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心中烧着一团火，一团对中国、对中华民族充满关怀之情的炽热的火！大到国家某项工程的上马、科技人才的培养，小到某个人学业的选择、专业的发展方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引起他的极大关注。
1．60岁生日
寒来暑往中，杨振宁的60岁生日来到了。60岁，是人生的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美国学术界有个惯例，一些有成就、有声誉的学者在过生日或退休时，都要出一本庆贺集。具体的做法是由他的同行每人拿出一篇论文，汇成集子出版。可是，每个人都不会拿出自己最好的论文，因为好的论文都想在最具权威性的期刊上发表，所以这样的庆贺集收入的文章在质量上是很难保证的。
杨振宁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打破惯例，选用自己过去发表的论文，出版一本庆贺集，他觉得这样会更有意义。不久，《杨振宁论文选集》出版了。这本选集收集论文70多篇，占他1944～1980年所发表的论文的1／3左右。
在这本选集的前言中，杨振宁引用了杜甫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两句诗，表达了他读书研究40年来的万千感受。
在这本集子里，还选登了25幅很有意义的照片，有父母、老师、同事、朋友，从中可以看出他个人成长的过程。
在“后记”部分，写出了每一篇论文发表的年代、当时的一些过程和生活情景，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和想法，使人读后感到特别亲切。
1982年9月22日，来自各地的科学家和朋友们早早来到了石溪分校，大家聚集在一起，庆祝杨振宁的60岁生日。
这一天，杨振宁显得异常高兴，他开始作生日演讲。会场里挤满了人，连会场外面也站了很多人。演讲结束了，一些学者和留学生们还围在杨振宁的身旁不愿离去，他们喜欢听杨教授谈古论今，觉得和他交谈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
“杨先生，您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什么？”
一位研究生向杨振宁提出了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杨振宁也多次考虑过，因此，他稍微沉思一下，就用三言两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接着，杨振宁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日本经济发展很快，你们说他们的秘诀是什么？”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
杨振宁接着说：“认真！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见到过一个做牛仔裤的香港商人。他告诉我他有一次有一个新生意，要找大工厂合作。他先见到一个美国人，美国人听完他的介绍后问：‘这样做出来的牛仔裤能赚多少钱？’这位商人又见到一位日本人，日本人则问道：‘你这技术是否真正好？’美国人开口就是钱，而日本人在技术上则是认真，追求精益求精。现在大家都看到，日本的许多产品几乎占领了世界市场，从汽车、电视机、冰箱、录像机、摩托车，小到钟表，几乎样样比美国做得好。”
……夜已经很深了，他们的谈论仍在继续。
2．“我叫杨振宁"
80年代以后，大批中国的优秀学生纷纷出国留学，这成了改革开放的一大景观。
但是有些学生认为，只要能出国，到什么样的学校，学习什么专业都无所谓。看到这些，杨振宁十分担心。一天，杨振宁在香港讲学，外出办事，乘了一辆计程车，司机是一位中年女士。路上，他们攀谈起来。
“啊！你的普通话讲得很好！”
杨振宁在听到司机一口流利标准的北京话后不禁赞扬道。
“我50年代在北京念的中学，是后来移居香港的。先生，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物理学教授，住在美国。”
司机听到这里，不禁回头看了一下，然后恳切地说：“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您帮我出出主意。我的儿子原在广州念中学，去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他的同班同学都想出国，他也想出国。
但是，通过CUSPEA(美国各大学在华招收物理研究生的一种考试)出国的，每年只有七八位。虽然他在中学时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可是进复旦大学后，发现竞争激烈，他觉得自己没有希望通过CUSPEA出去，因此很苦恼。他自己写信去美国，通过美国的一个机构联系了一个大学，但需要花七到八万港币。先生，您看这事情应该怎么办？”
杨振宁想了想，又详细问了一下她儿子的情况，然后说：“你所说的美国的这所大学的名字我没有听说过，可以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我认为复旦大学要比那所大学好，应该在复旦上完大学后再去美国念研究生。这样吧，我给你儿子写个条子吧！”
车很快就到了目的地，杨振宁立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我叫杨振宁，我有两点看法。一、复旦大学是第一流的大学，你在复旦念的物理较美国任何大学本科念的物理，可以说只会好些，不会差些。二、你在复旦毕业后，许多美国大学会接受你做研究生的，并提供助教位置，不管你是公费去还是自费去的。因为复旦在美国是有名气的。我认为这是你学物理最好的道路。现在急急忙忙随便进一个大学，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司机接过条子一看，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站着的竟是世界著名大物理学家杨振宁！“啊！是您！杨教授！谢谢！谢谢！”
女司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是感激，还是敬佩，她也分不清了。
3．真诚的建议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回国访问时，听说中国正在考虑建造高能加速器，对这件事，他感到忧虑。
