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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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中国近代哲学(1)

在了解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基础上,把握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主要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及贡献,学会用辩证、历史的观点看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状况及中国近代哲学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主旨

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哲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先进知识分子对西学东渐展开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关系的“体用”之争;在哲学上,力图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进化论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起来,致力于传统哲学的近代化,并且在宣传进化论的基础上,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出各自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对推动整个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一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西学东渐与体用之争

一、中国近代社会状况

中国近代社会一般是指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经过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这一历史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曾有的剧烈动荡,在外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欺辱下,被迫步入了近代世界。中国从一个闭锁的封建专制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向近代工业文明。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它成为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这种自然经济对资本主义萌芽是个巨大的阻力,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的侵入也具有顽强的抵抗力。

康熙年间清政府曾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到1757年(乾隆年间)为了保护封建经济,抵制西方海盗商人对和平贸易的破坏,采取了落后的“闭关”政策。从这时起,封闭了其余几个口岸,只许在广州一地通商。“闭关”政策是一种严格限制的贸易政策,它阻碍了中国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助长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消极保守、力图维持现状的思想。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迅速上升时期,清政府这种落后的“闭关”政策,并不可能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离。后来的鸦片战争及其历史结果——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的签订证实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遭受资本主义不平等关系奴役的开始,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极大改变。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领海主权开始受到破坏;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鸦片战争后中国茶、丝的出口贸易,几乎全被外商(其中主要是英商)操纵,价格受其左右,中国茶、丝生产加工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变为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

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标志着中国由一个封闭独立的封建专制社会逐步成为开放性且对外依附性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

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

从思想文化上看,中国近代是旧传统衰微、新思潮兴起的时代。洋务时期的“中西之争”,戊戌时期的“新旧之争”,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分别代表近代中国学术文化演进发展的几个特定历史阶段。这是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进一步激荡、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中国近代新旧思潮嬗变,既有传统内部矛盾的影响,也有外来力量冲击的作用。这种外来的力量就是近代西方文化(称西学),它与经学、佛学并列为新思潮的三个源头,并在实际功能、历史地位上首屈一指。中国哲学就是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发生嬗变,由传统形态(在天人关系思维框架下寻找人生真义、社会发展的正途)转向近代形态(以宣扬进化论为主旨,探求中华民族的出路)。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通过救亡图存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通过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迈向近代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近代哲学,指的是上启1840年鸦片战争,下迄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段时期的哲学。这时的中国哲学在社会变迁、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和西方文化冲击下,立足于自然科学知识和进化论来探讨哲学问题。在宣传进化论的基础上,力图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中华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代学术主流的考证之学,已由诠释经典而沦入精华尽竭、毫无创新的境地,代之而起的是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在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中已有了思想基础)。他们在哲学思想上提出“众人之宰,自名曰我”(龚自珍语)、“人定胜天,造化自我”(魏源语)的新观念。这就是说,要注重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它们标志着具有鲜明主体性色彩的中国近代哲学的开端。他们的思想,为近代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哲学立场。

除此之外,有太平天国“平等”、“大同”观念构筑的“新人、新天、新地、新世界”的乌托邦思想;有曾国藩、冯桂芬、王韬等与洋务运动相关的思想家主动吸纳西学、反省传统,力图融会中西思想文化的观念,从而丰富了中国哲学的“道器”、“体用”、“本末”等哲学范畴;更有严复对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论,尤其是进化论的介绍;有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基于进化论的新观念;有章炳麟力图融经学(儒学)、佛学、西方哲学为一体的近代哲学观;还有孙中山探索知行关系的“知难行易说”。他们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史上,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对推动整个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在这期间逐渐走向解体,儒家哲学思想通过制度化而全面支配社会生活秩序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随之而来的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入与影响,孕育着一个寻求转型创新的中国现代哲学时代的到来。

第二节 严复——进化论的首位传播翻译者

一、生平简介

严复(1854-1921年),字几道,福建侯官(令闽侯)人。他是我国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近代史上着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中日甲午战争后发表了许多鼓吹变法维新和救亡图存的论文。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成为当时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1898年,他向清朝皇帝上了万言书,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具体纲领。在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中,严复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理论和哲学,在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戊戌政变后,严复同康有为一样,坚持改良主义路线;“五四”运动时期因反对新文化运动,又变成了复古派的代表人物。

