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1898－1937），著名的爱国将军。字舜诚，1898年农历3月16日生于山东曹州府（今山东省菏泽县）附近的赵楼村。
1914年加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侵略军侵袭热河省，攻占了后，开始向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为消灭敌军，赵登禹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
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革命活动
1914年，赵登禹同几个小伙伴千里跋涉，在陕西潼关参加了冯玉祥率领的部队。不久被冯玉祥调到身边当警卫兵。赵登禹总是出色地完成保卫任务，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赞赏。有一次，赵登禹随同冯玉祥去阅兵，见到有刺客要行凶，他马上直扑过去，没等刺客动手，就一顿拳打，把刺客的脖颈扭伤，挫败了政敌企图暗害冯将军的阴谋。
1917年，赵登禹随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进驻湖南常德。在冯将军的影响下，赵登禹抓紧时间读书识字，不断学习新知识。后来，他还进入了西北军高教团学习，并对书法、绘画产生了兴趣，这些都与他在这期间的学习分不开。
当时，常德一带散居着一些日本浪人，他们经常勾结在一起胡作非为，欺侮当地百姓。一次，几个日本浪人酒后寻衅闹事，在街上殴打无辜的中国商贩，正好被赵登禹碰上。他把那几个日本浪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让他们当众向中国商贩认罪道歉，然后把他们扭送到十六混成旅部，交给冯玉祥处理。冯玉祥义正言辞，怒斥了日本浪人的霸道行径。经过多次交涉，迫使日本领事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才把那几个肇事者放还。
常德附近的山上有一只老虎，常在夜间下山，伤人害畜，闹得附近百姓不安、鸡犬不宁，大伙为此伤透了脑筋。有一次，赵登禹上山执行任务正好遇到这只老虎，他机智地躲过老虎的扑咬，将老虎击毙，扛着下了山。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闻讯赶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交口称赞。冯玉祥得知后更是兴奋异常，专门请柬摄影师，让赵登禹骑在打死的虎身上照了一张像，并亲笔在照片上题写了“打虎将军。冯玉祥题”8个字，以资鼓励。从此，“打虎将军赵登禹”的事迹就不胫而走，在远乡近里的百姓中传颂。
1920年前后，赵登禹被任命为第16混成旅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跟随部队转战河南、河北、北京等地。以后，他又先后担任了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
1924年底，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即与胡景翼、孙岳等在北京北苑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把冯原来的部队扩为国民军第一军，赵登禹在该军内任团长。不久，国民军第一军再度扩编，赵登禹又被任命为旅长，跟随冯玉祥四处征战。
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在赴苏联考察后，偕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及共产党员刘伯坚等回到五原（今包头市西北），决定组织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并于第二天举行誓师典礼，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原誓师”。五原誓师以后，赵登禹仍任旅长，跟随部队在数省转战。在转战中，他严格按冯玉祥提出的治军方针要求部队，为贫苦人着想，救济贫民，得到百姓们的赞扬。
据说有一次，几个士兵偷吃了老百姓的鸡，赵登禹得知后火冒三丈，下令将这几个士兵找来各打30军棍，并赔偿了损失。自己的同乡、亲属违反军令，赵登禹更不姑息。他的一位远房堂弟在他手下当连长，出外招新兵超过了规定的期限。按当时部队的规定，逾期是要受惩罚的。赵登禹下令要重打40军棍，但执法不忍下手，他火了，夺过军棍亲自打了堂弟40军棍。过后，他找到堂弟问候，并指出必须按军纪执行，希望堂弟谅解。
1928年，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所属部队进行了统编，冯玉祥的西北军被编为第二集团军，冯任总指挥，赵登禹这时升为第27师师长。
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以排除异已势力，扩充本派实力，独揽中央大权。冯玉祥等人虽在会上力争，但也不得不对所属部队进行缩编。于是，师长赵登禹又成了旅长。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赵登禹以“中华民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军（宋哲元为总指挥）第十一军（军长冯治安）第25师师长的身份率领部队加入了这场混战，但由于军阀之间的重重矛盾，冯玉祥的西北军瓦解了。赵登禹率残部退到晋南一带听候整编。
同年11月，由西北军残部组成的陆军第二十九军成立，宋哲元任军长，下辖第37、38两个师。赵登禹任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109旅旅长，率部驻扎在山西猗氏县（今临猗）、辽县（今左权县）一带，进行休整练兵。
赵登禹经过10几年的戎马生涯之后，心中感到十分沮丧、空虚，他有许多问题想不通，意志一度消沉，但他毕竟是个有爱国心的军人，一旦祖国遭到外敌入侵，需要将士效命疆场，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披挂上阵，冲往战场，誓死报效祖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109旅调到北平附近，进行训练，以备应战日军。赵登禹热情支持士兵们排练抗日话剧，并请来东北流亡学生作报告，以激发全旅官兵的抗日热情。
1933年初，日军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准备应战。
3月6日，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抢占喜峰口阵地。赵登禹被任命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率部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在敌人凶猛的火力之下，赵登禹亲率部队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打退，确保了长城阵地不失。
