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说过：我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美国人，同时又是一个中国人，科学没有国籍，但是科学家有祖国。太平洋不能阻隔他对祖国的亲情。几十年来，他对祖国的爱，对祖国亲人的情谊，感动着他周围的人们。
1.接待来自远方的同胞
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两国的科学家也开始了来往和交流。
杨振宁积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中国学者有到美国进行访问和学习的机会，并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帮助与方便。
1973年，国际高能碰撞会议在美国纽约石溪召开，作为东道主，杨振宁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想到了祖国的同行们。他亲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发出了邀请信。接到来自大洋彼岸的邀请信，中国的学者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到一直被中国人称为“帝国主义”的美国去参加会议，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一次派学者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这可是件需要慎之又慎的事情。经过各方面的比较，最后挑选了汪容、高崇寿、李炳安三个人，组成了中国代表团。启程的日子到了，三个人怀着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飞向大洋彼岸，飞向那个陌生又神秘的地方。中国科学家们终于走出了紧闭的大门，开始向世界眺望。飞机缓缓地降落在机场，汪容一行刚刚走下飞机，就见到了专门来机场迎接他们的杨振宁教授。
“欢迎你们，旅途辛苦了！”
杨振宁快步迎上前去，和他们一一握手。
在这异国他乡，听见这熟悉而亲切的话语，三个人顿感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汽车在美丽的长岛上平稳地行驶，杨振宁不停地给中国代表团介绍着沿途的风景。住地到了，杨振宁又跑前跑后为他们安排住处。接着，他又领来三个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三位来自台湾，他们对这里都很熟悉，你们如果有什么困难，就请他们帮忙。”
“愿意为你们提供服务。”
三位台湾朋友非常客气地说。直到一切安排妥当，杨振宁才准备开车离去。
“杨教授……你……”
看到杨振宁就要走了，汪容似乎有话要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汪先生，还有事吗？”
看到汪容忧心忡忡、欲言又止的神情，杨振宁认真地问。看到杨教授那亲切的面容，汪容把自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提了出来：“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参加完会议后，要到芝加哥参观美国国立费米实验室，杨先生，您能不能派一位研究生陪我们一起去芝加哥？”
听完这番话，杨振宁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没有问题，我会安排的。好啦，你们休息吧，明天早晨我来接你们。”
夜已经很深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久久不能入睡。团长汪容躺在床上，还在回味着刚才向杨教授提出的要求。是啊，在他的想象中，曾被称为帝国主义的美国对中国人一定是仇视的，去芝加哥会不会有危险呢？可是从今天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起，直到刚才闭灯睡觉，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热情、友好的美国朋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到这里，他的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第二天一早，杨振宁按时来到了这里。汪容见到杨振宁的第一句话就是：“杨教授，不必再麻烦您派研究生一起去芝加哥了，现在我们已有足够的信心自己前往芝加哥，相信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听到这里，杨振宁高兴地握住了汪容的手：“衷心祝愿你们的访问一帆风顺！”
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使大家虚惊一场。那天上午，会议正在进行，细心的杨振宁发现高崇寿先生不见了，他立即吩咐大家分头去找。可是，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仍不见高崇寿的影子。
“他会到哪儿去呢？会不会迷了路摸不回来呢？”
杨振宁皱紧了眉头。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仍不见高崇寿的踪影，杨振宁急得不停地来回踱步，头上已渗出细小的汗珠。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高崇寿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看见大家都在为他着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听说昨天的报纸上刊登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照片，我就步行到火车站附近买报纸去了。”
看见高崇寿回来了，杨振宁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不住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对一位普通教授的牵挂
美国之行，给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高崇寿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美国朋友的热情好客，杨振宁教授的关心和帮助，一直令他感动不已。机会又来了。
