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行亦道之通称。
“道”就是“气”的变化流行，生生不息，永不停止，而其具体内容就是阴阳五行。
戴震指出，气化过程的基本特点是“生生”。他说：气化之于品物，可以一言尽也，生生之谓与！所谓“生”就是运动变化，“生者动而时出”。而生生不已的变化过程是有条理、有规律的，“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这条理是“秩然有序”、“截然不可乱”的。否则运动变化就不能继续了。他说：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
在气化生生的过程中，也有相对的静止，叫做“息”。戴震说：生则有息，息则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这就是说，生长变化中有停息止歇，停息止歇不是绝对的，而是止息中有生长的。正由于此，天地才化生成万物。他还用植物花草的株叶花果来说明“生”，用果实中的白仁说明“息”，但这种“息”在戴震看来是包含了“生之性”的。这样看待气化的过程，带有很强的辩证思维特点。
戴震还对“理”与“气”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理”是“分理”、“条理”，是事物内在的规定性、规律性，是与其他事物相区别之所在。
不同事物之所以相互区别开来，正在于各有自己的“理”。“理”在天地、人物、万事中，是可以认识的。认识了事物的“理”，也就获得了对事物的认识。他说：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
戴震对“理”、“气”关系的解释坚持了唯物主义，但他有时又把自然过程的规律和封建道德标准混同起来。他说：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条理者，礼与义乎！
在他看来，“生生”是仁，“生生而条理”就表现了礼与义。“条理之秩然有序”表现了礼；“条理之截然不可乱”表现了义，由此可见程朱思想对戴震的影响。
三、“血气心知”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戴震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从客观物质即人的生理机制方面寻找认识的基础，提出了“血气心知”的认识论。
戴震肯定客观世界是人的感觉经验的来源，人的感觉器官的形成以物质世界为基础。自然界是在先的，人是天地所生成的，而人又是天地间最高等的生物。他说：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征也。
人的感觉器官如耳、目、鼻、口等的存在，是由于天地之间有声、色、臭、味等的存在。
盈天地之间，有声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举声色臭味则盈天地之间者无或遗矣。外内相通，其开窍也，是为耳目鼻口。
耳之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
这就是说，人的感官所产生的感觉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外在客观事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是客观事物之“至”而感官又接受才产生的。这就坚持了认识来源于客观事物的唯物主义观点。
戴震还进一步阐述了人产生认识的生理基础，并区别了感官的作用与心的作用。他说：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
有血气，夫然后有心知。
“血气”指的是人的身体，“心知”指的是人的认识。人的身体是认识的生理基础。就人的感官与心而言，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感官的作用是辨别声色臭味，而心的作用是辨别“理义”的。“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
就“血气”与“心知”的关系而言，在戴震看来，由“血气”到“心知”是递进的。
他说：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神明，一本然也。
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
这就是说，人以“血气”为基础产生“心知”的认识活动，由“心知”达到对客观事物法则、条理的把握，进而达到“神明”。由“血气”到“心知”再到“神明”，都可归结为“本”，这个“本”就是客观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这一思想表明精神不能脱离物质单独存在。他说：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
既然法则条理存在于外界事物之中，要认识它们，就要和事物接触，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
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
不去“审察”、“剖析至微”，即使是“圣人”也无法认识事物内在之理。戴震批判了程朱学派的“理具于心”的观点，坚持了认识来自客观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观点。
四、“理存于欲”的理欲人性论
在人性问题上，戴震通过对人性观点的阐述，尖锐地批判了宋明理学在理欲之辩问题上以“天理”压制“人欲”的观点，主张“理”、“欲”相统一，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和时代特色，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启蒙影响。
戴震认为人性就是“血气心知之自然”；反对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从而将“人欲”和“天理”对立起来的观点，而从自然性来解释人性。他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五行”自然产生，各类事物都有自然的“性”。人的“性”就是“血气心知”。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
在戴震看来，所谓人性，包含着人的欲、情、知三方面内容。“欲”的要求是声色臭味，“情”的表现是喜怒哀乐，“知”的辨别是美丑是非，而这三方面均根源于人的自然天性。
他说：喜怒衰乐之情，声色臭味之欲，是非美恶之知，皆根于性而原于天。
“根于性”即产生于人性；“原于天”即出于自然。
针对宋明理学“理欲之辨”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戴震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进行尖锐、猛烈的批判，提出了“理存于欲”学说。他对程朱评价为：辨乎理欲之分，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
他认为，“理”（即道德原则）是不能脱离感情欲望的，“理”是情感欲望的适当满足和恰到好处的表现。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
既然情与理是相统一的，“情与理之名何以异”呢？这只是有所节制，“无过”、“无不及”而已。
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道理。
所以，推而论之，“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
戴震从“自然”与“必然”的角度论证了理欲相统一、自然人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他说：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
这就是说，天下之事，无非就是使人的欲望、情感得到满足，道德的盛行也就在于使人的欲望情感得到适当的满足。只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可以了。这就把人的欲望、情感与道德联系起来考察，而不是视之为水火不容。他说：欲者，血气之自然。
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礼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
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
戴震认为，“欲”是血气之自然，“理”是审察自然后的道德，是必然。必然是出于自然的，是自然的完成，因而“理”是出于“欲”的，是“欲”的适当调整。顺其自然而无微小的差失，就是道德之必然，这也是自然的最根本法则；如果任其自然而不加以道德的察知，就会流于失而丧其自然，这也就不是自然了。他从自然与必然的关系，强调不能离开人的自然感情欲望去空谈道德仁义。戴震指出，离开欲望也就无所谓“理”。
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
戴震认为，人的一切作为皆由于存在着欲望，有欲望才有所作为，也才有判断行为当与不当的“理”。没有欲望，不会有作为，又怎会有省察作为之理？他批判孔孟儒学和宋明儒学把“理”当成客观的脱离人之情感、欲望的东西，从而抛开发自人性的欲望，去用外在的“天理”强制人们服从它。
《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
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
强行以“理”责人，对人性以极大的压制。所以，他尖锐抨击理欲之辩的危害，悲愤地指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封建礼教对人的危害重于严酷的吏法，是杀人的工具，这就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用“礼教”、“义理”教化民众的虚伪性，这种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和启蒙作用，反映出进步的社会意义。
总之，戴震的哲学思想，无论是他的“气化即道”的自然观、“血气心知”的认识论，还是他批判理学家分离“理欲”而提出的“理存于欲”的人性论，都具有鲜明的唯物论色彩和时代特色。特别是他通过理欲问题的论述，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在当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对后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他重视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和欲望的满足，反映了中国18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封建专制的对抗。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戴震可称为中国古代哲学最后的重要代表。此后，中国哲学便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一同步入了近代阶段。
1.何谓实学思潮？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
2.黄宗羲的主要思想贡献是什么？
3.方以智对哲学的重要贡献是什么？
4.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有哪些具体内容？
5.试述王夫之认识论思想。
6.王夫之怎样辩证地论述了天理和人欲的关系？
7.戴震哲学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参考文献
1.肖父.吹沙纪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庞朴.蓟门散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3.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