严复也是我国近代着名翻译家,1896-1908年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斯的《社会通诠》,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他自己着有《严几道文钞》。在翻译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着作中,附有“按语”,表达了严复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

二、批判封建君权,宣传民主自由

1895至1898年间,严复在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接二连三地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及《救亡决论》等名篇,运用西学观点,对中国从传统到现实、从政治到学术展开批判,呼吁通过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促进民族国家的真正发达。

严复认为,西方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学术上能去伪存真,在政治法律上屈私为公。他说: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严复认为中国过去也曾有这样的提倡,但却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而西方国家常常能做到。

其原因是西方社会人民有自由,中国的人民没有自由。

由此,严复介绍了西方提倡人民自由的理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人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有了自由,才算发挥了天给予人的禀赋和权利,人人具有自由即使帝王也不能侵犯。他认为如果中国希望科学发达、刑政公平,就要打破中国圣贤所畏惧的禁条,提倡个人自由。

严复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他认为中国自秦以来,各朝代的政治“虽有宽苛之异”,但都是“以奴虏待吾民”。人民生来具有的天赋自由权利,被专制君主所剥夺,使人民毫无独立自主性,这就是所谓的“大盗窃国”。专制君主从民众手中窃取权利之后,又怕人民觉醒起来夺取这些权利,就制定各种法律欺骗和压制人民,“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以达到长期骑在人民头上进行奴役的目的。

严复还对唐代韩愈提出的圣人说进行了批判。在批判时,始终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为思想理论武器和立论依据,反映了他的政治社会观点。

三、系统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形成具有进化论特点的历史观

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介绍,为当时戊戌变法的社会政治学说奠定了基础和提出了有力论证。严复主要是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来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

严复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情况,特别强调了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宇宙是发展进化的,社会也是发展进化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只能导致中国无法适应进化趋势而被淘汰,从而提出“争天则胜天”、“恃人力”的观点。

第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他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为、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这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优劣,是由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的高下为标准的。

自严复介绍宣传西方进化论后,“物竞天择”的道理和“自强保种”的口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口头语。章炳麟、鲁迅、毛泽东早期的进化论思想,都受到严复翻译介绍《天演论》观点的影响。

四、介绍斯宾塞的机械自然观和经验主义认识论

严复将当时西方各种自然科学成就综合起来,用进化论的观点加以贯通。比如,他介绍斯宾塞天演论观点时,从进化论观点出发,肯定自然界天地万物都是自身进化发展而成的。

他说:天地元始,造化真率,万物本体是已。

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

这是说,整个宇宙之内只是物质和物质的运动(如化合、吸引、排斥等),没有物质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也体现不出物质的存在。

严复借用中国古代“气”的概念来说明物质世界统一性,并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加以补充、解释和改造。他把“气”与“以太”联系起来。“气”是指“如热、如电、如物质爱拒、如知觉运动、如动物劲积(指总能量)”等。

他还介绍宣传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首先阐述了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问题时,明确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西方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西方自然科学发达,乃至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富强的根本原因。

二是从实际出发,发挥个人独立思考的创造性,西方近代明确摆脱宗教束缚,以自然界这一“无字之书”为研究对象,“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终于使学术上获得了大发展。

三是以实验和实践作为检验标准。严复说: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

严复也具体介绍了西方科学中的逻辑学方法。他用“内籀”和“外籀”来概括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他说:乃若问西人后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即此而是也,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途不过二端,一曰内籀,一曰外籀。

在严复看来,西方人之所以推出许多新的学说理论,是因为他们将当时认为对的,运用于格物穷理过程之中,其途径不外乎“内籀”和“外籀”两种。“内籀”指的是“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即归纳法,考察许多具体事物之后得出一般规律;“外籀”指的是“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即根据事物的普遍性来推断众多具体事例,根据已确定的因素推论将来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西方的演绎法。

严复译述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是反映西方逻辑学科学术水平的名着,也成为当时了解西方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