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开车送两人去车站，在车上他高兴地告诉他们，12月底他要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举办的一个会议，到时候再见面。16点15分，他们到了石溪车站，火车已停在那里，徐迟和洪蓝快步登上火车。火车开动了，杨振宁教授还站在那里向他们挥手。
4．好朋友邓稼先
1964年10月16日，一则消息震惊了全世界。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对这个消息最早作出反应的是美国，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言论说：“中国不过是爆炸了一个小东西。”
马上又更正说：“中国爆炸的这颗原子弹要比美国当年在日本广岛投的威力要大得多。”
接着，苏联的赫鲁晓夫在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声中下了台。世界有人评论：“中国原子弹爆炸这一天，宣告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
过了短短的两年多时间，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消息令西方人瞠目结舌。西方的物理学家根本没有把中国的物理学发展放在眼里，当中国造出了原子弹以后，西方人似乎才明白，中国也有很杰出的物理学家。更使西方人不能完全弄懂的是中国发展氢弹的速度会如此之快。人们都知道，在美国，奥本海默被称为“原子弹之父”，泰勒被誉为“氢弹之父”，而中国的“两弹之父”又是谁呢？中国的“两弹之父”就是与杨振宁有深厚交情的邓稼先。邓稼先与杨振宁从小就是好朋友，他1924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与杨振宁是同乡。
在清华园两家又是邻居，两个人的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少年时代的邓稼先和杨振宁总在一起玩耍，他们一块儿打墙球，弹玻璃球，比赛骑车、爬树。小学毕业后，两人同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后来成了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两人又都赴美留学。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到了祖国，从此，两人天各一方。
但是，他们的友谊却一直保持着，绵延了半个世纪。邓稼先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1958年8月，他接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女，带领十几位大学毕业生进入了茫茫戈壁滩。这年他只有34岁。戈壁滩上物质匮乏，大家吃的是骆驼刺和沙枣捏在一起的黑色窝窝头。这里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冰雪覆盖着大地，气温往往在零下30多摄氏度，风沙不断。
但在这以后的28年里，邓稼先始终坚守在这里，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20多年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没有人宣传过他们的事迹，他们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深深地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只有当蘑菇云在戈壁滩升起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才向他们投以敬佩的目光。当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依然在从事着他的工作。十年浩劫开始了，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里，就连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做出巨大贡献的邓稼先也不能幸免。他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为了国家的利益，他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顽强地工作着。
1971年的夏天，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访问，一下飞机，他就列出了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邓稼先立即被召回北京。邓稼先回到北京，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见到分别了21年的老朋友杨振宁。一见面，两双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宴会上，杨振宁悄悄地问邓稼先：“听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是有外国人参加了？”
邓稼先回答说：“你去问问周总理吧，总理最清楚。”
当杨振宁得知中国的“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时，他独自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这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他为稼先而自豪，更为祖国而自豪！谁也不会料到，杨振宁和邓稼先的这次会面，对邓稼先来说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不久，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1971年以后，杨振宁每次回国，两人都要聚在一起叙旧聊天。有一次，杨振宁和邓稼先全家在一块儿吃饭，大家边吃边谈笑着。触景生情，杨振宁想起了在美国留学的日子，笑着对邓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
说完这话，两个人都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那时候，生活十分艰苦，有一段时间，邓稼先和另一位同学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邓稼先看了看，对那个同学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
那位同学就把自己那份给了邓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两个人禁不住都笑了。
后来，杨振宁多次送书给邓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读书教学四十年》等。
1984年，邓稼先60岁生日时，细心的杨振宁还特意送给他一副国际象棋。
5．痛悼挚友
