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塞万提斯与人打了一架，拔剑将那人刺伤，为避免遭受处罚，他开始了长久的逃亡生涯，一直流浪到海外，在异乡报名参军，加入海军舰队，成为一名火枪手。他的装备是火枪和佩剑，腰上挂着装有发射药和引火药的罐子、子弹袋、装子弹的通条、取擦枪布的钩子、刮刀、火镰、火石和硫磺火绳。他参加了一场海战，当时他正生病，发着高烧，呕吐不止，指挥官批准他撤到船舱里休息，但是他不愿退出战斗，最后他中了三枪，两颗子弹打在胸部，一颗击中了他的左手，这只手后来萎缩干枯，终生不治。
塞万提斯这样跟牛皮唐谈起过他的左手：“它很美，因为它是在一次史无前例、后无可比的值得纪念的崇高机遇中获得的。我的伤口不会在别人眼里大放异彩，知道它的来历的人却会肃然起敬。”
光荣负伤没能给他带来升迁，他决定回国，此时他离开家乡已经六年了，这期间没有留下一篇文章。他请统帅为他向国王写了推荐信，希望借此在家乡得到一个体面的职位。他带着信件上船，同行的还有另外三艘船，在航行到一半的时候，船队遭到风暴的袭击，他乘坐的船掉了队，被海盗发现了，于是海盗向他们发起攻击，占领了那艘船，俘虏了包括塞万提斯在内的大部分船员和乘客。
海盗们把塞万提斯带到俘虏星，在他身上搜出写给国王的推荐信，于是认定他是一位重要人物，因此把他的赎取金定为五千金币，虽然后来降到五百金币，可仍然比其他俘虏的赎金高很多。
塞万提斯被关在称为“俘虏营”的监狱里，也就是牛皮唐最初关的地方，在那里等钱赎身。他声明自己穷困，也没有家产，可得不到理会。为了标明他是待赎身的俘虏，有人给他套上一条锁链。俘虏们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但最苦的是时刻耳闻目睹奴隶主对囚徒施加暴行。奴隶主每天为了不足道的小事，或者竟平白无故，把自己的俘虏有的绞死，有的棒打，有的割掉耳朵。不知是何原因，唯独塞万提斯获得了宽待，其实他多次企图逃跑，如果换了别人，早就被处死了。他本人也害怕要受这样的刑罚，可是那奴隶主从没有打过他，也不叫人打他，也不骂他。
在监狱中，他开始写《吉诃德传》。至于为什么要写那位吉诃德先生呢？用塞万提斯的话说：“我脑子原本空乏，生性懒惰，能孕育出什么样的果实来呢？世上一切苦难惨痛、一切悲鸣哀声，都聚集在监牢里，那里诞生的孩子，免不了皮肉干瘦，脾气古怪，心思别扭。”
书出版了，大受读者欢迎，却招到其他作家的诋毁，他们不相信一个俘虏能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带着嫉妒的语气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对他冷嘲热讽。实际上，塞万提斯瞧不起那些人，在书中序言部分，他讽刺了自以为是的学者、教授、院士、以及拙劣的剧作家和修辞学家。《吉诃德传》迅速成为畅销书，但作者的稿酬很低，再加上盗版横行，塞万提斯所得无几，没有挣到糊口的钱，依然一贫如洗。他病倒了，好像突然中风一样，虽然后来身体慢慢康复，却失去了写作的才能，变得像个疯子似的，幻想自己是个玻璃人。他不再被关在监牢里，成天在大街上转悠。曾经有人受他家人的委托，带着赎金来赎他，可是赎金的数量不够奴隶主要求的五百金币，因此他不得不继续留在俘虏星。
牛皮唐渐渐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对他说：“玻璃博士，你是从老家逃出来的，我也是的。我父亲常常打我，我又不爱上学念书，就溜走了。咱们一样都是流浪汉。”
塞万提斯回答说：“儿子挨父亲打，算不上可耻，不用心念书却是可耻。”
“道理尽管如此，可是当时我一心想离开家向远方去。大概是我太顽皮了。”
“你怎么离开家的？”
“这事说来好玩儿，每次回想的时候我都会笑。”牛皮唐放下凿石头的錾子，擦擦额头上的汗珠，说道。“我老家在中国河南乡下，穷得叮当响。我有个叔叔在深圳打工，来信说那边好挣钱，叫我父亲也过去跟他一起干，并寄来五百块钱让他买火车票。钱是我去邮局取的，取完后我没回家，直接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深圳的车票，然后就上了火车。那时我9岁。
“我坐了几天火车，稀里糊涂到了深圳，下车后我用剩下的几块钱给叔叔打了电话。听说我瞒着家人来到深圳，叔叔火冒三丈。他没来接我，留给我一个地址，让我自己搭车去找他。费了好大周折，我总算找到叔叔的住处，那是个破破烂烂的小屋子，里面硬塞着十来个人。有个女的跟我叔叔住在一起，但从来没搭理过我。我叔叔已经成家了，他老婆，也就是我的婶婶，一个人在河南老家带着两个孩子。
“我叔叔待我很冷淡，不给我做饭，每天丢给我五块钱，让我自己买东西填肚子。他没完没了地跟我唠叨，说是养不起我，叫我趁早回家，我一气之下就跑了，一路跑到一块荒僻的、到处是垃圾和臭水沟的地面，看见一个废弃的大集装箱。集装箱里住着许多人，有像我一样的流浪者，有小偷，有贩毒的。很奇怪——我说不清为什么——虽然那地方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我却喜欢上了那里，那是我过得最快活的时期，直到现在我心里还老是惦记着。