3月10日，正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的赵登禹被炸伤，鲜血顺着棉裤往下流。卫兵们要拉他下去，他却只叫人包扎一下，又在拄着根木棍奔走在阵地上，部署新的防御。当他得知敌人正在休整，便马上召集团、营长们开会，决定乘敌不备？夜袭敌营，并把作战计划报请上级批准。作战方案被批准后，他马上在阵前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激动地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他要求全旅官兵保持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牺牲的弟兄们报仇，谁也不能给西北军、给二十九军丢脸。接着，赵登禹带着腿伤，拄着木棍，率领全旅及张自忠师的董升堂团共约3000人，冒着大雪，经过急行军之后，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帐篷周围，挥舞大刀和刺刀，左突右冲，连劈带刺，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并缴获了大批武器。
喜峰口夜袭敌营，使日军不敢对喜峰口再作攻占的梦想。但由于卖国的《塘沽协定》签字生效，致使日军长驱直入，侵入华北。
长城抗战之后，二十九军于1933年8月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在长城抗战中立下大功而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他所率领的132师驻守在张北地区。在驻防张北期间，赵登禹及其部队对日本特务分子的侵略活动进行了抵制，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1935年8月，二十九军调到北平地区驻防，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赵登禹132师驻扎在河北任丘、河间一带。在此期间，赵登禹命令部队加紧训练，以日军为假想敌，苦练杀敌本领。他自已也抓紧进行军事筹划，并与士兵一起练习大刀术。
赵登禹一直主张抵抗日本侵略。1937年4月，他由北平南苑返菏泽县老家省亲，并准备招一个120人的学生队。他应菏泽县3所学校的邀请，给学生们讲话，鼓励他们好好上学，有了知识保卫国家，抗击日本侵略。他很有信心地说：“日本人的武器比我们的好，但我们有大刀，我们一定会奋力抵抗的。”他的讲话使学生深受感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宛平城的二十九军部队奋起反击日军进犯，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对二十九军进行援助。当时，132师驻在河北南部的任丘、河间一带，兵力约有15000人。赵登禹和二十九军大多数将领坚决主张调遣部队反击日军。但宋哲元这时正在山东老家省亲，二十九军群龙无首。7月11日，赵登禹和邓哲熙等去山东接宋哲元回北平。22日，赵登禹奉命将132师调往南苑，承担北平防务。部队入平后，赵登禹命令部队在各重要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并与学生及抗日团体进行联络。
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27日，日军逼近南苑。当时，二＋九军在南苑的驻兵有5000余人，但单位很多，难以统一指挥。在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的再三建议下，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同时，急令调兵增援南苑。27日晚六时许，赵登禹临危受命到达南苑，张克侠把情况——向赵登禹作了介绍。了解情况后，赵登禹立刻忙碌起来。傍晚，他与佟麟阁、张寿龄等在一起研究了当时情况的发展趋势和对策，认为南苑很有可能被轰炸和袭击，应当加强周围的防御工事，准备抗击敌人。赵登禹自豪地说：“在喜峰口那次战斗中，我们还不是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了，等着瞧吧！”话中充满了抗敌的自信心。
赵登禹决定统一指挥，全面安排，协同作战，并电催132师余部火速向南苑集中。商量完毕，他立即召集师、旅、团长们开会，发布口头作战命令。接着又集合驻扎在南苑的抗日军事训练团讲话，说保国杀敌的时候已到，军人必须以保土、卫民为天职。鼓励学员们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他那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鼓舞着士兵们的心。这时已是夜里12时左右。讲话之后，他不顾疲劳，亲临前线，检察战壕和防御设施。
7月28日，日军动用20多架飞机，加上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向29军阵地猛攻，由于装备不足，我方伤亡较大。下午，敌人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混战。在这紧急时刻，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二十九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反复冲杀。他身先士卒，冒着炮火，与敌激战。这时，突然接到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集结。此时日军已利用“青纱帐”先行一步潜占了大红门，并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赵登禹在向大红门撤退途中，他乘坐的车子在路经大红门的御河桥时被炸坏，赵登禹身上几处受伤，副官也牺牲了。别入劝他后退，他则带伤指挥部队向敌人反击。突然，炸弹飞来，他的双腿被炸断了，昏迷卧地。醒来后，他不顾传令兵的阻拦，仍欲作最后的奋斗。他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他老人家，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抗战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和二十九军抗日烈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高度评价了佟、赵；国民政府在北平命名了“赵登禹路”，以志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给赵登禹将军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烈士证书。
赵登禹将军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勇敢杀敌，身先士卒，为保卫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强敌当前他临危受命，无私无畏，英勇奋战，血洒疆场，不愧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他为捍卫祖国尊严而立下的历史功勋，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