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青春文学六星社的少年们:寻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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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玻璃博士(2)

年轻的塞万提斯与人打了一架,拔剑将那人刺伤,为避免遭受处罚,他开始了长久的逃亡生涯,一直流浪到海外,在异乡报名参军,加入海军舰队,成为一名火枪手。他的装备是火枪和佩剑,腰上挂着装有发射药和引火药的罐子、子弹袋、装子弹的通条、取擦枪布的钩子、刮刀、火镰、火石和硫磺火绳。他参加了一场海战,当时他正生病,发着高烧,呕吐不止,指挥官批准他撤到船舱里休息,但是他不愿退出战斗,最后他中了三枪,两颗子弹打在胸部,一颗击中了他的左手,这只手后来萎缩干枯,终生不治。

塞万提斯这样跟牛皮唐谈起过他的左手:“它很美,因为它是在一次史无前例、后无可比的值得纪念的崇高机遇中获得的。我的伤口不会在别人眼里大放异彩,知道它的来历的人却会肃然起敬。”

光荣负伤没能给他带来升迁,他决定回国,此时他离开家乡已经六年了,这期间没有留下一篇文章。他请统帅为他向国王写了推荐信,希望借此在家乡得到一个体面的职位。他带着信件上船,同行的还有另外三艘船,在航行到一半的时候,船队遭到风暴的袭击,他乘坐的船掉了队,被海盗发现了,于是海盗向他们发起攻击,占领了那艘船,俘虏了包括塞万提斯在内的大部分船员和乘客。

海盗们把塞万提斯带到俘虏星,在他身上搜出写给国王的推荐信,于是认定他是一位重要人物,因此把他的赎取金定为五千金币,虽然后来降到五百金币,可仍然比其他俘虏的赎金高很多。

塞万提斯被关在称为“俘虏营”的监狱里,也就是牛皮唐最初关的地方,在那里等钱赎身。他声明自己穷困,也没有家产,可得不到理会。为了标明他是待赎身的俘虏,有人给他套上一条锁链。俘虏们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但最苦的是时刻耳闻目睹奴隶主对囚徒施加暴行。奴隶主每天为了不足道的小事,或者竟平白无故,把自己的俘虏有的绞死,有的棒打,有的割掉耳朵。不知是何原因,唯独塞万提斯获得了宽待,其实他多次企图逃跑,如果换了别人,早就被处死了。他本人也害怕要受这样的刑罚,可是那奴隶主从没有打过他,也不叫人打他,也不骂他。

在监狱中,他开始写《吉诃德传》。至于为什么要写那位吉诃德先生呢?用塞万提斯的话说:“我脑子原本空乏,生性懒惰,能孕育出什么样的果实来呢?世上一切苦难惨痛、一切悲鸣哀声,都聚集在监牢里,那里诞生的孩子,免不了皮肉干瘦,脾气古怪,心思别扭。”

书出版了,大受读者欢迎,却招到其他作家的诋毁,他们不相信一个俘虏能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带着嫉妒的语气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对他冷嘲热讽。实际上,塞万提斯瞧不起那些人,在书中序言部分,他讽刺了自以为是的学者、教授、院士、以及拙劣的剧作家和修辞学家。《吉诃德传》迅速成为畅销书,但作者的稿酬很低,再加上盗版横行,塞万提斯所得无几,没有挣到糊口的钱,依然一贫如洗。他病倒了,好像突然中风一样,虽然后来身体慢慢康复,却失去了写作的才能,变得像个疯子似的,幻想自己是个玻璃人。他不再被关在监牢里,成天在大街上转悠。曾经有人受他家人的委托,带着赎金来赎他,可是赎金的数量不够奴隶主要求的五百金币,因此他不得不继续留在俘虏星。

牛皮唐渐渐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对他说:“玻璃博士,你是从老家逃出来的,我也是的。我父亲常常打我,我又不爱上学念书,就溜走了。咱们一样都是流浪汉。”

塞万提斯回答说:“儿子挨父亲打,算不上可耻,不用心念书却是可耻。”

“道理尽管如此,可是当时我一心想离开家向远方去。大概是我太顽皮了。”

“你怎么离开家的?”

“这事说来好玩儿,每次回想的时候我都会笑。”牛皮唐放下凿石头的錾子,擦擦额头上的汗珠,说道。“我老家在中国河南乡下,穷得叮当响。我有个叔叔在深圳打工,来信说那边好挣钱,叫我父亲也过去跟他一起干,并寄来五百块钱让他买火车票。钱是我去邮局取的,取完后我没回家,直接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深圳的车票,然后就上了火车。那时我9岁。

“我坐了几天火车,稀里糊涂到了深圳,下车后我用剩下的几块钱给叔叔打了电话。听说我瞒着家人来到深圳,叔叔火冒三丈。他没来接我,留给我一个地址,让我自己搭车去找他。费了好大周折,我总算找到叔叔的住处,那是个破破烂烂的小屋子,里面硬塞着十来个人。有个女的跟我叔叔住在一起,但从来没搭理过我。我叔叔已经成家了,他老婆,也就是我的婶婶,一个人在河南老家带着两个孩子。