杨振宁找到有关人员，坦率地表明：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的时机还不成熟。
1973年，全国有关单位和专家们在北京香山召开了高能加速器建造方案讨论会，会上提出了许多方案，最终不了了之。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又开始论证高能加速器方案。经过多方论证，方案最后定了下来。这个工程命名为“八七”工程，计划在1987年建成。听说中国要兴建50亿电子伏特的大型加速器，杨振宁大为吃惊。建造这样大型的高能加速器，是一项很庞大的精密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中国刚刚经过十年动乱，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根本难以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
杨振宁考虑再三，又一次向有关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是，他的意见仍然没有被采纳，“八七”工程还是匆匆上马了。
在这以后不久，杨振宁的忧虑得到了证实。
1980年，由于国民经济调整，“八七”工程下马了。
1982年，国家正式批准建造一台
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对撞机建成后，可以一机两用，一方面可以进行高能实验物理，另一方面，利用贮存环的同步辐射光可以为国民经济应用做很多工作。
杨振宁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他特别支持同步辐射的应用。他主动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领导表示，愿意协助培养研究同步辐射的科技人员。从1984年起，一些科技人员到美国学习，从事同步辐射光束线设计、实验站等工作，在费用上得到了以杨振宁为主席的CEEC的资助。CEEC是1980年杨振宁在石溪纽约州立大学发起组织的，主要是资助中国学者来这里进修。资金是杨振宁出面向美国和香港的企业家们募捐得到的。
4．善意的劝告
在接受CEEC资助的科技工作者中，有一个叫舒德明的，提起他到美国学习一事，还有一段小故事呢。舒德明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曾两次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生产者。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不久，舒德明大学毕业了，学的是飞机设计专业，当雄心勃勃的他正准备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大显身手的时候，却因为有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而受到牵连，被下放到陕西一个偏僻的小镇，在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中国科学院计划建造大型加速器，决定从全国挑选优秀的科技人员。
1980年舒德明很幸运地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工作。从一个小镇的农业机械厂调到北京的高能所，这是舒德明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他非常珍惜这样的工作机会。
1984年，杨振宁主持的CEEC决定资助高能所的科技人员去进修，舒德明又幸运地成为第一批接受CEEC资助的科技人员之一。接到通知，舒德明高兴万分，能出国进修，能到杨振宁教授那儿去学习，这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舒德明刚到美国，不顾旅途的疲劳，也顾不上观赏异国的风光，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拜见杨振宁教授。一见面，杨振宁就详细地询问舒德明的情况：“你在国内从事什么工作？”
舒德明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向杨振宁作了汇报。他以为杨教授听后一定会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地工作，没想到，杨振宁听到他是从一个机械厂调出时，坦率地说：“我认为，你不应该到高能所去，你应该留在工厂里工作，这样也许对你更好些，对中国的贡献更大些……”
对高能事业怀着满腔热情的舒德明听完这话，顿时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杨振宁接着说：“你真的喜欢搞高能加速器吗？中国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你为什么不选择有经济效益的工作做呢？”
这个问题太意外了，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舒德明思想上毫无准备，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了杨振宁的办公室。舒德明回到自己的宿舍，对杨振宁的话一点也不能理解。夜已经很深了，校园里宿舍的灯全熄灭了，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个问题一直在他脑海里萦绕：杨先生为什么不支持鼓励我从事高能事业呢？转眼间，舒德明来美国已经几个月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学习工作都非常努力，和美国科学家们合作得很好，还帮助他们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杨振宁一直在关注着舒德明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他了解到这一切后，非常高兴，立即打电话给舒德明：“你好！知道你在那里工作得很好……我希望你回去之后，能去从事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技术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