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佛教的“四谛”说是一种人生观和伦理观。
佛教寻求人生的“真实”，是着重对人生作出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苦痛，求得解脱。这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判断，独特的人生观。佛教寻求人生的这个“真实”，并非指知识和科学方面讲的真实，而是从伦理道德方面讲的“善”。真就是善，真实反面是虚妄，真与妄相对，所以妄就是恶。善和“净”相联，指清净断除烦恼。恶与净的反面“染”相联；染，污染，也就是妄念，烦恼、过失。
净、善就是真，染、恶就是妄。这里善和恶属于道德范畴，净和染也基本上属于道德范畴。
可见这是以道德为区分真、妄的尺度，这就涉及伦理学的内容。
苦、集、灭、道“四谛”是关于生死和涅盘的因果理论。苦、集两谛阐明人生的缘起道理和人生本质及形成原因；灭、道两谛分别阐明人生的可证性和可修性，即人生理想境界和实现理想境界的途径，共同构成人生的解脱理论。
第二，佛教解释现实世界和人生的“缘起论”，在哲学上属于宇宙论（包含了生成论和本体论）。
佛教“缘起说”认为，人生和宇宙中的事物、现象都是多种原因和条件的和合而生。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刹那变化、永远变化的“无常”，既然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刹那变化、永远变化的“无常”，既然一切事物都因缘和合而起，也就不能靠自我主宰，所以人和宇宙万物都是“无我”的，佛教称为“人无我”和“法无我”。佛教的“缘起”说和从它推衍出的“无常”论和“无我”论涉及哲学上的宇宙生成论、本体论和动静观等重大理论问题。
佛教的所谓“缘起”，“缘”是结果所赖以生起的条件，“起”是生起的意思。“缘起”着重在“缘”字，“起”不过是表示缘的一种功能。“缘起”也就是一切事物所赖以生起的因缘，佛教“缘起”说认为，大千世界，森罗万象，形形色色，林林总总，无一不是因缘和合而生；世界上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都处于因果联系之中，互为因果。“缘起”说的实质也就是事物间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对此，佛教的经典定义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此是彼的缘，彼依此而生。意思是说，因为这个东西的有，所以那个东西就有；因为这个东西的生，所以那个东西就生。“缘起”说强调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无原因的，必须在彼此因果的相对关系下才可以说它生起和存生。
“缘起说”是佛教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佛学全部基本精神都奠定在“缘起”说的基础上，或者说佛教其他各种理论均是“缘起”说的展开。佛教大小乘各派都以“缘起”说作为自己全部世界观和宗教实践的基本理论，各派的思想分化，理论分歧，都是出自对缘起的看法的不同。佛教有“缘起偈”：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依缘尽，是大沙门说。
“大沙门”指释迦牟尼。由于“缘起”说十分重要，所以印度佛教一般将此偈安置在佛塔塔基和佛像内。
佛教随着从小乘发展到大乘，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学者对于“缘起”说的解释逐渐发生变化，内容不断充实，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缘起论思想体系。最原始的是“业感缘起”论，不是对宇宙现象考察的结果，而是从观察人生过程、人的生命活动，尤其是心理活动而得出的一种看法。它从人生各种现象都是由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产生，得出道德上的善恶行为是转变人生现象根本原因的结论。后来，佛教学者认为不仅主观因素可以作为人生转变的主因，客观环境对人生趋向也有重要的作用。大乘佛教学者更是主张人生转变的关键有待于对整个宇宙人生的了解，这就是中观学派着重从感觉、概念及其对象的“假有性空”方面说明一切现象得以产生的原因，称为“中道缘起”论。其后又有瑜伽行派用“三自性”和“唯识无境”来说明世界现象及其本原，实为“自性缘起”论。密教宣扬“六大缘起”论。后来在中国又增添了几种缘起理论，这就是《大乘起信论》宣传以先天的“清净心”为世界本原的“真如缘起”论、天台宗鼓吹的“性具实相”论、华严宗倡导的“法界缘起”论和禅宗奉行的“自心顿现”论。
第三，佛教探求人生和宇宙之“真实”，还涉及主体的认识活动、内容、形式等认识论方面的哲学问题。
佛教探求“真实”，是相对于“境”，即认识对象来说的。“境”也称“所知”，所知作为认识对象，既是感性活动对象，又是理性活动（认识）的对象，这就包含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认识活动和认识对象的关系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佛教认为对“真实”的把握，并不是一般的思维活动所能达到的，只有佛教的智慧（般若）才能实现。所以，认识“真实”就要达到佛教的“智慧”，完成成佛之路，但是佛教也认为，佛教智慧并不是脱离一般思维活动的特殊的心理活动，而是把一般思维活动加以精炼，进一步升华的高级认识。这样就产生了佛教般若智慧与一般认识活动的关系问题。
