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评价颜真卿说：“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东坡题跋》）此语实不为过，颜真卿集前人之大成，变法出新意，确实是中国书史上一位雄秀千秋的人物。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吏部 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曾受杨国忠排挤，出为平原太守，所以也称颜平原。立身刚正，不畏权贵，以义烈闻名于世。77岁时，由于遭奸人暗算，被派往劝降叛将李希烈，为李希烈杀害。
颜真卿于篆、隶、楷、行、草五体，皆纯熟精达。其学书，既有家学熏陶，更有其自身艰苦的磨砺。幼时家境困穷，他就用树枝当笔在黄土墙上练字。后来设法将芦秆儿削尖，如用秃笔一样蘸水写字。对汉魏六朝各家的名碑名帖，都曾下过苦功研习。于初唐书家，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他写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记录了他在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时，先后两次赶赴洛阳和长安，向张旭请教笔法的经过和张旭对笔法的论述。此文亦是我国古代的一篇 重要书论。
颜真卿的书法与其人品一样，历来受到人们的崇敬。“书如其人”，世人以他为书品与人品统一的最高典范，可从其书作中见其伟大人格。欧阳修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代朱长文说：“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 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像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余皆可以类考。”清人冯班也说：“鲁公书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仅就书法而论，颜真卿也不愧为继王羲之之后的又一位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朱长文说颜书：“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的确，颜真卿广收博取，融篆、隶、楷、行于一炉，兼得折钗股、屋漏痕、画沙印泥等笔意，一反姿媚时尚，开创了一种端庄雄伟、方严正大、遒劲郁勃、气势开张的全新书风，用以体现恢弘博大的盛唐气象。颜真卿是唐代新书体的真正创造者，有如杜甫之于唐诗，韩愈之于唐文，吴道子之于唐代绘画，都是属于开创性的大家。所以，苏轼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史载颜真卿书迹有一百三十八件，留存至今的有七十件左右，是唐代存世作品最多的书家。下面分别介绍几件他的楷书和行书杰作。颜真卿的楷书，结体由初唐的瘦长变方形，又以篆、隶入楷，使左右竖划略带弧形，方中有圆，正而不拘，庄而不险，造型如石鼓厚实。巧用藏锋、中锋，横轻竖重，雄浑饱满，多力丰筋，所以人称“颜筋”。传世代表作有《多宝塔感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等。如《颜勤礼碑》，立于大历十四年（779），元、明间湮没，1922年出土，现藏西安碑林。四面刻，存三面，计四十四行，满行三十八字。笔意圆劲，气势开张，结体宽博整肃，又显雍容拙朴。由于久埋地下，字迹未损，较好地保存了颜书的本来面貌，是学习颜书的首选范本。
《颜家庙碑》，刻于建中元年（780），存西安碑林。四面环刻，共三十行，满行四十七字，或五十二字。整体结构圆紧浑厚，强力内涵，是最能体现颜体正书特点的典范之作。清代王澍评此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年高笔老，风力遒厚，又为家庙立碑，挟泰山岩岩气象，加以俎豆肃穆之意，故其为书庄严端悫，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视。”
大历六年（771），颜真卿应文学家元结之邀，为元结的《大唐中兴颂》作擘窠书《大唐中兴颂》，摹刻于永州（今属湖南）祁阳浯溪崖壁上，每字四寸七分大小，是颜体传世的最大楷书。摩崖碑高一丈二尺五寸，宽一丈二尺七寸，文二十一行，满行二十字。元结为文，纯用四言，三句一韵，类似于秦石刻的体制。其文辞峻伟雄刚，灿烂金石，清夺湘流。颜真卿的丹书更是苍雄奇伟，劲拔开张，历代好评如潮。再加上浯溪崖壁是“可磨可镌”的峭石，所以后人以文奇、字奇、石奇誉之，称之为“摩崖三绝”。
初唐四家的行书，虽然也各显风貌，但基本上还是以东晋“二王”的纤丽、典雅、轻灵、婉秀为正宗。颜真卿则冲破藩篱，开创了气势豪放、雄奇苍劲的行书新格局。传世的名作有《祭侄季明文稿》、《刘中使帖》、《争座位帖》等。
乾元元年（758），颜真卿惊悉其侄季明为安禄山叛军杀害的消息，提笔为之起草祭奠文。悲愤激越之中，顾不得章法布局，多处信手涂改，有时墨尽笔枯也来不及及时蘸墨。这篇临文急切、一气呵成的《祭侄季明文稿》，气力充沛，运笔畅达果断，转折处锋毫变换自然精巧，渴笔枯墨大量出现，书法形象极显豪迈、苍凉。由于不是为作书而作书，因而更能充分体现书家长期积累的精湛技艺。前人将此卷与“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比并，称之为“天下第二行书”。
如果说《祭侄季明文稿》是颜真卿在愤怒痛切之情驱使下的“血泪交迸”之作，那么，《刘中使帖》，则是唐王朝军事上节节胜利，快慰之情促使他欣然命笔的“贺捷表”。全帖仅四十一字，重笔浓墨，大幅写意。特别是前段最后的一个“耳”字，独占一行，末画的一竖以渴笔纵贯全行，充分传达了书写人欣喜若狂的欢娱之情。《祭帖》与《使帖》，一悲一喜，均为任情而发的天籁之作，所以，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用“英风烈气，见于笔端”来概括两帖的异曲同工之妙。
“书如其人”。颜体的刚健雄厚、气势磅礴，与颜真卿为人刚直忠烈、疾恶如仇的凛然人品相一致。出于对国家的忠烈，他不畏强暴，不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朝中小人，都敢于正面斗争，贯注了这种精神的书法作品也备受推崇。广德二年（764），代宗皇帝命宰相率百官在安福寺举行“兴道之会”，并设宴欢迎率兵平边胜利归来的郭子仪父子。宴会开始前，右仆射郭英乂置礼仪官不顾，欲取而代之，出面安排他的靠山、官位不高但权势极大的宦官鱼朝恩，居于另一列的首位坐席。百官敢怒不敢言，颜真卿却站出来当面指斥郭英乂无视朝廷纲纪，扰乱祖宗成法的胡作非为。郭英乂只好灰溜溜地退避一旁。宴罢归家，颜真卿仍为朝政紊乱、小人得势忧心如焚，他决定写一封公开信，警告那些气焰嚣张、专横跋扈的郭英乂之流。于是，他展纸挥毫，援笔作书，写成了著名的《与郭仆射书》，因主要是写争兴道之会御宴上座位排列的事，所以又叫《争座位帖》。此帖意在斥责小人谄媚权贵的卑劣行径，充分体现了颜真卿刚强耿直而又朴实敦厚的个性特征。郁怒勃发，信手挥洒，笔势圆劲激越，气势奇古豪宕，是颜真卿行书中的佼佼者，历来亦有与王羲之《兰亭序》为双璧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