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出现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把握它对中国哲学历史转向的作用。
王夫之、方以智、戴震的哲学思想
明清实学思潮的哲学意义
明清实学思潮指的是兴起于明末清初而盛行于清中叶的强调务实、注重实用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明清两代（1368-1911年）的历史跨度，长达543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改变。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愈演愈烈，出现危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另一方面宋明理学空疏之弊逐渐暴露，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中国，并震撼着当时中国思想界。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戴震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实学思潮。在学术思想上，他们主张“经世致用”，务求实效，一反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从而形成了唾弃“空谈心性”的特点。实学思潮所包含的务实、求变意蕴和批判精神，在思想文化和哲学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和转折意义。
第一节 明清实学思潮兴起的背景
一、明清实学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
明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在成熟稳定中逐步走向衰落，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积重难返，历史文化的积极因素与沉疴旧疾同时积淀。明代中期以后，阉党把持朝政，厂卫横行，政治日趋腐败，危机四伏；封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阶级矛盾冲突愈演愈烈，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终于在17世纪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革命。而这时纺织、造纸、冶铁等手工业空前发展，与之相应的城市商品经济活跃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长，新兴的市民工商业者队伍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有新的学说代表并反映其利益。明清实学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二、明清实学思潮兴起的文化背景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出现了具有市民批判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钳制着思想文化界，其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的盛行。朱元璋以文字之“过”而“纵无穷之诛”，大批文人因文字而遭横祸。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戮”。明清统治者在推行文字狱，实行思想专制、制造文化恐怖的同时，崇正宗，灭异端，将程朱理学推上至尊正统地位。
由于明中叶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观念开始出现，这就为具有启蒙色彩的实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再加上这时西方知识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从而促进了实学思想的出现。实学思潮的兴起是对封建文化专制的反叛和对西方文化观念传播的回应。
“明清两代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逐渐有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中国才又一次真正地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这种震撼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接受和学习西方的天文、地理、实用技术等。在思想学术上的反映，便是从东林党人提出的务实之风到黄宗羲、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再到王夫之具有总结意义的哲学思想，以至戴震的批判性哲学。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反宋明理学的性命义理等空疏之理，关注现实，因而在总体上显示出由虚返实的趋势和特点。
第二节 东林务实之风
东林务实之风始肇于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发起修复的东林书院。他们在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聚众讲学，讲学之余往往议论朝政、评介人物、讨论国家天下大事。书院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东林学风的最好写照。书院吸引了许多关心国家兴亡的仁人志士，以致当时人满为患。赵南星、李三才、邹元标等在朝仕官也加入到书院的讲习、讽议朝政活动中，因而形成集团，被称为东林党。
东林学派在学术思想观点上，主要针对王阳明的末流弟子将“无善无恶”的“无”当做本体的观点提出辩驳，坚持先秦儒学以来一贯倡导的实践理性精神。
顾宪成（1550-1612年），江苏无锡人。字叔时，号泾阳，世称东林先生，也叫泾阳先生。1580年（明万历八年）进士，因屡次进谏而遭贬谪。他的主要着作有《小心斋札记》、《泾臬藏稿》等。针对万历年间王学末流盛极一时、扰乱人心的状况，顾宪成提出了“道性善”观点，他认为“王门四句教”中的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并不是说“无善无恶”之“无”才是根本的，而是强调“正心”，要人们端正动机，立竿见影地去“行”，即“知行合一”，达到“致良知”。“王门四句教”是一个整体，如果只讲首句，不讲善的养成工夫就违背了王守仁的本意。顾宪成认为“道性善是说本体”，善是本体，而“本体与工夫原来合一”。他说：吾儒之学，以至善为车体，以知止为工夫而曰致知为格物，可见必格物而后能知止也。
格物乃知止以前工夫，丢去物格而则求知止之方，此异端悬空顿悟之学。
顾宪成的“道性善”说对王阳明学说中将“心之体”抽象化、背离先秦儒学“性善”实践精神的趋向给予了纠偏，使儒学重新回到注重践行工夫的轨道上来。
高攀龙作为东林学派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在总的思想倾向上，与顾宪成等人一致。但在“格物致知”知识论方面，提出了与陆王心学、顾宪成不同的主张，认为要格“一草一木之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问题，是宋代以后中国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朱熹主张的“格物”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到宇宙、小到一草一木之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这种将“一草一木一昆虫”当做“格”的对象，体现了浓郁的实践理性精神。陆王心学则把“一草一木一昆虫”的“格物”视为“支离”，而主张发明本心，这就疏离了中国传统哲学中注重实践理性的路向。有学者认为其结果是“堵塞了中国科学实践的路数，曾经是世界最发达的古代文明，逐渐落后于时代，最终无力应付西洋文明的冲击”。