佛教还探寻了认识出现谬误、偏差的原因。这就是真、妄的问题。如唯识宗的“八识”主要讲的就是认识问题。
三、佛教评价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现实的虚幻、歪曲反映，是无奈于现实的一种精神上的逃避。它在对现实人生和宇宙作出痛苦、消极、悲观的解释之后，把全部重心放在解脱论上，以出世和逃避现实的作法来摆脱痛苦，这在世界观、人生观上是消极的。
佛教的“缘起”说把宇宙人生看成是一个因缘和合，不断轮回的过程，这种对宇宙人生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是一种循环论。唯物辩证法对宇宙人生的解释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确是不断变化，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因缘和合）之中，但这种变化不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是遵循着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轮回说灵与肉的分离，精神和物质的分离，把精神看成是不灭的。
佛教讲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让人们摆脱轮回而克制欲望，修行持戒，实现佛性，达到涅盘，这在人生观上是消极的，同时在人性论上也是扼杀人性、毁灭人性的禁欲主义。
但佛教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有它可汲取的积极因素。
第一，从伦理道德方面，它力主人们完善自我，由芸芸众生，完成由菩萨到佛的境界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在主观认识上要大悟、大智（当然它所讲的悟、智是对苦难的认识，即所谓看破红尘），而且要在实际行动上做有益于众生的事，即积善。它对出家修行者和在家居士均有一定的行为要求和规范，如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使人不断由低向高境界努力。这在客观上对个人道德完善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其人生修养方式在今天仍有可借鉴之处。
第二，佛教的成佛解脱论，认为众生均有成佛的条件和资格（只有玄奘所创唯识宗不同意这种观点），佛性即在每人身上，它在客观上宣扬了人人平等。在人性论上，主张佛性即人性，不承认有更多的权威，为众生完善自我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在认识论方面，探讨了主观认识和客观对象的关系，虽然多数佛教宗派都认为客观对象（法、色）是由主观因素（我）决定的，有唯心主义色彩，但在哲学上对启发后人思维有一定积极意义。
四、佛教（宗教）存在原因分析
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在后来中国社会发展中一直不曾消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原因，又有个人原因；既有认识原因，又有心理原因；等等。
（一）社会原因
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即合理”，意思是说凡是现实存在的事物总有其存在的原因和根据。佛教作为宗教，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形式，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它之所以存在，也就必定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概括地说，这种社会原因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正由于人对自身之外的许多自然力量无法控制，甚至无法了解，因而把希望不是寄托在自身，而是寄托在幻想中的超自然力量，因而才有佛教（宗教）存在的可能；正是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个人无力改变它，于是只好借助于幻想，这也为宗教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变幻无常充满偶然性的社会生活使人们相信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二）认识原因
人类的认识总是随着实践、范围、深度的拓展而提高和加深的，在实践和认识尚未涉及的领域内，人们对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事物便容易产生种种猜测以至于恐惧和迷信，于是就在幻想中寻找摆脱和战胜它的力量，这就是宗教形成的认识上的原因。
（三）心理原因
