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袭击回到家里。我们提到过，虽然犯罪行为从‘客观上’讲已经结束，但在心理上仍然存在。在事情发生不久，罪犯仍然在Marlene的体验中存在，犯罪分子‘还在外面，很危险。’Marlene试图以几种方式来否认罪犯的存在。Marlene邻居试图获得罪犯的汽车号码，她的丈夫报警。所有的努力就是要抓住仍然在逃的潜在的罪犯——这是Marlene消除这一经历的一个扩展。在邻居和丈夫的行为中，助人的社会重新得到建立，因而对犯罪行为也得到了部分的消除。Marlene也通过理解的努力以建立自己的自主性的方式来参与复原的行动中。理解实际上是消除在这一阶段仍然呈现在Marlene心中的震惊、沮丧以及犯罪行为的不可预知性的努力，在此，犯罪行为表现出了一些被动的特征。如‘他是一个疯子……或一个醉汉。他是从对面的方向开过来，我们都转向相同的方向，我想他从没有见过我、跟随我……’这些想法的目的是对罪犯再返回的可能性的一种抵抗。通过这些我们看到，最初事件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此时占了上风，并不断地激发一系列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抗争只能是不完全的。因为危险不能被客观化并确定性地得到处理。她所进行的想象、怀疑、推理使危险超出Marlene的视野，这样她的基于对她邻居和丈夫的理解、把握和对良好社会的重构都只是部分的和相对的。因此，从此犯罪行为不再是潜在的、隐藏的可能性，而是超越了最初事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题。
与警察的联系。警察进入情境中来，并为Marlene带来了最后消除犯罪经历的希望。同时，他们不断地使这些事件呈现出来，并得到清晰的理解，我们把这看成是有助于她的恢复。但对Marlene来说，警察不能体会到她的感觉，这阻碍了她重建良好社会的过程。甚至他们与Marlene相处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助人社会的缺失的体现。Marlene对他们与她的相处非常敏感，在她的感觉中，他们是对她的侮辱，我们看到她继续表现得那么脆弱，就如同在犯罪行为发生时一样。在此时，对Marlene来说最矛盾的是助人的社会，她希望有人来帮助她。她的丈夫置她于不顾，此时被他人保护是她最强烈的要求，而警察并没有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去做。对警察来说，这件事并不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只是例行公事地做他们的事。而对Marlene来说，这件事的发生导致了她的生活受到了伤害。Marlene对警察没有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而感到愤怒，认为他们应该为潜在的危险负责。从中我们看到“缺失的、无助的社会”是怎样与‘有危害的他人’因素相联系的，又怎样导致Marlene在以后的社会中仍然处于对犯罪行为的极度恐惧之中。但警察也表现了有助于Marlene复原的行为，他们叫她详细描述当时情境，Marlene愿意做任何她能做到的事。警察答应一有线索就打电话叫Marlene，以重建法律和秩序。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承诺他们会在将来对他人有帮助，而Marlene也会在将来获得自主能力，也一定会消除犯罪行为所带给她的伤害。因此，有关警察的情行是模糊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仍然是犯罪行为的体验，同时，它又承诺在将来复原的可能性。犯罪行为的阴影仍然有着强大的地位，没有被消除。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Marlene仍然生活在犯罪行为所形成的秩序中，病倒在床上，自主能力完全坍塌。她已远离了她的日常生活，不能上班、不能照看孩子。Marlene生活在持续的恐惧当中，想象着走出家门被别人攻击、预想着强奸犯打来电话、在她上班时找到她。与犯罪行为当时的声音相似的如电话声、敲门声、别人在外面的声音都被认为是‘强奸犯回来找我’的。她的生活渗透了犯罪行为所带来的伤害。我们看到在面对他人潜在的危害时，她的自由和自主能力的减少和摧毁。在这一周里，Marlene仍然是作为一个受害者而生活着。如果说在这一周里Marlene还存在着什么超越的话，那就是恐惧地退缩和逃避。Marlene无助地待在家里。
