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释迦方志》仍然同《大唐西域记》一样，保留了“大乘上座部”。而《传》则只有上座部，把“大乘”去掉了。
僧伽罗国
《释迦方志》下：“寺有数百，僧二万余人，上座部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国人信慕，建立伽蓝，见百余所，僧徒万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
在这里，《方志》只讲上座部，《传》讲的是“大乘及上座部”，加了一个“及”字。这一点法国学者烈维和沙畹已经注意到了，见上面的引文。
跋禄羯婆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十余，僧三百余，习大乘上座部。”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缺。
在这里，《方志》完全与《大唐西域记》相同，使用了“大乘上座部”这个说法。
苏剌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五十余，僧三千余人，上座部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缺。
在这里，《方志》同在僧伽罗国一样，只讲到上座部，没有提大乘。
还有一个材料，我觉得应该在这里提一下。这就是用回鹘文翻译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惜我们目前只能看到羯伽国和僧伽罗国那两段的回鹘文译文。
第一段的译文是：sitaviraki nikay-daq nom t tar（持上座部法教）。
第二段的译文是：maxayan nom tutarlar（，）s（itaviraki）nikay-daq nomta yma（ogra） tin rlar（他们持大乘法，也学习上座部法）。
回鹘文译文完全忠实于汉文原文，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线索。
把上面的材料归纳起来看，《释迦方志》有两处使用了“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同《大唐西域记》完全一样；有两处只用“上座部”，没有“大乘”。整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包括回鹘文译文在内，同《大唐西域记》相应的五个地方的对比的情况如下：
一、摩揭陀国 缺
二、羯伽国 “上座部法”
三、僧伽罗国 “大乘及上座部法”
四、跋禄羯呫婆国 缺
五、苏剌侘国 缺
整个《传》里没有“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传》的作者就是玄奘的弟子，距《大唐西域记》撰成的年代最近，按理说应该最有权威。那么，我们是否就能得出结论，说“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指的是大乘和上座部，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呢？我原来确实这样想过，我没有法子反对《传》这个权威。我认为，当时还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就写成了“大乘上座部”。如果采用标点符号，就应该是“大乘、上座部”。
这也未始不是一个巧妙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曾为此而沾沾自喜过。
然而，不行。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几乎对每一个国家都标明人民的宗教信仰。我只举一些例子：
第一卷
阿耆尼国“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屈支国同上
跋禄伽国同上
缚喝国“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揭职国“并学小乘教法说一切有部”
梵衍那国“宗学小乘说出世部”
迦毕试国“并多习学大乘法教”
第二卷
滥波国同上
健驮逻国
跋虏沙城“并小乘学也”（一伽蓝）“并大乘学也”（一伽蓝）
第三卷
乌仗那国“敬信大乘”
钵露罗国“学无专习”
呾叉始罗国“并学大乘”
僧诃补罗国
大石门“并学大乘教”（一伽蓝）
迦湿弥罗国“并学大乘法教”（一伽蓝）
例子不必再举了。分析以上三卷中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第一，“学无专习”，就是大小乘都学；第二，只讲大乘或小乘；第三，讲明了乘再加上部派。这三种方式可以说是贯穿全书。根据第三种情况，“大乘上座部”只能理解为“大乘的上座部”，两个东西决不能并列。如果标点为“大乘、上座部”，那是违反玄奘的固定的程式的，因而也就是错误的。
然而，众所周知，大乘是不分什么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只有小乘才分。
这个问题怎样来解决呢？
我想从《大唐西域记》中五个讲到“大乘上座部”的地方选出一个先来谈一谈，这就是僧伽罗国。僧伽罗国的“大乘上座部”至少还同其余四国之一的摩揭陀国有关。解决了僧伽罗国和摩揭陀国的“大乘上座部”的问题，也许有助于解决整个的问题。
