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迅猛发展是令人瞩目的现代性事件。
就电视剧艺术研究来说，它需要有“史”的知识谱系和艺术实践的发展状况作为基础。在这里，从制作-播出方面看，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呈现出总体上升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电视剧的制作-播出在2000集左右；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制作-播出的集数日益增多；[1]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全国各级制作部门实际拍摄完成并获准播出和进入市场的电视剧首次突破“万集”大关（489部10381集）。近几年来，中国电视剧在万集的基数上保持高位运行，其中，“现实题材电视剧”所占比例平均高达近70％。[2]
在制作机构方面，经2007年度业绩审核，取得2008年度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机构117家，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机构达2874家；[3]在播出频道方面，截止2007年，在全国1974个电视频道中，播放电视剧的频道有1764个，占总数的89.4％，并且，电视剧是各电视台播出的主要艺术种类和重要节目内容；在收视上，中国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6.23％，已基本上全面覆盖中国的13亿人口，同时，观看电视剧是广大老百姓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观众数以亿计，人均每天收看电视剧1小时；在产业经营方面，电视剧广告收入占全国各级电视台广告总收入的50％以上，是大多数电视台举足轻重的经济来源，而且，电视剧产业已形成了包括“投资、制作、交易、播出、广告经营”五大环节，有制作方、购买方、播出方、广告客户等多方参与的、基本完整的产业链，是整个电视媒介中产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4]诚然，产能、规模、观众等数量上的世界第一并不等同于质量、效益、市场份额的世界第一，但庞大的数量终究会影响，乃至促成性质的变化——通过以上几组重要数据，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中国已成为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大国；电视剧在成为表征人们现代性体验优势载体的同时，也成为了广大观众最喜爱的虚构叙事艺术形式。
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中国电视剧的繁荣发展是当代审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这里，如果我们将中国电视剧蓬勃发展的态势及其所蕴涵的审美现代性意义看作是一幅巨大天幕，那么，“改革题材电视剧”就可以看作是这一天幕上耀眼的一颗明星。[5]
随着“改革开放”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最强音，改革剧因其和时代生活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而突出地奏响了“时代呼唤改革、改革呼唤文艺、文艺促进发展”的主旋律。事实上，借助高科技的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改革剧以其直观、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一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和嬗变，成为了当代中国时代变迁和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变化的艺术镜像；另一方面，凭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又对当代中国的时代风尚、审美文化、价值理想等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新时期30年的发展历程中，改革剧的艺术叙事和时代生活中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并形象地描绘了世纪转型期人们精神历练的诗意轨迹。在这种意义上，就艺术研究来说，改革剧就可以看作是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具有“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钥匙”的价值特性。换言之，研究改革剧就不仅可以揭示它自身的艺术发展规律，还可以为了解中国电视剧的艺术发展规律，乃至当代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和精神风貌提供典型的想象性模型与个案。因此，通过对当代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中这一典型形态的细致、深入的考察，以及对其艺术发展规律的深层揭示和阐扬，艺术研究就可以为进一步的创作实践拓展新视野、带来新活力。
那么，艺术研究如何切入改革剧的创作实践？苏轼《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风景如此，艺术研究亦如是。不同的角度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山中观景”，或者说，不同的理论角度就像一组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认识事物的透镜，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事物的多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艺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彩的局面。像形式主义、新批评、心理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纷至沓来、琳琅满目。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美学既接受了种种西方现代美学思潮的严峻挑战，也于开放中介入现代美学的种种新问题，并在平等、灵活的对话中显示其生命力和当代创新魅力。
就改革剧的艺术研究而言，从“整体”看“具体”的宏观研究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也具有学理研究的优越性。如果说，30年改革开放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现代化”就是其航标，因而，在内涵关联和审美转换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审美现代性”之宏观研究具有切入改革剧艺术实践的贴切性与科学性。只是这一“切入”不再是从一种形而上的总体性结构去推演其逻辑行程，实际上，其可塑性与发展性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所具有的“中国现代性”的可塑性与发展性，或者说，是在艺术的领域对那种“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性”的意义指认和探索性建构，并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而将其意涵逐步地明确化。因此，透过审美现代性这一“切入点”所展开的也就不是抽象性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或思想史，而是形象性的艺术史——一种建基在改革剧影像表意系统之上，成形于艺术形象之中，同时又与时代生活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有着密切联系与丰富对话的影像画廊和精神地形图。