1980年，高崇寿又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到美国西部斯坦福作学术访问。刚到美国，他就和杨振宁取得了联系。一天，高崇寿骑着自行车返回住处，在经过一段下坡路时，自行车失去控制，快速地向下滑去。突然，自行车锁链卷进了后轮，车子猛然停住，高崇寿毫无准备，巨大的惯性把他抛出了自行车，重重地摔在车道上，他顿时昏迷不醒，被送进了斯坦福医院。高崇寿伤势十分严重，大脑受到严重挫伤，陷入了深度昏迷。美国医生为抢救高崇寿的生命，果断地为他做了开颅手术。远在美国东部石溪分校的杨振宁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着急。他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地往斯坦福医院打电话，询问病情，托人关照一定要尽一切努力进行抢救。经过医生们的全力抢救，高崇寿终于苏醒过来了。
在静静的病房里，他收到了杨振宁寄来的慰问卡片，还收到了杨振宁委托别人给他购买的《爱因斯坦的为人》一书，希望他从这本书中汲取力量，战胜疾病，早日康复。看到这一切，不轻易掉泪的高崇寿感动得泪流满面。
后来，高崇寿一直珍藏着杨振宁送他的这本书。高崇寿的病情稳定之后，决定回国内继续治疗，但想到自己在美国的学术访问还没有结束，他感到十分的遗憾。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答应他恢复健康后，再去美国继续他的学术访问。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1981年，杨振宁又一次回到祖国访问。一到北京，他就关切地询问高崇寿的情况：“高崇寿先生现在身体情况如何？”
“他已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杨振宁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一位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这样关心一位普通教授的健康，使高崇寿和其他科学家都很感动。由于种种原因，高崇寿没有能再去美国，可是，杨振宁却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
1985年，杨振宁特意邀请高崇寿先生再去美国访问，做CEEC访问学者，了却高教授的心愿，完成原定的学术访问计划。
3．接受采访
1984年的一天早晨，纽约市宾州火车站人山人海，一列列满载乘客的火车鸣着汽笛在这个车站开出开进。中国著名作家徐迟和记者洪蓝在第17站台登上了去石溪的火车。12点15分，火车缓缓驶入石溪车站，他们的目的地到了。一下火车他们就发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一位是他们此行要采访的对象杨振宁，另一位是他的助手聂华桐。徐迟打量着眼前的杨振宁教授，这年他62岁了，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一双大眼睛闪着智慧的光，显得精干持重。一阵寒暄过后，杨振宁把他们领进了车站旁边的一家中国餐馆。这家餐馆地方不大，但干净舒适。四个人一边吃饭一边交谈，没想到一开始双方意见就发生了分歧。提起这次的采访内容，徐迟说：“奥本海默曾经说过，原子物理高深艰奥，世俗经验无法理解，很难进入文史作品中。我对这话就不太服气。”
杨振宁马上回敬一句：“不服气也没有用，它就是高深艰奥。”
徐迟仍然很自信地说：“天下无不可理解的学问，只要能写出文章来，绝无读不懂的道理。”
杨振宁听后笑了笑，就提起了别的话题，并劝两位客人努力加餐。吃完饭，他们一块儿驱车来到石溪分校的物理大楼。走进杨振宁的办公室，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迎上来，杨振宁介绍说：“这位是我的秘书托萍小姐，这两位是我的中国朋友。”
“你们好！欢迎你们！”
托萍小姐是一位十分温和、端庄的美国人，她对每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都十分友好。
杨振宁平时工作非常繁忙，前来拜访的人也很多，为了保证杨教授的正常工作，托萍小姐就像卫士一样挡驾不速之客。
但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如果有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她就会破例通报杨振宁教授。他们刚刚坐下，托萍小姐就送来了一个蓝皮纸夹子，打开一看，是杨振宁的一些著作和论文，材料十分丰富。徐迟坐在杨振宁办公桌的对面。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在杨振宁背后的墙上挂着三个镜框，里面有三个满头银发的大头像，都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照片。其中有一个衔着烟头，用严肃的深思的目光注视着前方。
“你们想了解什么？我该怎么跟你们谈呢？”
杨振宁开口说道。徐迟说：“主要有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你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那个科研成果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但并不很明白。你能不能用几句或十几句比较容易理解的话讲清楚呢？”
“可以的。”
果然杨振宁只用了10句话，就把这件事讲明白了，当然每一句话都不太短。
“你说清楚了，谢谢你！我想请你回答第二个问题。你得到诺贝尔奖到现在，也将近30年了，人们本应当非常关心你的工作的，但你的工作太难懂了，大家无法关心你。能否请你简单明了地告诉我，这些年你进行了哪些科研项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杨振宁点点头，然后用缓慢的语调，从大脑中搜索着尽可能使对方理解的字句，对自己1957年以后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说明。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徐迟看看洪蓝，洪蓝看看徐迟，两个人都觉得不能再耽误杨振宁教授的宝贵时间了，采访应该结束了。他们起身告辞，提出希望能看一看著名的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然后乘火车离开石溪，回曼哈顿去。
杨振宁回答说：“事先没有和布鲁克海文联系，而且路途较远。这样吧，楼下有我们自己的一座加速器，小了一点，你们可以去看看。”
他们一起来到楼下的大厅里，看到一座并不小的粒子加速器。
杨振宁认真地讲解起来。
但两个人无论如何也懂不了。他们不禁又想起奥本海默的那段话：“……这个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经验是如此遥远，很难想象它能为任何诗人或历史家所知晓。”
看来奥本海默说对了，物理领域的奥秘还远远没有被文学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