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一个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他在母亲面前是个好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个好丈夫，在儿女面前是个好父亲。
现在，他已经77岁了，77岁在人生的旅途中已属暮年，但他在学术上炉火纯青，他的事业仍如日中天，他还在一刻不停地向前走。
1．幸福的家庭生活
幸福的家庭生活，是杨振宁事业有成的重要的因素。
杨振宁有三个孩子，儿子杨光诺、杨光宇，女儿杨又礼。
杨振宁虽说爱妻子、爱儿女、爱这个温馨的家，但由于学术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来照顾家里。
在三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杜致礼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专门在家里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那时候，他们也曾度过一段艰辛的日子。
“振宁，孩子们一天比一天大了，要让他们从小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我想把他们送去学音乐和绘画，你看可以吗？”
有一天，致礼向丈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好啊！让孩子们从小就受到艺术熏陶，这对他们一生都很重要，只是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他们，这就全靠你了。”
从这天起，杜致礼就母兼父职，亲自接送三个孩子去学琴、学画、学吹小喇叭。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相继进入了小学，学校离家还有一段距离，每天都是妈妈开车接送，孩子们对这些早已习惯了。儿子喜欢打球，爸爸妈妈都非常支持。可是有一天，家里突然接到了学校的电话：“喂！你们的儿子打球摔伤了，请你们立即到医院来！”
放下电话，杜致礼急得不知所措，赶快开车来到医院。儿子摔得很重，伤到脾脏，血流不止，需要做大手术，杜致礼心疼得直掉眼泪。而这时候，杨振宁却远在波兰作学术演讲。为了不分散他的精力，杜致礼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没有告诉丈夫。直到杨振宁从波兰回来，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看到儿子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作为父亲的杨振宁心里难过极了。
杨振宁虽然不能在家里和妻子儿女朝夕相处，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家里的每一个人。他的二儿子喜欢长跑，特别喜欢参加马拉松跑。这可是一项高强度、危险性很大的运动，杨振宁常常要为儿子的安全担心。有一年，儿子又要参加马拉松比赛，恰在这时，杨振宁不在美国，他听说后十分着急，担心儿子的体力坚持不下来，为儿子捏了一把汗。
在那段日子里，他每天都要收听收看体育节目，经常往美国打电话询问。当听到比赛中没有人摔伤或出什么意外时，他才放下心来。杜致礼非常喜欢文学和音乐，也很喜欢雕刻，杨振宁在有限的闲暇时间里，和夫人一起欣赏音乐，到博物馆去欣赏各种各样的艺术品。石溪分校北门的不远处有一家漂亮的餐馆，这是一家典型的中国餐馆，中国宫殿式的建筑，大红的门窗，使每一个到此用餐的中国人都有一种到家的感觉。这里是杨振宁经常和朋友们一起用餐的地方，也是他和同事、学生们讨论学术问题的地方，他也常带着家人来这里就餐。他喜欢这里的环境和气氛。饭馆老板也是一位中国人，50岁左右，性格很随和，他对杨振宁教授又敬重又亲切。
“杨先生，您要什么菜？”
老板敬重地问。尽管他对杨振宁喜欢吃的菜已非常熟悉，但每次都要问上一句。
“给振宁来一盘干丝炒肉丝，他最喜欢吃这个菜。”
只要杜致礼在场，她会毫不迟疑地这样回答。
虽说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但杜致礼还保留了中国妇女那种传统的美德，把丈夫和孩子看得很重。她关心丈夫的身体，细心地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她被一家报纸称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
2．送别岳父
1981年的元旦刚过，杨振宁夫妇就收到了一份国内来电：父亲病重。杜聿明早期就患有肾结核病，经手术割去了左肾，后又发生感染，病情加重，肾功能极度衰竭，住进了协和医院治疗。经过医护人员的大力抢救和精心护理，杜聿明几次转危为安。得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杜致礼心急如焚。
杨振宁一面安慰她不要着急，一面四处联系为岳父找特效药。不久，杜致礼由美国飞回国内，一下飞机就直奔医院，来到了父亲的病床前。这时杜聿明病情很重，昏迷不醒。看到父亲病成这样，杜致礼的泪水忍不住簌簌往下掉，她拿出为父亲带回来的透析用药，交给了医生。这种药果然效果不错，杜聿明的病情得到控制，神志清醒了。杜致礼如释重负，她守在父亲的床前，喂饭喂药，和父亲拉家常。精心照顾了一段时间后，杜致礼告别父母，返回美国。杜聿明躺在病床上，自知病情严重，难以康复，回顾自己的一生，百感交集，写下了一份遗嘱，全文如下：余青年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思想之感召，投奔黄埔军校。自谓救国有路，乃全力以赴，不计其他，于东征、北伐、抗日诸役，均积极从征，略有贡献，后因对我国历史发展缺乏正确认识，乃致事与愿违，负疚万分！
