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可是，他却以自己是一位物理教师而引以为荣。
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对中国的教育、人才的培养，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
1．中国要有自己的爱因斯坦
杨振宁的读书经历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历大部分在美国，他对两种不同的教育方法进行比较，做出了评价。
杨振宁认为，中国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不同。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教育一直很重视基础性教育，学校培养了许多非常努力、训练有素、基础也很扎实的学生。他们到国外留学，考试成绩往往名列前茅。利用中国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学生，不光从中国出来的，从日本、朝鲜、新加坡出来的学生，都很会考试。会考试看起来是一件占便宜的事情，但实际上，一个人太会考试了，就会产生一种观点：反正知识都是别人已经做好的，我一个个学习就行了。如果再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定回答不出来。这些考试成绩很好的学生动手的能力是很差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分数与学生的前途息息相关，学校、家长和社会把分数看得太重。这种以分数论英雄的态度，压抑和摧残了一些天才人物。比如，像爱迪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小时候在学校并不是很优秀的学生，如果他们生在中国，很可能连中学也考不上，更不要说上大学了，所以这种体制可能使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爱因斯坦。
杨振宁曾讲过一个他和儿子的事例。他的儿子生在美国、长在美国。
“还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实验家。当我们俩一起做一些具体工作时，我才清楚这一点。一天，我们停车房的门推手坏了，那时，我儿子将近15岁。于是我们俩爬上梯子想查看一下停车房顶部的装置哪里出了毛病。我们刚爬到那儿，他便说是一个小轮齿错位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不能告诉我，只是耸了耸肩。
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忙活了一阵就修好了。这件事表现出他对小实验发明的知解力，而我却没有。我当然比他要老练多了，但是在这方面他更富有洞察力。”
美国的学生虽然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考试成绩不太好，却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创新精神，专门爱想新东西。他们常常在乱七八糟之中把知识学了进去。如果和他们交谈就会发现，许多优秀的学生，他们的知识体系中的漏洞很多，正确的和错误的纠缠在一起。
但这并不可怕，他们照样成才。美国的教师鼓励学生提问，就是最了不起的权威，美国学生也敢提出怀疑。他们在学习中，还善于接受和发展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摒弃那些过时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会获得迅速的进步。中国的学生在学习中是全盘接受，不习惯于思考，更不习惯于怀疑和考证。他们以拥有丰富的知识而自豪。他们胆子比较小，不敢走新的路，如果有一位专家说这事情应该怎么做，中国学生就不太敢说：“不，我不相信你说的，我要自己独立思考。”
那么，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是不是一无是处呢？杨振宁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认真地、扎实地打下基础，对学生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杨振宁主张美国的学生应该多学一点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学生应该多学习美国学生的学习方式。
杨振宁对中国教育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带来教育方式上的一系列变革。总有一天，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爱因斯坦。”
2．不要轻易放弃一个闪念
杨振宁从自己的研究经历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你有了一个原始的想法，就值得去研究，即使这个想法不是可以发展的，也不要轻易放弃。
但不要冥思苦想，想过一两天，实在没有头绪，就可以换个问题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想法可能会获得成功。
杨振宁在和研究生的一次座谈中，讲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故事。那还是在他做研究生时，他就产生了一个关于规范场的想法，可是这个想法发展了一两天就发展不下去了。又过了半年、一年，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又接着去想。直到1954年，终于产生了令人关注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
杨振宁还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40年代后期，在普林斯顿，他有一位同事叫布鲁克纳。
有一天，布鲁克纳提出了一个想法，杨振宁当时很感兴趣，就认真地和他讨论起来。
但令人失望的是，杨振宁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第一天这样回答，第二天又那样回答，他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三天以后，杨振宁肯定地对他说：“你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但事实证明，杨振宁错了，因为后来有人考察了布鲁克纳的观点，发现在这一片混乱的思想当中，有些想法是极为重要的。那些想法被清理出来并加以证实之后，最终成了一项重大的成果。所以，杨振宁认为，在做学问时，既不能轻易放弃一个闪光的念头，又不能老是在那里打转；既不能轻易放弃原来的见解，又要能解脱自己，把注意力暂时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有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到答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可能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
3．不要急求助长
秋天来了，校园里的各种树木渐渐退去了耀眼的绿色，变得一片金黄。这一派绚丽灿烂的秋景，显示出成熟的繁荣。
杨振宁踏着地上的落叶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上照例是一沓厚厚的来信，一封来自马来西亚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尊敬的杨教授，今天冒昧地给您写信。我的儿子罗章雄自幼聪敏过人，人们称他是天才少年。今年他刚刚12岁，已经高中毕业，我希望他能到美国去深造，也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这封信是一位姓罗的华裔学者写来的。读着这封来信，杨振宁仿佛看到了那位父亲企盼的目光。对于天才孩子的教育问题，在这之前，杨振宁已考虑过多次，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封来信又引起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杨振宁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曾被称为天才少年的世界著名数学家Norbert Wiener的成长经历。Norbert Wiener是20世纪一位大数学家，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智，十几岁就在哈佛大学毕业了。他的父亲是一位教授，对天才的儿子抱有极大希望，对儿子的教育非常严格，施加了很大的压力。Norbert Wiener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后来成了世界著名的大数学家。
但令父亲感到失望的是，他虽然在数学方面才智超人，但在其他方面却很不成熟，是个低能儿，并对自己的父亲表示极度的不满。Norbert Wiener在中年时写了一本自传《我曾经是天才》，记述了自己成长的过程，也记述了他在大学读书时那些天才同学后来的生活道路。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那些少年天才后来的生活大多极不顺利，还有的人竟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这本书中，他还多次流露出对父亲的不满和强烈的逆反心理。
杨振宁又想起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自己从小也是聪慧过人，在学校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父亲也是一位数学教授，但他没有像Wiener的父亲那样对儿子施加压力，而是注意培养儿子各方面全面发展。直到现在，杨振宁从内心深处佩服自己的父亲，是父亲把自己引上了成才的道路。想到这些，杨振宁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算给这位天才的父亲写一封回信，阐明自己的看法。不久，杨振宁给这位马来西亚的罗先生写了一封坦率又诚恳的回信。
在信中，他介绍了大数学家Norbert Wiener的故事，也回顾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并建议罗先生读一读《我曾经是天才》一书。
在信的最后，杨振宁语重心长地劝罗先生：让章雄像正常孩子那样地成长……不要过于急迫给他施加压力学数学或其他科学，因为人生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年龄要让他在心理上、学习上平衡发展……我还认为，在报纸上过多宣传他的事迹可能对他的将来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这样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强制性的压力影响他今后的发展，这是很危险的……罗先生，概括地说，对章雄急求助长我看不出来有任何好处，而我看得出来可能很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