与丈夫的关系。除了通过记忆、预想、感知和想象Marlene重新生活在犯罪行为之中之外，她还在梦中梦见自己被强奸，其中我们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在她的梦中，罪犯变成了她的丈夫，她醒来后打她。确实，并不是仅仅在梦里丈夫的行为具有犯罪行为的意义。她丈夫触摸她时，她感到毛骨悚然，Marlene恐惧地与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不让她丈夫碰她。她担心她的婚姻会被毁掉，想着回到她父母那里。Marlene就像对待一个罪犯那样对待她的丈夫，她对丈夫的描述，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是对她不关心的，是‘冷漠的’。我们必须尽量理解这一点。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Marlene的丈夫也表现出对她的不关心的行为（如整夜不回家），但这些行为都是在一个和谐社会中的，如性安全。这些特征都被和谐社会的情境所隐藏。犯罪行为发生以后，在一个存在危害的社会中，这些相同的行为就变得恐惧和可憎。她丈夫被认为在两个方面体现出犯罪行为的秩序特点：其一，他的行为（整晚不回家、对她的不关心等）在Marlene意识中表现为助人社会的缺失，其二，他的冷漠被认为是有危害的他人。Marlene的反应是暂时的退缩（不要碰我）和考虑永久的退缩。此时她父母由于其助人社会的意义和没有害人的特征而成为她的避难所。而她像婴儿一样寻求他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是先前她失去自主能力的一个扩展。她现在是一个‘需要支持、需要情感的人’，没有它，她不能支撑住。Marlene隐含地要求她的环境能从犯罪行为的秩序转换成一个安全的、被关爱的、受尊重的环境。确实，在她的恢复过程中，需要他人扮演关键的角色。在这一情境中，她的丈夫发生了改变，在他身上体现出与犯罪行为相反的一些形象——善良、温柔、保护、理解、鼓励、安慰。他开始通过以Marlene喜欢的方式来改变这一秩序。他变得温柔，对她进行有效的保护，待在家里，在她需要的时候总是在她身边，接她上下班，给门上锁，使得Marlene的世界变得更安全。这对Marlene来说非常重要，能使她逐渐步入正常生活。为她进入更大的社会奠定了一个基础。
重新回到更广阔的世界。在更大的世界中的许多方面的意义在犯罪行为之后也发生了改变。如‘独自一人’，作为犯罪行为的一个因素现在激起了整体的反应，这样Marlene避免独自一人。‘外出’也唤起了即时的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因此也要避免它。Marlene的生活被毁坏了并仍然受到犯罪行为的影响。她想象着强奸犯可能就在她的公寓外，这样除了有他人的陪伴，甚至不敢下楼洗衣服。如果有人陪伴，她会感到安全一些，她会遭遇犯罪行为的预想在旧的熟悉的安全面前受到了阻碍。在他人的帮助下，她对犯罪行为的陈述也变得相互冲突起来，它们的意义也得到了改变。通过这种办法，Marlene逐渐获得了自主能力和对犯罪行为意义的转换。但这需要时间，即使是她开始走出家门时，她也避免有犯罪行为发生时的一些特征，如夜晚、黑暗、独自一人。来自过去的恐惧又重现了。她继续陈述着她所想象的犯罪世界（如，如果我把女儿带出来的话，他们会把她抢走）。Marlene尽力地想超越这一新世界。如她迅速地带着女儿走进汽车并关上门。当面对看起来像犯罪分子的男人，她也重新生活在自主的缺失中，如在上班时看到她认为是犯罪的分子时，她整个人都瘫倒了。Marlene对所有的男人都产生了怀疑。她想着男人及他们的性渴望，害怕这些，并认为他们现在对她来说都是有危害的。她注意到那些家伙对她的不怀好意的眼神，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着装打扮是否太过于吸引人，这有助于她去克服它。她改变了生活方式和着装打扮来保护自己。在此我们看到对犯罪行为的认识会怎样减少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随着Marlene旧有的自主能力（调情、无畏的职业女性）的坍塌，一个新的Marlene出现了。这一新的自主超越了过去的，同时尽量不让它再次发生。Marlene立即超越了并阻止了进一步犯罪行为的发生。