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劣，邓稼先患了重病。远在美国的杨振宁听到这个消息，万分难过。他四处奔走为邓稼先寻找特效药，回国时还特意带来了邓稼先喜爱的音乐唱片，劝他要乐观起来，争取早日康复。
1986年6月，邓稼先病情恶化，杨振宁最后一次到医院看望自己的老朋友。他手捧一大束鲜花，放在了邓稼先的床头。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的核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邓稼先在北京逝世。全国上下为失去这位中华精英而感到悲痛万分。中国各大报纸都在首要位置介绍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赞扬他“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核工业部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邓稼先学习，学习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他的同事和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写下了一支催人泪下的挽歌：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不知邓老今何在？忠魂长眠长江畔。国防部长张爱萍也写诗赞扬他“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远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万分，立即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发来了唁电。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老朋友邓稼先。时值深秋，寒气袭人。
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搭起了一个灵棚，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
杨振宁眼含热泪站在瑟瑟的寒风中，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仪式结束后，许鹿希教授按照邓稼先的生前嘱托，把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送给杨振宁，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面对此情此景，杨振宁再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
杨振宁说他收集了邓稼先的许多材料，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一篇关于邓稼先的传记，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记述出来。
6．为老师祝寿
吃过早饭，杨振宁又和往常一样来到了办公室。他站在高大的书架旁，目光停留在一本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名字叫《现代物理评论》。
由于年代久远，书纸都已泛黄。这是1941年的秋天在西南联大吴大猷教授送给他的。4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珍藏着这本杂志。睹物思人，这本杂志引起了他对老师的思念。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自己已由原来的风华少年步入老年，但在内心深处，一直保留着对吴大猷教授的深深的敬意，是吴教授把自己带入了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域，自己以后的工作及成就，都与此有关。几十年来，他经常给吴教授写信，吴教授每次到美国来，师生俩总要见上一面，但吴教授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杨振宁无法向老师表示自己深深的敬意。
后来，吴教授去了台湾，杨振宁想专程前去拜见，可一直没有机会。两个人已有3年时间没有见面了。
杨振宁忽然想起，今年是吴教授80大寿，到时候一定要亲自去台湾为老师祝寿。他立即提笔给吴教授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心愿。很快，杨振宁收到了老师的回信，信上说，大家工作都很忙，决定不举行生日祝寿活动了。读完信，杨振宁感到很失望。可是不久，机会来了。一天，杨振宁收到台湾寄来的一份会议通知，他立即决定借7月份参加会议的机会，提前为吴教授祝寿。
1986年7月28日，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一起飞抵台湾。得知自己的学生要来台湾，80岁高龄的吴大猷兴奋不已。
这一天，他早早地来到台北中正机场的停机坪航空桥上，伫立迎候3年未见面的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飞机徐徐降落了，杨振宁刚步下飞机，一眼就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吴教授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
杨振宁三步并作两步走向吴教授，高兴而急切地问：“老师，您身体还好吧！您去年住院，现在身体怎么样？”
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吴教授紧紧拉住杨振宁的手，频频点头：“还好，还好！”
因为杨振宁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也因为杨振宁是第一次来台湾，他的台湾之行成为当时台湾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在中正机场华航贵宾室，杨振宁被一群记者围住了。镁光灯闪烁，他接受了记者的简短采访。记者：“您跟吴院长的一段师生情谊中，您认为他给您的最大指导是什么？”
杨振宁：“我在1938年进西南联大时就认识吴先生，第一次听他的课是1941年。
1942年在西南联大需要写学士论文，我的论文就是吴先生指导的。这篇论文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一直觉得非常受益，也非常感谢吴先生。”
此次台湾之行，了却了杨振宁要拜见吴教授并为吴教授祝寿的心愿，师生二人在一块儿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杨振宁虽说成了世界名人，但他对所有教过自己的老师，都怀着一份深深的敬意。当他得知自己的老师费米病重的消息，心中非常着急。
在费米弥留之际，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芝加哥，出现在费米的病床前，探望自己的引路人。当他在香港讲学时，得知王竹溪先生病逝的噩耗，悲痛之余，匆匆赶往北京，悼念先生，安慰师母。
杨振宁这种尊重师长、不忘师恩的行为，在科学界一直被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