“我叔叔待我很冷淡,不给我做饭,每天丢给我五块钱,让我自己买东西填肚子。他没完没了地跟我唠叨,说是养不起我,叫我趁早回家,我一气之下就跑了,一路跑到一块荒僻的、到处是垃圾和臭水沟的地面,看见一个废弃的大集装箱。集装箱里住着许多人,有像我一样的流浪者,有小偷,有贩毒的。很奇怪——我说不清为什么——虽然那地方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我却喜欢上了那里,那是我过得最快活的时期,直到现在我心里还老是惦记着。

“在集装箱里我认识了我姐,一个大我几岁的女孩。她教会了我两样东西,一是抢劫,二是偷窃。她有一辆摩托车,每当出去找钱,她便驾着摩托,我坐在后边,专挑独自行路的女人下手,要么抢她们的包,要么抢她们脖子上戴的金链子和耳朵上挂的耳环。干这一行风险大,成功与否全看老天爷关照不关照。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失手了,被几个人拦住,打倒在地。他们有男有女,将我们俩用铁丝绑在铁栏杆上,拳打脚踢。我耳朵、鼻子和嘴巴鲜血直冒,疼得直叫唤,求他们饶了我俩,可是不起啥作用。我很佩服我姐,她昂着头,朝虐待她的人怒目而视,甚至把口中的血水吐到他们身上。他们更恼火了,先把我姐打得昏死过去,接着又几巴掌给我打晕了。他们打累了,骑着我姐的摩托扬长而去。他们管那台摩托叫‘赃物’。既然是赃物,他们为什么要占为己有呢?我俩在栏杆上挂了一晚上,过路的谁也不放我们下来,后来到了清早,还是一个要饭的救了我们的命。那个要饭的我认识,正经事不做,专门乞讨,天天早上要赶回家送儿子去私立的贵族学校。我还记得那是我去深圳的第二年,我刚过10岁生日没几天,过生日的时候我姐还带我去吃了一顿羊肉火锅。

“第三年,我父母在老家的房子被人强行用推土机给推倒了,说是要在那里盖高级洋房。父母本想待在屋里保护房子的,可是给人花言巧语骗了出来,几个大汉把他俩死死按在地上,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住了几辈的老屋不消几分钟就垮掉了。他们不服气,到处告状,结果被警察抓了去,硬是给关了一个月。幸亏亲戚们凑了些钱,四下打点,总算给放了出来。父母没地方可去,只好一路流着眼泪也来到深圳,租了一家小铺面,给人家修自行车,也销我偷来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干这个挺赚钱,可我开始成了警察局的常客,拘留所、看守所、劳改场,我全去免费旅游过。

“我最后一次被抓,都是给一个西瓜害的。我打扮成学生模样,背着书包,进到一个住宅区,正准备挑摩托车下手的时候,突然一阵肚子痛。我头天晚上刚吃了半个西瓜,吃的时候觉得味道不对,明白一定是黑心瓜贩子打药进去了,可我当时没在意,因为哪个瓜贩子不给他卖的西瓜打药呢?这个药早不发作晚不发作,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我的肚子找碴儿。我手忙脚乱地跑到矮树丛中救急,没料到有个保安刚好路过,闻到气味,就把我逮住正着。就这样,我再次坐了牢。你说说看,作家先生,我连偷还没开始偷,怎么能说有罪呢?”

“你没罪,孩子,”玻璃博士静静地听完,说道,“有罪的是社会,是除孩子以外的每个人。”

“我有个主意:你把我的经历写到你的小说里吧。”

“已经写了,写到我脑子里了。”

“说真的,我不认识多少字,没看过小说。诗我学过几首,现在还背得出来。你算不算是诗人?”

“我没那么笨,也没那么大胆,去当什么诗人。”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没有那么笨,做一个坏诗人,也没有那么大胆,自以为能做一个好诗人。”塞万提斯说。

他发表了一通对这个话题的意见。对于诗人,他评价很低,对于诗歌,他评价极高。他说,在那数不清的被礼节性地称作诗人的人当中,好诗人少得可怜,而坏诗人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诗人。他十分尊重诗这门技艺,认为诗包含了一切艺术,使人获益,使世界获益。他说:

“我知道得很清楚,什么样的诗人才叫好诗人,好诗人到底好在哪里。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句:

“‘诗人是古代神明与君主的宠儿,

往昔的歌者获得莫大的荣耀,

诗人的名字与伟大和崇高相连,

往往受到慷慨的馈赠。’

“我知道诗人应该具有的品质,哲学家柏拉图把诗人称作上帝的解说者,奥维德说诗人是这样的人:

“‘神在我们心中,

我们为他所激动。’

“他还说:

‘诗人是神圣的,

受到热爱崇高的人的号召。’

“这些说的都是好诗人。至于坏诗人,也就是那些喋喋不休、装腔作势的人,我只能说他们是这个世界的白痴和暴徒。听听这些坏诗人怎样互相吐口水的吧!这些没羞没臊的骗子从古代大师那里偷窃了一星半点,就开始恶意地吹毛求疵,批评闪着光芒的真正诗人。对于他们这些行为,我能说些什么呢?真正的诗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表现神圣和崇高,却让无知无识的冒充诗人轻视、糟蹋。这些冒牌货完全不懂得为何写诗,竟也敢批评自己不懂的东西,厌恶自己无法领会的美。这种虫子一样的东西只想爬到别人背上,好在别人的荣耀下窃取一席地位。这种厚颜无耻的东西,你叫我怎么尊重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