1949年以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眼界为之开阔，始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幸国家与人民不咎既往，给余再生之机会，且本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之精神，给余分配工作。多年以来，余更得政协常委与人大代表之荣誉，后半生能走上社会主义之光明大道，余深深感到幸运，誓以余年为国家做出贡献。余自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后，除负责审核各方来稿外，并撰写、整理辽沈、淮海等亲身经历诸战役之经过，还计划撰写抗日期间昆仑关、中缅印战区等战役之历史资料，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及后代教材之用。年来宿病日趋恶化，深感时日无多，急望生前能完成各项任务，奈何力不从心，殊为遗憾！余以衰病之躯，竟达逾古稀之年，全仗国家医疗制度之照顾。病危期间，承蒙多方抢救，余夫妇深为感激。余妻曹秀清素知余志，余已嘱其率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做出贡献。病危深思，最关怀者一言而已：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4月底，杜聿明的病情又突然恶化，肾功能全部衰竭，呼吸困难，不省人事。曹秀清急忙给女儿发出电报，让她速回国与父亲诀别。致礼接到电报后立即启程，于5月6日飞回北京。到首都机场已是下午6点多了，她思父心切，不顾旅途疲劳，驱车直奔协和医院。这时的杜聿明已不能说话，但心里似乎还知道是女儿致礼回来了，当女儿拥抱他时，他的眼里流出了热泪。5月7日上午7时27分，杜聿明停止呼吸，与世长辞，终年77岁。接到岳父病危的电报，杨振宁极为关切，但他正忙得不可开交，学术活动排得满满的，不能和夫人一起回国同岳父作最后的告别。岳父逝世的噩耗传来，杨振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手头的工作，于5月22日回到北京。政协的领导为了使杨振宁能参加葬礼，把杜聿明的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的日期一推再推。
杨振宁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参加了23日岳父的遗体告别仪式，25日又在政协礼堂参加了追悼大会。会后，杨振宁与杜致礼搀扶着曹秀清，捧着杜聿明的骨灰盒到八宝山墓地安放。岳父的丧事刚刚办完，杨振宁顾不上休息，匆匆飞往日本，参加世界科学组织的会议。他总是这样匆忙，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在等着他。
3．母子情深
在许多场合，杨振宁都情不自禁地提起自己的母亲。
1987年11月，他在接受“新加坡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深情地说：“我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在10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到美国教学，前后共5年。所以，在我出生到6岁这段时间，就只有母亲和我两人相依为命，关系非常密切。
“母亲没有受过新式教育，旧式教育也受得很少。她的中文阅读能力是自学而来的。我头6年对中文字的认识也是母亲教的。她虽然没有真正受过教育，但她的意志非常坚强。
“30多年来，母亲一直保持她一贯刻苦勤俭的作风，为一家大小操劳。她是到了80多岁以后，因为精力比较不够才休息下来，真是八十年如一日。
“我本人的个性和作风，受到父母的影响都很大，也许可以说，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是来自父亲，而不明显的影响(如精神气质)是来自母亲。到现在我自己年纪大时，从我和子女的接触中，我才深深体会到，母亲对我的成长所给予的熏陶和影响。母亲的勤俭朴实作风给我很大的影响。”
这些满含深情的话语，表现了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敬重和爱戴。
1984年，母亲已经88岁了。许多年以来，振宁都想把母亲接来美国，接到自己的身边，让母亲来看看美国，看看儿子离开家后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这次，他借回国的机会，把母亲接来了。母亲来到儿子的家，全家人都为老人家的到来欣喜万分。致礼忙着为婆婆做最好的饭菜，光诺、光宇和又礼围在奶奶的身边，听她讲中国古老的故事，讲父亲小时候那些有趣的事情。这是一个难得的星期天，天气晴朗，微风徐徐。振宁亲自开车，陪母亲来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这里对振宁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不平凡的岁月，他的两篇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论文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布鲁克海文仍然是那样宁静，那样美丽。绿绒般的草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浓密的树林里时而传出一阵阵小鸟的鸣唱，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在路上跳跃出没。振宁陪着母亲来到了他原先的办公室。振宁告诉母亲，1954年，就是在这里，他和米耳斯创立了杨—米耳斯规范场。当时，这篇论文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越来越显示出耀眼的光辉。
杨振宁又告诉母亲，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他和李政道多次交谈、讨论，在1956年写出了《弱作用中的宇称守恒问题》这篇令世界物理学界震撼的论文。这个地方对他的一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振宁慢声细语地娓娓道来，母亲认真地听着，她虽然不太懂儿子所说的“规范场”、“宇称守恒”等，但她知道，这些对儿子一定很重要，因此她频频点头。从这间办公室里出来，振宁搀扶着母亲，站在窗前的一棵大树下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母亲站在儿子的身旁，脸上流露出的全是喜悦和满足。母子俩又穿过树林，来到了布鲁克海文的国际村。这里是专为从世界各地来此进行学术访问和工作的科学家建造的。50年代，杨振宁一家就居住在这里。现在虽然房屋旧了，门窗也有了改动，但周围的环境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