等待没有回电话的警察。等待警察的电话证明了Marlene继续期望着并寻求失去的社会，一种想恢复曾经在她的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和秩序’的意愿。她希望减少世界上的攻击和强奸行为，她愿意做她能做到的，如去法院。警察没有给Marlene打来电话，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使Marlene感到孤独和无助。由于这些都是犯罪行为的一些因素，警察的行为导致这些因素在Marlene的生活中永久地积淀。她质疑公正体系，并在心理对这种体系的效率产生了怀疑（如警察对这类事根本没有办法，这只是他们卷宗中的另一个案例）。这些新的想法在Marlene重构现实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5.犯罪行为‘之后’的新世界。Marlene生活在一个犯罪行为‘之后’的状态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过程已经实现了对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影响的消除，因此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和成为中心点。她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无拘无束、安全的世界、自由自主能力、社会和谐的取向等。但这‘之后’的生活与‘之前’的生活还是存在着差异，犯罪行为的一些因素和Marlene对它的超越和消除也被建构和整合进她的日常生活中。
Marlene的世界现在充满了潜在的强奸犯，她相信自己比以前聪明多了。但不管怎样世界的这些侧面不像以前那样控制她，因为她已经学会了避免和预防它们，因而对她的伤害和关注也减少了。她现在与男人相处时变得害羞，除非是熟悉的和证明友善的，Marlene避免和他们接触。因此，对犯罪行为的预想和回避被整合进她的日常个人关系之中。Marlene的穿着打扮也发生了改变，不再喜欢男人对她着装的注意和恭维（这种恭维意味着性的吸引）。当她得到恭维时就害怕被攻击。这些体现了减少犯罪行为出现的方式都整合进她的生活。它们都会减少他人对她的犯罪行为，这样让Marlene感到安全。她的理解和行为重建了世界的安全和无拘无束，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而Marlene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Marlene在走出汽车之前总是环顾一下，变得更仔细和小心。Marlene会带一个催泪瓦斯，使自己能解决一定的犯罪因素和表明自己对犯罪行为的不屈不挠。她不再把身份证放在钱包里，总是关门，从不让陌生人进门。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要把犯罪行为的可能性降到最小范围。但此时，我们还不能说Marlene已经完全消除了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她还只是部分地消除了，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他人的帮助也积淀在Marlene的日常生活当中，Marlene的丈夫护送她上下班和在停车的地方等她。他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因而他潜在的犯罪行为的特征转变成了助人和陪护。Marlene把这看成是好的转变。Marlene丈夫由冷漠的、有危害的和遗弃的人变为温柔、善良、助人的人，而这被认为是关系的持续转换。其他的人在Marlene的恢复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Marlene把她的恢复是建立在他人的帮助基础上的。警察在这一过程中对她的较少的帮助，影响了他们在Marlene心中的地位。现在，它已经成为Marlene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即警察的不关心和不在意。在Marlene的心目中，最好的情况下是没有多大作用，最坏情况下他们自己还成为犯罪行为中的一个因素。警察成为犯罪行为继续存在的一个证据。
但除了Marlene自己的努力和他人的帮助，世界本身在她恢复正常的生活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情境中并没有真正出现Marlene预想的和陈述的犯罪行为，她再也没有看到犯罪行为的发生，犯罪分子再也没有出现过或给她打电话。如果发生了，犯罪行为所带来的伤害会加深，复原会减慢，也许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实现。但现实证明Marlene的恐惧在更大的一个现实里是不适当的，因此，她超越了它们。现在她不再担心这种事件会再次发生，回到了犯罪行为发生之前的立场上。她不再想这一事件，把它看成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再次被她所喜欢的社会秩序所占据。这一状态是通过预防、他人的帮助和世界对安全的确定来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