宗教仪式本身有一种安慰人心理的特殊功效，这对于生活在节奏加快、竞争加剧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摆脱精神、心理压力的良好方式。佛教寺庙常见的烧香供佛、祷告等即属于这种情况。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做礼拜、唱诗、诵经更具有宁静、净化人心神的作用。
（四）历史原因
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其存在不仅表现为作为人们的精神信仰而流传下来，而且也表现为物化了的存在，如佛教寺院、佛塔、佛经等，从中人们依然可见其存在的迹象。
（五）文化原因
佛教得以存在流传至今，是与历代僧侣的弘扬和在家居士的信仰、传播、实践分不开的，也与学者将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分不开，更与佛教主动适应中国文化，内化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密切关系，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依然有人信仰、阐释并发展和完善。
（六）政治原因
历代统治者出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需要，曾积极支持和倡导佛教。这也是佛教能够存在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个人原因
个人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是受到挫折打击后走向消极、厌世而导致信佛，或是由于个人喜好、立志研究从而变为一种价值追求，寻求精神满足。
第三节中国化的佛教——禅宗
一、禅宗简况
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因主张用“禅定”作为宗教的全部修行方法而得名，又以“传佛心印”而称为“佛心宗”。“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
禅宗的思想渊源，远自印度佛教，佛祖释迦牟尼被视为禅宗的鼻祖。禅宗强调的“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就始于佛祖释迦牟尼，且一直传至第28代的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南印度）僧人，他在梁武帝时（约520-526年）来到中国，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9年坐禅静修，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相传他提出一套与印度佛教传入时，强调采取静坐、调正呼吸、集中思想的坐禅法不同的新方法，主张在禅定（即安静地沉思）形式下进行思想意识的锻炼。具体说来，包括“二入”和“四行”。“二入”即“理入”与“行入”的宗教修养方法。
唐初佛教史大师道宣在《唐高僧传》中介绍了“理入”的方法：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这就是说，菩提达摩主张人从认识上脱离现实世界（舍伪），返归超现实的真如境界（归真），这就不仅要否认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无自），也要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无他），这样才能“凡圣等一”，与真如、与道冥然合一。
所谓“行入”，指的是人的身心活动所应遵循的修养方法和形式，菩提达摩提出了四种，即“四行”。
第一种是“报怨行”，认为“修行苦至，当念往劫，……甘心受之，都无怨怼”，这样才能达到“逢苦不忧”的境界。
第二种是“随缘行”，“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它劝人放弃对外界是非善恶的分辨，不计苦乐得失，把一切都看做命运早已决定了的。
第三种是“无所求行”，教人放弃改善当前生活的任何要求和愿望。
第四种是“称法行”，教人按照佛教的基本教义去行动，称法而行。“行入”以“安心”为宗旨，讲究任运自然，随缘而行，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特别是道家的修行特点。
菩提达摩的修行方法抛弃了早先印度那种“坐禅”方法的复杂烦难，而使之简单易行，适应了当时北方重实行、轻义理的学风，故得以很快流传。僧人神光前往少林寺晨夕参承，得到达摩指点与器重，改名为慧可，成为禅宗第二代祖师。隋代僧璨受慧可所传成为禅宗三祖。以后又有唐代道信（580-651年），在13岁时入皖公山谒见僧璨，侍奉9年，得授衣法，为禅宗四祖。弘忍（602-675年）幼年跟随道信出家，传承道信衣法，为禅宗五祖，着有《修心要论》。他曾聚徒七百余人，在湖北黄梅开设“东山法门”，以讲习《金刚经》为主。神秀、慧能是他最着名的弟子，二人后来分别形成禅宗的北、南两派，使禅宗得以广泛传播和繁荣。
神秀是弘忍的大弟子，原本是公认的衣钵继承人。但当弘忍以呈偈方式选择继承人时，来自南海新州的一名不识字的樵夫慧能却脱颖而出。神秀用心所写的偈语曰：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