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生日成”的人性论与理欲统一论
在人性问题上，王夫之接受了《孟子》和《中庸》论性的基本观点和朱熹、张载对人物之性的阐述，主张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王夫之认为，现实的人性都是气质之性，所谓气质之性，指性理在人这一特殊气质上的表现。他说：所谓“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质是人之形质，范围着这生理在内；形质之内，则气充之。而盈天地间，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故亦无非理者。理，行乎气之中而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故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质以函气，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气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若当其未涵时，则且是天地之理气，盖未有人者是也。乃其既有质以居气，而气必有理，自人言之，则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复天之有。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
王夫之从理气观出发来论述人性，从“理，行乎气中”与“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论证中推论出人性是“既有质以居气，而气必有理”的“气质之性”。
在现实人性的养成中，王夫之以性、气、质、习的相互影响、相互成就的动态系统中考察，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思想。他说：质者，性之府也；性者，气之纪也；气者，质之充而习之所御者也。然则气效于习，以生化乎质，而与性为体。性以纪气，而与气为体。质受生于气，而气以理生质（自注：此句紧要）。
在王夫之看来，“质”是性驻守之地，“性”是气的条理、主宰，“气”是形质的构成成分，同时也是人的习惯所乘驾、驾驭的对象。“气”为“习”所引，不断改变着人的形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气”为“习”所夺、以浸润形体同时害人性的过程，而人同时又以性理来规范行为从而改变着自己。人是一个矛盾体，时时充满着“性”与“气”的斗争。人性是“日生日成”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使性而无弗义，则不受不义；不受不义，则习成而性终不成也。
夫性者生理也，日生日成也。
习惯与本性相互作用、相互结合；习惯变了，本性也随着变化。“目日生视，耳日见听，心日生思”，所以人的感觉和思想都是变化日新的。因此，“性屡移而异”，“性也者，岂一受成型，不受损益也哉”？
人性“日生日成”思想，是王夫之在人性学说方面的独到创见，否认了人性固定不变的观点。
在理欲之辩问题上，王夫之提出了对程朱、陆王学派观点的批判，按照他“理欲合一”的思路重新塑造了孔孟儒学的精神。他认为“天理”和“人欲”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离开“人欲”就无所谓“天理”。他说：理自性生，欲以形开。其或冀夫欲尽而理乃孤行，亦似矣。然而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异情者异以变化之几，同形者同于形色之实，则非彼所能知也。
理欲的分割产生于人对性、形不同的追求，王夫之认为人作为形与性的结合物，人的形色正是天性的表现，服务于形色的“欲”正体现着本性的“理”，二者根本不可能分割，即所谓“同行”。而性理作为气化流行的产物，是可日生日成、变动不居的，它与欲的区别在于统一的气化过程中不同规定性的区别，故又谓之“异情”。他认为：“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即人人共同的欲望即是无理所在。
王夫之的“天理”与“人欲”同源共生思想，一方面，强调了生活欲望的重要性，反对禁欲主义，这在当时具有启蒙的思想意义，瓦解了当时的将“天理”和“人欲”绝对对立的“存理灭欲”学说，把理欲观与气体论联系了起来，使理欲之辩的思想向前推进和发展。另一方面，他将存理灭欲的希望放在至高无上的“天理”上，与程朱为代表的理学的一些观点实际上已混同。
六、理势统一的历史观
历史是王夫之极为关注的领域，在他的整个着作中，史论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经过多年思考，王夫之在历史发展的本质、治乱兴衰变化规律、英雄人物的作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见解。
（一）历史发展的本质是进化
王夫之阐述了历史发展的一代比一代前进的进化观点，针对道家学者将夏商周三代视为最好时代，以后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王夫之研究考察了中国历史发展，批驳了这种看法。
他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后代胜过往古，上古时代并不是理想的境界，秦汉以后的情况事实上比夏商周三代好得多。他说：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婚姻未别，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
至于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弑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杀，姻党相灭，无国无岁而无之。孔子成春秋而乱贼始惧，删诗书定礼乐而道术始明。
所以他说“治唐虞三代之民难，而治后世之民易”，这就打破了古代是理想境界的神话，而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
（二）历史发展进化有内在规律
王夫之认为历史的治乱兴衰变化是有其同在规律的。在论述这种规律时，提出了“理”与“势”这对概念和理势相统一的观点。
“理”是指历史发展中呈现的某种不可违犯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是在历史中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势”是指一个时期、一个阶段历史发展呈现出来的某种趋势。“理”与“势”二者是相互统一的。他说：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
理顺斯势顺矣，理逆斯势逆矣。