“在集装箱里我认识了我姐，一个大我几岁的女孩。她教会了我两样东西，一是抢劫，二是偷窃。她有一辆摩托车，每当出去找钱，她便驾着摩托，我坐在后边，专挑独自行路的女人下手，要么抢她们的包，要么抢她们脖子上戴的金链子和耳朵上挂的耳环。干这一行风险大，成功与否全看老天爷关照不关照。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失手了，被几个人拦住，打倒在地。他们有男有女，将我们俩用铁丝绑在铁栏杆上，拳打脚踢。我耳朵、鼻子和嘴巴鲜血直冒，疼得直叫唤，求他们饶了我俩，可是不起啥作用。我很佩服我姐，她昂着头，朝虐待她的人怒目而视，甚至把口中的血水吐到他们身上。他们更恼火了，先把我姐打得昏死过去，接着又几巴掌给我打晕了。他们打累了，骑着我姐的摩托扬长而去。他们管那台摩托叫‘赃物’。既然是赃物，他们为什么要占为己有呢？我俩在栏杆上挂了一晚上，过路的谁也不放我们下来，后来到了清早，还是一个要饭的救了我们的命。那个要饭的我认识，正经事不做，专门乞讨，天天早上要赶回家送儿子去私立的贵族学校。我还记得那是我去深圳的第二年，我刚过10岁生日没几天，过生日的时候我姐还带我去吃了一顿羊肉火锅。
“第三年，我父母在老家的房子被人强行用推土机给推倒了，说是要在那里盖高级洋房。父母本想待在屋里保护房子的，可是给人花言巧语骗了出来，几个大汉把他俩死死按在地上，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住了几辈的老屋不消几分钟就垮掉了。他们不服气，到处告状，结果被警察抓了去，硬是给关了一个月。幸亏亲戚们凑了些钱，四下打点，总算给放了出来。父母没地方可去，只好一路流着眼泪也来到深圳，租了一家小铺面，给人家修自行车，也销我偷来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干这个挺赚钱，可我开始成了警察局的常客，拘留所、看守所、劳改场，我全去免费旅游过。
“我最后一次被抓，都是给一个西瓜害的。我打扮成学生模样，背着书包，进到一个住宅区，正准备挑摩托车下手的时候，突然一阵肚子痛。我头天晚上刚吃了半个西瓜，吃的时候觉得味道不对，明白一定是黑心瓜贩子打药进去了，可我当时没在意，因为哪个瓜贩子不给他卖的西瓜打药呢？这个药早不发作晚不发作，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我的肚子找碴儿。我手忙脚乱地跑到矮树丛中救急，没料到有个保安刚好路过，闻到气味，就把我逮住正着。就这样，我再次坐了牢。你说说看，作家先生，我连偷还没开始偷，怎么能说有罪呢？”
“你没罪，孩子，”玻璃博士静静地听完，说道，“有罪的是社会，是除孩子以外的每个人。”
“我有个主意：你把我的经历写到你的小说里吧。”
“已经写了，写到我脑子里了。”
“说真的，我不认识多少字，没看过小说。诗我学过几首，现在还背得出来。你算不算是诗人？”
“我没那么笨，也没那么大胆，去当什么诗人。”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没有那么笨，做一个坏诗人，也没有那么大胆，自以为能做一个好诗人。”塞万提斯说。
他发表了一通对这个话题的意见。对于诗人，他评价很低，对于诗歌，他评价极高。他说，在那数不清的被礼节性地称作诗人的人当中，好诗人少得可怜，而坏诗人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诗人。他十分尊重诗这门技艺，认为诗包含了一切艺术，使人获益，使世界获益。他说：
“我知道得很清楚，什么样的诗人才叫好诗人，好诗人到底好在哪里。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句：
“‘诗人是古代神明与君主的宠儿，
往昔的歌者获得莫大的荣耀，
诗人的名字与伟大和崇高相连，
往往受到慷慨的馈赠。’
“我知道诗人应该具有的品质，哲学家柏拉图把诗人称作上帝的解说者，奥维德说诗人是这样的人：
“‘神在我们心中，
我们为他所激动。’
“他还说：
‘诗人是神圣的，
受到热爱崇高的人的号召。’
“这些说的都是好诗人。至于坏诗人，也就是那些喋喋不休、装腔作势的人，我只能说他们是这个世界的白痴和暴徒。听听这些坏诗人怎样互相吐口水的吧！这些没羞没臊的骗子从古代大师那里偷窃了一星半点，就开始恶意地吹毛求疵，批评闪着光芒的真正诗人。对于他们这些行为，我能说些什么呢？真正的诗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表现神圣和崇高，却让无知无识的冒充诗人轻视、糟蹋。这些冒牌货完全不懂得为何写诗，竟也敢批评自己不懂的东西，厌恶自己无法领会的美。这种虫子一样的东西只想爬到别人背上，好在别人的荣耀下窃取一席地位。这种厚颜无耻的东西，你叫我怎么尊重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