总体上说，当代中国的艺术研究突出地表现为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审美现代性”是一个极具美学阐释能力的概念，在贴近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方面，它和改革剧的艺术生产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它们一个是以影像表意系统来表征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一个则是以理论范畴和命题的形式来揭示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如果说，改革剧是以一种影像的镜语对当代中国的时代变迁作出敏捷的回应，那么，其审美现代性研究就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回应”所作出的回应。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改革剧的艺术实践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现代性的影像书写，而改革剧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所摹写和勾勒的就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地形图。
在本书的论述中，改革剧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总体上分为两个大的层次，并按“总—分”的逻辑结构来展开：第一层次是概述改革剧及审美现代性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和改革剧的艺术叙事之间的深层关系、改革剧的理论规定、改革剧的历史发展概况，以及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规定、“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及内质建构、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与表现层面；第二层次依据艾布拉姆斯诗学体系中的艺术“四要素”及其多向度关系，选择改革剧审美现代性表现层面中纠结叠合的突出要点，从“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艺术叙事”、“现代性体验”、“艺术生产”、“艺术接受”等几个主要方面来详细分析和揭示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的内涵与特质。其中，第二层次是主要的内容，但第一层次的展开则为本书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剧的审美现代性内涵与特质确立起基本的问题意识、考察目标、操作路径、学理框架和价值指向等。
1.1改革剧概述
一提起“改革剧”，人们往往想起的是20世纪80年代文艺潮流中继“伤痕”、“反思”之后的改革题材电视剧。诚然，那一时期的改革剧以其对时代生活的敏捷感应，以及激昂充沛的思想感情、理想化的人物形象、阵线分明的二元叙事、高亢明快的艺术风格折射出一个时代激越凌厉的精神风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相比之下，在当前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中，“改革剧”一词出现几率却不高。那么，时至今日，改革剧是否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艺潮流的回落而成为了前尘往事？
当我们透过电视剧艺术活动的表象，沉潜到文本及其与历史文化语境相勾连的结构深处，我们就会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是一以贯之的，甚至，作为一种特殊的电视剧类型，它一直在不断发展、完善。像20世纪90年代的《外来妹》、《古船·女人和网》、《大潮汐》、《情满珠江》、《神禾塬》、《颖河故事》、《乡里故事》、《沟里人》、《吴福的故事》、《苍天在上》、《乡下人·城里人·外国人》、《坨子屯纪事》、《和平年代》、《车间主任》、《人间正道》、《岁月长长路长长》等，21世纪以来的《忠诚》、《刘老根》、《省委书记》、《DA师》、《世纪之约》、《好爹好娘》、《当家的女人》、《郭秀明》、《三连襟》、《有泪尽情流》等优秀改革剧作品，就与20世纪80年代那些紧扣时代脉搏、饱含历史诗情和文化内涵的作品有着一脉相承、绵延相续的联系。[6]
1.1.1艺术叙事与历史叙事
就审美话语和历史语境的关系而言，改革剧的艺术研究不是当代电视剧艺术研究中的新话题，但对这一话题的重新关注却不应被理解为对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史叙述的简单重复。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剧所表征的时代生活已成为了历史的影像，但如火如荼的改革大业仍在继续，作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叙事依旧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实际上，当前的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正在过“大关”。因此，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绵延时空中，那些流失的岁月、淡忘的激情和人生境遇中的悲欢离合，那些被遮蔽、被遗忘的许多问题，以及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及其所面临的新目标、新方向、新使命等，都会对改革剧的艺术叙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都可以借助对改革剧“命名”的种种叙述而得以建构，并在新的知识语境中得以清晰地浮现。
韦勒克、沃伦认为：“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是无法进行的。”[7]对改革剧的艺术研究来说，情形亦如此。在这里，“命名”是理论和批评关于文学艺术的理性认识，它既意味着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新问题、新思想、新话语的呈现。“命名”与“阐释”密不可分，命名的确立离不开阐释性话语为之辩护，而各种阐释代码的兴衰、更迭体现出社会文化秩序、话语/权力秩序的微妙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将“改革剧”的命名看作是一个症候，那么，“依据症候阅读”，并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石上来对其进行辨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艺术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深刻关系。
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论述，目的在于温故而知新。特别是，在晚年恩格斯那里，他批评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后人“克服”前人的“思想材料”，是“纯思想的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并强调，经济“决定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只是“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8]在这里，恩格斯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改革剧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性，但同时，不管我们如何强调其相对独立性，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任何时代都颠扑不破的基本原理。
在新时期30年的历史行程中，中国内地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伟大变革，其核心内容就是“改革开放”。胡锦涛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锐意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9]可以说，作为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这场已持续了30多年的伟大变革，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涉及到全体人民的生活态度、思想观念、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等，它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