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言；气之条绪节文，日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历史发展有其必然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事件产生发展的原因与根据，而历史事件也是“势”成就的，这种趋势就是“理”的表现。没有离开“势”的“理”，也没有不表现“理”的“势”。当说到“理势”时，就如同说是“理之势”。“理”与“势”不能相互割裂，势之必然即理之当然，“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已”。
王夫之认为，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活动常常以皇帝大臣这些显赫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这些人图谋自身利益，却不一定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却促进了历史向前发展。他认为秦始皇建立郡县制，汉武帝开发西南，主观上是追求私利，客观上是历史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趋势在起作用。
王夫之的历史观，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本质是前进、进化的，历史发展有其内在必然规律性，这规律蕴含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他还看到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些都是深刻的。但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上，他过分夸大历史人物的作用，认为英雄豪杰创造历史，因而走上英雄史观的歧途。
总之，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作为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以深刻而完备的理论思维形式，总结了宋明以来的中国哲学，反映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精华。
在宇宙观体现论方面，他承袭了张载的气本体论思想，以新的理论创造，对理气、道器、有无、体用、虚实、动静等哲学范围，作了更加深入明确的论述，把我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发展观上，他将传统《易》学和道家的辩证法思想在气体论基础上加以更高水平的发挥，提出了“气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在认识论上，王夫之对中国历史的老庄之学、玄学、佛教学说，以及理学和心学的有关思想，深入其中以剖析其缺陷，“最其恃而见其瑕”，将合理的思想资料加以熔铸改造，在坚持唯物主义路线的基础上，提出“能必副其所”的正确命题和“知以行为功”的观点，辩证地解决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知与行的关系。
在人性论和历史观上，他将运动变化、“日新”的观点渗透其中，分析了人性的生成和历史的发展，提出理欲相统一、人性“日生日成”的辩证思想，同时把历史发展看成是有规律的进化过程，这种规律即体现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这些思想在当时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虽然王夫之的哲学具有历史局限性，体现的是17世纪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既具有反映当时社会变革的进步性，又具有小农经济和手工业者的狭隘性，从而使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二重性，没有摆脱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但他在哲学思想上的贡献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光辉的历史地位。有学者认为，王夫之哲学体系的出现，标志着整个中古独断哲学的终结，提供了封建时代哲学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第六节 戴震的哲学思想
明代开启的反理学的哲学启蒙思潮，延伸至18世纪，进入了反思传统、重构生成的阶段。这时，披着复古外衣的启蒙思想在清代封建专制的氛围中脱颖而出，并开始对封建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构有所突破。颜元和戴震便是在这一启蒙思潮中出现的突出代表。他们都打着复古的旗号，实则对宋明儒学唯心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在义利之辩、理欲之辩等问题上鲜明表达了某些反封建的市民意识，尤以戴震为甚。戴震的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生平与着述
戴震（1723-1777年），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人，清代着名思想家。他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年轻时跟随父亲行商，后以教书为生。戴震的家乡休宁是安徽茶叶生产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传入，出版了上百种自然科学着作。这种环境对戴震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40岁中举，但后6次会试皆落第。其间攻读传统典籍，经常提出质疑问题。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戴震被召任纂修官，校订天算地理书籍。他对于天文、算学、水利、地理等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并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学说。戴震一生着述颇丰，其主要哲学代表作是《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后者体现了他批判理学、总结传统学术的哲学智慧和精神。他的着作后人编为《戴氏遗书》。
二、“气化即道”的自然观
戴震在哲学自然观上，继承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以来的气本论传统，肯定了世界是物质“气”的变化过程，提出了“气化即道”的观点。
戴震认为，“道”指的就是变化过程，而这一变化过程乃是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过程。
他说：道言乎化之不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