了吗？”旁边一位领导同志赶忙拦住我：“你不要到处说你不是特务，不是假共产党，你破坏整风！”我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当特务的是极少的，怎么到了解放区，特务会这么多。我立刻想起了《巧克力》。佐丁临刑前的一些内心独自震动了我：“死的本身我们永远不会感觉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死。对于活人是没有死的，而死人又感觉不到它。一看那佐丁的榜样呀，他是个恶棍，他一时为了过去而忘了未来！他像一只下流的畜牲一样，像一只狗一样被枪毙了”。“让佐丁那个下流的臭名爬进人们的脑袋吧。从今以后，让它变成卑鄙和下流的象征，变成背叛那最忠实的、最纯洁的永久的主义和永久的革命的象征，而安慰一切在这挺进的运动中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共产主义的存在只是为着未来，只是为着不幸的人们的幸福。为了这个缘故，此刻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
我想：“既然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脏了共产主义的清水，就让大家把我们当成特务吧，让大家说：‘不要学刘衡呀’！同时为了促使真正的特务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当成什么，我都愿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荣！”
不久，抢救运动进行甄别，证明绝大部分人是假坦白。我又想起（巧克力）中，领导向佐丁讲的不得不枪毙他的理由：“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群众决不会了解冗长的辩解的。群众只懂得单音的yes或no”。我想：“这不是把群众当成阿斗，污蔑群众吗？这本书可能有问题。”听说当年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巧克力），拿佐丁做榜样。
十多年过去了，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又想起了这本书。蒋元椿一提，感到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去向这本书的译者林淡秋（编委、文艺部主任）：“《巧克力》不见再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回答：“没有听说”。于是，《巧克力》有没问题，成了我心中的难解之谜，只好不去想它。
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中央指示：被触为右派的党员，一律开除。记者部要开支部大会，开除我的党籍了。我痛苦得死去活来，林沫原先照顾着我，陪我到饭馆吃饭。慢慢，不愿和我一块上街了。他多次劝我，不要摆出一种不服气的架势，要低头哈腰，唯唯诺诺、表示认罪，给人一个“态度好”的印象。他埋怨我：“你的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因为态度不好才被划成右派的！”他责备我：“你太不懂事了！党说你是右派，你承认了，以后证明你不是的，难道党会责备你当时的承认是说假话吗？会有这样的道理吗？”我痛苦得写不出检查，他帮我写了一个，说了一些大家都在重复的话，如：我对不起党，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感谢党对我的挽救，我要低头认罪，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由我抄写，签上我的名，交给汪X。林沫说：“你态度好一点，人家不会划你；即使划了，处分也会轻一些……现在后悔也迟了。开除党籍是最后一关，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要被开除。不要临走还给大家一个坏印象！”我满口答应。
1956年9月八大通过的党章，是党执政以后的第一个党章。
我学习它，仔细寻找我的不足之处。准备大家一说开除，我就举手。
一天晚上，记者部开支部会了。林沫到内蒙古交代工作，准备搬家（内蒙古记者站三个人，我和钦达木尼两个成了右派，林沫这个站长当不成了，因此把他调回北京），无法参加。其他一些老记者有的说要找人谈话，有的说要赶写稿子，找出各种理由，拒绝出席。光是汪x领着傅x等一批年轻人乱起哄……这是我当时的感觉。
汪X当主席，先开除林钢。林钢十分沉痛地说，他因为不好好进行自我改造，以至沦为可耻的右派。他以后要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说着说着，伏在桌上哭了。汪x连忙说：：林钢有悔改之意，我们十分欢迎，建议行政给他较轻的处分。现在举手表决……林钢在被开除前，还有表决权，自己可以表态……现在，同意开除林钢的请举手！…轰”地一声，到会的人都举起了手。林钢举起了手，我也跟着举了手。
轮到开除我了，汪x叫我表态。我说：“我也同意被开除……”