高攀龙在“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上，顺着朱熹的思维路径，同时坚持陆王心学的“正心诚意”观点，将二者协调起来。他不赞成把“一草一木”排斥在格物对象之外，而认为“一草一木”的“格物”与“正心诚意”是统一的。自然界事物之间的彼此交会、作用之理，如“禽对语”、“树交花”都会启发人的“浩然之气”。因此，要正心诚意，就要“格致”大到天地、小到草木之“理”。这种思想是在程朱“格致”说的基础上，循中国“天人合一”传统向前迈进的，也是当时中国社会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活跃发展的大背景下一种思想反映。
东林学派除了在学术思想史上开启新风外，还在当时经济、政治条件下，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经济思想和民主思想。明代万历年间，城市工商业发展起来，东林学人在经济思想方面顺应这一历史趋势，提出了重工商的主张。东林名士赵南星指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这种把“商”与“农”并重、视为人生存之本业的思想，对中国历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是极大的挑战和突破，这不仅与许多东林学人处身在工商活动有关，也在更广泛普遍的意义上反映了日益壮大的市民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求，是顺应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的表现和反映。
此外，市民工商业的发展，在政治上也要求有新的思想与之相适应。东林党人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同时，开展了“讽议朝政”活动，反映在社会民主思想，是具有初步的思想启蒙意味。比如，在国与民利益的问题上，高攀龙指出：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
当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家时，要以民为重。顾宪成也宣扬和倡导：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他主张天下人自己做主，以天下人之是非为是非。东林党人的政治民主思想，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封建专制，因而具有初步的思想启蒙意义。
明清实学思潮自明中叶肇始后，虽然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代表人物中，具体思想观点不一，但其总的特点是鲜明和突出的。它作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思潮，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说来，这时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五个方面的转化：第一，由性二元论向性一元论（或由虚性论向实性论）转化；第二，由空悟虚静之论向实修论（或实功论）转化；第三，由道德空谈论向道德实践论转化；第四，由重道德价值向重物质价值转化；第五，由重群体价值向重个体价值转化。
这种价值观念转化，既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利益和愿望的反映，也是新兴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的体现。
第三节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
一、生平简介
黄宗羲，明末清初人。字太冲，号梨洲，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生于公元1610年（明神宗三十八年），死于公元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末着名的东林党人，被宦官魏忠贤阉党所杀害。明崇祯帝朱由俭即位，黄宗羲入京为父诉冤，以铁锥刺伤杀害他父亲的仇人。他受东林党人的影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同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黑暗的势力“阉党”展开了斗争。清兵南下，他招募义兵进行抗清武装斗争，不久后失败。明政权恢复无望，他隐居从事学术研究和理论着述，虽然清政府屡次征召，他坚辞不受。他反对空谈，注重“实学”，对天文、算学、地理等都有所研究，特别注重史学，开辟了清代史学研究的风气；但他的主要贡献在政治学说方面，提出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着有《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全祖望补成）等书。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对清末戊戌改良和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见之（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者）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聚变，极有力焉。
可见《明夷待访录》历史影响之深。
黄宗羲于1667年（康熙六年）在他58岁时恢复了经他的老师刘宗周创办、已关闭二十多年的“证人书院”，翌年又在鄞县创办了“讲经会”。他反对当时儒者只沿袭语录吸取表面的东西，不从六经之根本出发，积极倡导从经典出发的学风，这种学风影响了后来的全祖望、章学诚等浙东学派。1676年（康熙十五年），黄宗羲完成了包容明代三百多位着名学者思想史料的《明儒学案》，在当时及对后来的中国历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论的批判
明朝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高度发展，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由于明末社会阶级矛盾激化，拥有最高权力的君主终于被农民起义的革命浪潮所推翻，东北满洲贵族乘机夺取中原政权。这给予当时思想敏感的文人名士以极大刺激，使之开始从历史深处思索前明覆亡的原因和教训。黄宗羲因此致力于政治制度问题的探究，他研究了过去历代的政治制度，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具有社会民主因素的思想，从而对中国思想史做出了卓越贡献。
黄宗羲批判了传统的关于君臣、君民关系的看法，指出秦汉以后的君臣、君民关系都是不合理的，提出“天下为主”的民主思想。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
他认为在上古时代，君主的最初设立，是由于有人能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于是受到人民的拥护，推戴为君主，但后来这种关系被颠倒了。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
这样，君主强迫天下人民为他一人服务，尽将天下之利收归于己，这就颠倒了君与民的关系。所以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君主才是天下的大害，秦汉以后的君主被民众视为“寇仇”、“独夫”，也是理所当然的。在黄宗羲看来，上古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才是真正良好的状态，这已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思想。
就君臣关系而言，他认为君臣二者是“名异而实同”的共同治理天下的关系。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人们当官，不是为了君主一人一家服务，而是“为天下”、“为万民”，臣与君的“仆妾”不同，臣应是君的“师友”，不应该作为君私人的奴仆。君臣共同治理天下，好像拉大木头，前边的人与后边的人相互呼应。他说：岂知臣与君，名异而实同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