对于僧伽罗国的佛教信仰，法显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佛国记》中，他提到“无畏山精舍”，又讲到“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诃毗可罗”。这就是锡兰佛教两大教派的名字；但是法显没有讲到它们是两大部派。后于玄奘几十年的义净在讲到锡兰佛教时说：“师子洲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锡兰当时流行的确实是小乘上座部。但是，事实上大乘的影响也从未间断。同上座部并行的还有一个佛教宗派——方广部，巴利文叫做Vetulla，梵文是Vetulya。这个字同Vaipulya，Vaidalya，Vaitulya是一个字的不同形式，都来自俗语的Ve（y）ulla和Vevulla（扩展的意思）。Vaitulyavdin指的就是大乘。Vaitulyapitaka的语言就是大乘使用的语言——梵文。这部藏经据说是阿育王时代一些异端婆罗门编纂成的。在这里面，佛被说成是一个幻影，同《大事》（Mah vastu）的思想差不多。这种学说有的学者称之为前大乘学说。玄奘所谓的“大乘上座部”指的就是这个部派。着名的巴利文注释家觉鸣称之为Mah sunnat vadin（Kvu A167）。缅文版读作 Mah punnat vadin。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个别学者还持异议，但是Vetulla指的是大乘，恐怕无法否认。在巴利文中，Vetullav da 引伸而有“邪说”的含义，换句话说，小乘认为大乘是邪说。这个Vetullav da 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无论如何，这个“邪说”曾受到许多国王的批判与迫害。公元302至322年在位的国王oth bhaya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崇信 Vetullav da的是属于无畏山住部的僧侣，这个部派也叫做hammaruci 部，它在Vattagmini 王（公元前29至17年）在位时即已形成。在印度部派表上，无畏山住部、摩诃毗可罗住部和Jetavanav sin（逝多园住部）被列为上座部的三个支派。无畏山住部的僧侣和逝多园住部的僧侣也并不都皈依大乘，大乘不是这两个部派的正式学说。摩诃毗可罗住部（大寺住部）也并不始终不渝地保持了上座部的传统。
在佛教史上，大乘和小乘的形成，与部派的形成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部派最初形成时，主要分歧是在律的方面。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产生了教义方面的分歧。但是，只有少数的部派最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义。比较晚出的典籍中提到的那四个主要部派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在这四个有独立教义的部派中，有两个小乘部派和两个大乘部派。这两个小乘部派，同大乘一样，也影响了锡兰上座部哲学的发展。但是，决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锡兰也有说一切有部和经量部的僧侣集团。在律的方面，锡兰的三个上座部的分支都始终忠于上座部的律。教义方面受的影响，与教派的从属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Louis de La Vall e Poussin 认为，在每一个佛教部派（尼柯耶 Nik ya）中，都有两个集团：一个大乘集团，一个小乘集团。一个佛教僧侣必须从属于一个部派，他在这个部派中出家，这个部派的律他必须严格遵守。但是他可以采用大乘教义，而不必脱离这个部派。
采用什么样的大乘教义呢？这里要说一说小乘向大乘过渡的情况。大家知道，大乘学说不是一天早上就形成了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决定这个过程的有僧团内部的矛盾，但是更重要的是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印度学者Nalinaksha Dutt 所谓的“半大乘”，指的就是这个过渡阶段。大乘是从小乘中逐渐演变发展出来的，但是在过渡期间受社会政治经济影响而形成的许多学说反过来又渗入小乘佛教教义中，关于这个教义，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比如行（梵文cary，巴利文cariy），波罗密多（p ramit）等等都是。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功德转让的学说，小乘的重点是强调个人修行，积累功德，经过艰苦的努力，最后达到涅盘的境界。这样的要求对于那些小国家已经够了。它可以帮助统治者达到麻醉人民的目的。但是随着大帝国，比如说阿育王的帝国的出现，这样的教义就显得太狭隘，不能满足大帝国的需要。因此就必须加以改变。小乘强调个人努力逐渐向着强调信仰的方向发展，只要真心向佛，虔诚皈依，没有个人努力也能够成佛作祖。再发展下去，发展到了极端，就形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信仰，这真是佛海无边，博大宽容，只要沾上一滴水，就能涅盘升天。这样的意识形态，对于大帝国是再有利不过了。功德转让的学说就属于这个范畴。大乘佛教认为，佛与菩萨有无量无限的功德果，可以让皈依者分享。这种思想在小乘中已经有所表现，探讨这个问题的东西学者为数甚多，我在这里不再详细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