汪x不等我说完，就插嘴：“你同意？讲一讲理由！”我说；“我感到我不够党章说的党员八项条件……”傅x赶忙说：“我们也不够！
我们开除你，不是因为你不够条件，是因为你沦为可耻的右派！”我一下子愣住了。汪x说：“你攻击肃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鸣不平……”我说：“我不是在鸣放期间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反右以后向党汇报思想，怕又斗错了自己人。”汪x吼：“你哪里是汇报什么思想？反右派了，一些党外右派不敢讲话了，你仗着自己是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党内继续向党进攻！”从外表看，我讲的话的确是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如果仔细分辨，就能找到我们之间的不同。我不是要共产党下台，而是出主意，要在台上的共产党更好地团结人民、领导人民呀！可是当时有谁去仔细分辨这个不同呢？汪x见我不发一言，接着又说：“你还给你父亲出坏主意……”本来我在肃反、胡风问题上的意见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似，根据这些划我右派还有点道理，但一提我父亲，我立刻清醒了：“我叫父亲找党员、找《湖北日报》，怎么会是什么坏主意呢？”汪X说：“不管不管！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开除刘街的请举手”！
“轰”地一声，大家举起了手，我没有举。汪X又说：“不同意的请举手！”我也没有举。汪X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现在迷糊了，我弃权。我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回答你。”眼看就要散会了，我准备了好几天要“低头认罪”的话一个宇也找不着了，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家对我的印象是好、是坏，行政处分是轻、是重，我已毫不考虑。从我的心底突然发出一阵从来没有准备、从来没有想过的吼声（也就是我灵魂深处的吼声）：“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不是右派分子！你们开除我，并不能把我吓倒！我以后有什么思想，还是要汇报的！”汪x赶忙挡住：：你看你看，这个右派分子刘衡最近交给我一个检查，我满以为她的态度变好了，有改悔之心，准备让行政给她较轻的处分。现在你看，她凶恶的面貌又暴露了！
她死不甘心，临走还要放一次毒！一个党员向党汇报思想，党就要开除她的党籍，你说党多残酷呀，党内多黑暗呀！”我说：“不是党内黑暗，是你们的工作有偏差！。我并不想和人顶嘴、吵架呀，我并不想最后还要在党内给人留下一个坏印象呀，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毫无办法。“第二天，我冷静下来，告诉汪x，我不同意被开除，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她偷偷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听说开除的事经支部同意后，还要经中直党委批准。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中直党委会冷静、慎重一些。我对陈x说：“请你们千万不要马上登报”。我想，报社的领导喜欢赶热闹、表现自己的成绩。如果冒冒失失一登报，就没法更正了。我们更有嘴没处说、有冤无处伸了。谁知不说倒好，一说，在1958年1月6日，报纸就登出，（人民日报）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沫从内蒙古回来后，知道我的态度无法改好，也无可奈何。
他听说我已被开除，虽然是在他意料之中，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对我说：“真想不到，就像做梦一样。”田流（记者部副主任）对林沫说：：原先我们都把党当成妈妈，以为对妈妈无话不说。现在才知道，对妈妈也不能胡说八道”，汪x对林沫说：“现在看来，和上级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我过去在工业组，跟组长王揖关系不好，他就把我调出，我就到记者部来了”。肖x对林沫说：“刘衡以为划她右派，是假的，是我们在演戏。现在，报纸都登了，是演戏不是？”
我问蒋元椿，“在开除你的支部大会上，你自己举手没有？”他笑着说：“以前在陕北，中央要开除刘志丹的党籍，他自己也是举了手的”。我根惊讶，党员在接受错误处分的时候，为什么不据理力争，为什么要说假话，隐瞒自己的观点，难道这就是党性强吗？
接二连三的打击把我打蒙了，我不相信这就是盖棺论定。也不相信中央党报人员的水平真的那样低下，真的分不清敌我，可是，为什么党要这样划我呢？对我更是一个难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