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是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大变迁的30年。特别是，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一种由“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所搭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无疑，这种史无前例的巨大变迁和巨大成就，给置身时代生活浪潮中的人们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现代性体验……作为艺术“人学”，中国电视剧这一现代大众艺术样式理应以其丰赡的、饱含历史诗情的审美形象，表现出人们生活方式、生命态度、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等的深刻嬗变，折射出世纪转型期人们精神历练的诗意轨迹，并使广大电视观众共享对于自我和现实世界的理解、同情与希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显著特征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发展，并逐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如果说，30年改革开放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现代化”就是其航标。事实上，30多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就雄辩地表明，“中国现代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质和中国风格，是多元现代性中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一元，并必将对21世纪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建构发挥积极的影响。诚然，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完善还有一段漫长的历程，但走向中国的“现代”已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发展趋向，也是我们可以意识的历史内容。时至今日，作为客观现实，中国现代性已显现于当下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体现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和生存体验之中。与此同时，在审美关系与现实关系的紧密关联上，这种客观现实必然要通过审美转换，投射、凝聚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形象表意系统之中。对现实题材电视剧来说，借助高科技的现代传播媒介及其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一方面，它以直观、生动的视听影像反映了时代变迁的风云际会，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嬗变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见证；另一方面，它又对当代中国的时代风尚、审美文化、价值理想等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艺术表现和时代生活的密切关系上，如果说，电视剧是一种以影像的审美表意实践对时代生活所作出的敏捷回应，那么，电视剧艺术研究就可以看作是一种以理论范畴和命题的形式对这一“回应”所作出的回应。不仅如此，别林斯基说，理论批评和艺术创作都是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都是对时代生活的认识和发言，只不过，艺术创作是直感的“认识”，理论批评则是哲学的“发言”。在这种意义上，面对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这种电视剧艺术研究在考察目标、问题意识、学理路径和价值指向等方面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和“支点”。
在《中国现代性的影像书写》一书中，基于艺术叙事和历史叙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内在关系，彭文祥博士把“改革题材电视剧”作为新时期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一种典型形态，实际上就是将改革剧作为典型的想象性模型与个案，在分析和阐述其审美现代性内涵与特质的同时，深入考察其间多种叙事话语组合而成的精神地形图及其内在的结构和意义蕴藉，并进一步于视听影像的审美投射中凸显中国现代性可描述的形状和可辨析的性状。就“支点”而言，无疑，随着“改革开放”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最强音，改革剧因其和时代生活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而突出地奏响了“时代呼唤改革、改革呼唤文艺、文艺促进发展”的主旋律。其中，一方面，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改革剧中一种可称之为“现代”的审美新质在不断生长、发展，并通过艺术镜像而得以较完备的审美传达；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富于美学阐释能力的概念，“审美现代性”又为分析这种“审美新质”预备了广阔而有效的张力空间。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总体事实的激荡和推动，以及西方现代性及其反思话语的启示与促发，“现代性”议题成为了当代文化艺术研究的基本线索之一。在艺术研究的领域，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视阈和阐释视角带来了一种新语境、新视野和新立场，它既促使文学艺术研究在命题、范围、方法、观念等方面进行着新调整，又使一些重要的艺术现象和美学问题得到了新异而有效的阐释。在这种意义上，基于研究对象和理论视角的耦合关系，文祥博士的研究是中国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其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的确立是电视剧艺术研究的一种新尝试和新探索。
当然，在理论研究和艺术批评中，审美现代性研究的有效性有其基本前提：一是针对本土的文化生长物，我们要切实回到历史的具体性，回到中国经验和中国语境的现实地面；二是审美现代性是通过具体的、感性的艺术实践来实现和落到实处的，因此，艺术的审美现代性不仅仅体现在它所表达的社会理念、思想观念等方面，更体现在其形象表意系统所蕴藉的文化心理、精神气质、性格结构、审美体验和情感记忆方式，以及艺术表现、审美表达方式等方面。对此，具有探索创新意义的是，文祥博士将改革剧的影像表意系统作为审美现代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并依据艾布拉姆斯诗学体系中的艺术“四要素”及其多向度关系，重点从“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艺术叙事”、“现代性体验”、“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等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和阐述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的内涵与特质，进而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既把握住“审美现代性”这个极具活力的理论资源，又立足于电视剧艺术本身及文本的内在结构；既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又回到审美话语发生、发展的具体环节，并于中国现代性的影像呈现中透析那些创新的动力和发展的脉络与趋向。
在书中，通过改革剧的个案模型及所书写和勾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精神地形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不是以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或思想史的方式来展开的，而是通过电视剧感性、生动的审美影像来呈现的。在分析、阐述过程中，文祥博士视野开阔，阅读广泛，思考深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文祥博士在电视艺术领域有长期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电视艺术的生产、创作、传播有深刻的体悟。这使得本书的立论既有理论思考的高度，也有实践体悟的深度。相信该书的问世对电视艺术理论研究的拓展与创作实践的推动都是大有裨益的。
是为序。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智锋
2009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