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粉墨留痕:新中国节目单和入场券珍藏故事
48876600000015

第15章 入场券发展变化之我见

这里,说说我对建国后,北京演出券发展变化的一些浅见。

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七岁多。那阵儿,我看到的都是走街串巷江湖艺人的演出,没有演出券那么一说。他们走一路,演一路,只要你愿意看,跟在他们后头走就是了。

到了九岁多时,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天桥。相声、评书、摔跤、变戏法、拉硬弓、耍大刀等一类摞地的演出,对我的这样的小孩,一律白听白看;人家打钱的时候,你觍着脸,在那里“站脚助威”就是了。可是,到园子、场子里听戏、看电影,到布围子看杂技表演,就得掏钱买票了。但我记得那时也没有演出券,给钱就让进场。有一次,我在新民影院看了场《夏伯阳》,交了5分钱一掀门帘就进去了,而且连看一场半。因为,这里是全天循环开演,要是愿意,你看一天,也没人管你。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咱们北京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好,各区文化馆各种演出活动很多,经常按系统把票发给普通群众。那时的演出券虽然纸质比较粗糙,但票面内容很正规,演出剧目、地点、时间和对观众的基本要求一应俱全,整体设计朴素平实。现在看来,可以让人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良好的社会风尚。

这之后,我看演出最多的地方是大栅栏的庆乐戏院和前门小剧场。

庆乐戏院那时长期演出的是梁益鸣或王永昌主演的京剧。记得在庆乐买票时,可以对着一张剧场座位图自选座位,选定后,售票员用红铅笔在图的相应位置划个勾,然后把座位号填写在票上。售票员是我父亲朋友的儿子,在这里听戏,我都凭的是关系票,“票”是一小白条,上有几个字,座位也都是卖不出票的地方,或是一楼最后几排大条凳上,或是二楼两侧靠墙的厢座(称“倒厢”)内,据说这都是留给剧场家属的特座。

为了促进演出质量的提高,北京曲艺团在前门小剧场实行了一阵儿计时收费——“10分钟2分钱”售票办法。我赶上了:票比一般戏票大些,长方形,横着用,上面印有一格格的时间;另有一长条形印章,也是横用,上面刻有与时间相对应的钱数,几时入场,几时起盖章计价,出门按10分钟2分钱计价收费。之后,曲剧团仿效此法,又来了个“10分钟5分钱”的售票法。不知何时,这种计时收费的做法不了了之了。我看这种做法主要毛病是对演员有些不公平,还易生矛盾。

到上世纪60年代,可以说演出券发展到了一个成熟期,而且呈现出简约和装饰两种不同的风格。

呈简约的演出入场券,尺寸很小、颜色单一;票面皆是文字,只印有剧场名和座位号,演出时间和票价是临时盖印上的。首都剧场、北京展览馆剧场、吉祥戏院等的演出入场券大体属这一类。而人民剧场和中国儿童剧院的演出券则呈现出一定的装饰性,票面除了文字内容与简约型相同外,还很艺术地把本剧场外观的勾勒图作为设计元素,妥帖地出现在上面,起到很强的装饰效果,很有特色,很有美感。

这两种票型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应该提出来的是,“文革”时演出入场券有它鲜明时代特征,即券面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其风格趋简约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舞台文化的繁荣,演出入场券的形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以北京音乐厅入场券为例,和以前的票样相比,此时入场券纸质好、尺寸大,呈折叠状。封面图形尽显音乐元素,布列典雅;封内演出名目、时间,座位号、注意事项,应有尽有。英文的出现和文字规范性的提高,更是提升了入场券的内在品质。

为热烈庆祝建国50周年和喜迎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起,首都文艺舞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与之相适应的是,此时入场券的票型发生了很大甚至是质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一、纸质上乘,尺寸扩大;

二、设计思路开阔,构图元素丰富,印制精良;

三、因多是对折型、三折型,所以票面内容较以前大有扩展,赞助商的广告开始出现。

演出入场券,本是观众欣赏文艺演出的入门凭证,但是,有些入场券因包装过度、注重外在豪华,给人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感觉。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应当摒弃。

进入新世纪,设计者的思路更加开阔,入场券的构图元素更加丰富,归拢起来,此时入场券的票型大体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统一式,一是多样式。

“统一式”的入场券都是单页,纸质、尺寸相似,票正面内容大体相同,且皆有条形码,背面大多是“观众须知”,少量的印有广告。文字安排紧凑,整体上显得质朴大方。这种入场券都是统一打印、联网销售。

由于追求个性化、异质化,入场券又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有的为突出演出的特色在图形设计上大下功夫,有的为吸引眼球,在入场券的形状上大动脑筋,有的显示庄重,还在入场券外着意加了函套,有意思的是有的大倡节俭刻意把旧票又做新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看看这些多姿多彩、形态各异、彰显个性、意趣盎然的演出入场券,你会不禁感慨道:在我们这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代,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