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旭看来，“自心”即“本心”，这是三教的共同根本。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的后期佛教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四、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佛教的微弱复兴
佛教在中国经过宋元明清的衰落之后，在民国初年至3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复兴。
（一）佛教复兴的原因
佛教复兴的第一个原因是杨文会（1837-1911年）及其学生的潜心研究、信仰和讲传。
杨文会又叫杨仁山，安徽人。早年阅读老庄，其母去世后开始领悟自己的人生，转而信奉佛教的净土宗并成为“居士”。他花费毕生精力刻了2000多卷佛教经典，引起当时学者与高僧的关注。他还开办“旅洹精舍”招收弟子讲传佛学，其中龚自珍、魏源、谭嗣同等人曾受教于他。他有遗着22卷，不仅阐释佛学，而且用佛学观点解说《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书。杨文会的学生欧阳竟无（1871-1943年）对中国佛教的复兴亦起了很大作用。他继承杨文会弘扬佛教的遗愿，继其师主持金陵刻经处，并于1920年在南京建立“支那内学院”，致力于佛教研究和教育事业，不仅以精湛的佛学造诣在佛教经典失传的情况下，阐释了玄奘所创唯识论的本来面目，而且培养了一批卓越的佛教学者，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着名的佛教大师。杨文会及其学生对中国佛学的振兴起了重大作用，他们宣扬佛教思想，与以往佛教的传播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特点，即力求运用佛教思想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难服务，秉着佛教“三界惟心，万法惟识”的基本精神以增强革命和改革的信心；力求摆脱过于粗俗的迷信，并尽可能用佛学去比附科学。
佛教复兴的第二个原因是一直存在着的居土佛教传统。佛教的流传不仅存在于佛教寺院的和尚中，而且也存在于不出家而信仰佛教的居士之中。最早的居士佛教传统起于清代彭绍升，他所着的《二林集》曾对杨文会与魏源产生很大影响。这个传统在清末有“南杨北徐”之说，即南京有杨文会，北京有徐蔚如；20世纪20年代又有“南欧北韩”之说，即南京有欧阳竟无，北京有韩清静。佛教学说在居士中的流传使佛教复兴有了一定基础。
佛教复兴还有其特定的思想、社会背景，这是佛教复兴的第三方面原因，也是根本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被证明难以挽救日益衰落的社会，于是丧失了在人们心目中的原有价值；而中国在经过“五四”运动后，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而趋于解体。在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安身立命之道，是知识分子探索的问题，这就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因而出现了佛教救国论。如梁启超曾认为“佛教是良药”，当时的学者陈三立指出：天发杀机，民生劫劫。政治学有杀机，经济学有杀机，哲学有杀机……剖析人心原质，一语言一动作，无不贪瞋痴俱来，要以清静慈悲者教之。
无依学人说：今天下纷纷，日变善诈，人将相食，治理之，非佛教莫属。
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思想混乱之际，佛教仿佛给世间带来了希望。当时的一些中国学者，纷纷从传统学说转向佛学的研习，如熊十力、梁漱溟等，他们批评物质主义、理性万能，提倡知觉、悟性的佛学思维方式。非理性主义往往在社会动荡、人心混乱之际抬头和盛行，不仅在中国如此，西方以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
佛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复兴，也是西方哲学输入和刺激的结果。“五四”运动后，西方哲学被介绍到中国，其严谨的哲学思维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当时中国哲学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建构哲学体系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留学西方，学习、借鉴其思维方式；二是转向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从中汲取精华。前者以贺麟、金岳霖为代表，后者以熊十力、梁漱溟等为代表，且熊十力从传统的佛教唯识宗中找到了立足点，从而给哲学的建构找到途径，使佛教唯识宗在近现代学术领域中成为显学。
（二）佛教复兴的特点
佛教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复兴，体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1）出现世俗化倾向。佛教在中国的长期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其戒律并未改变，但在明清之际由中国传入日本时，却大有改变，如僧侣可以食肉饮酒、成婚等，这对佛教的继承、流传起了很大作用。中国近现代佛学大师太虚（1890-1947年）就力倡“人生佛教”思想，即主张：应从做一个好人开始，继而菩萨善心，然后成佛；出家僧团应是一个适应现实中国社会环境的团体；居士应将佛教传承下去；人生佛教的社会意义在于教化民众，并使之推向全世界。他的这种主张明显地体现出世俗化倾向。后来印顺受此影响，写了《人间佛教》一书，继承、弘扬了其师太虚的思想，对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起了很大作用。
（2）出现以儒释佛、以佛释儒的特点。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儒与佛互相借鉴。这一特点，并非在20世纪的复兴阶段才出现，而早在明末清初就显示出来。清末康有为曾提出“托古改制”，在这一做法的启发和影响下，当时出现了以经（儒家经典）解佛、以佛解经的倾向。如近代哲学大师章炳麟，曾到日本阅读了大量佛教经典，在他后来的哲学论着中，无不显示着儒佛互解的特点。现代的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更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佛教虽然民国初年至30年代有过一段复兴，但它毕竟不能代表整个现代社会的时代潮流，而只能视为传统思想文化延续的一种表现。当时真正代表时代潮流亦深入人心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它在“五四”运动之际传入中国，在30年代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传播和实践，终于逐步中国化且成为一种独领风骚的思想理论。
第二节佛学的主要内容及佛教涉及的哲学问题
一、佛学的主要内容
关于佛学包含的内容，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佛学与佛法含义相同，包括教、理、行、果，即学理和实践两部分；二是认为专指佛教的学理、学说而言，不包括实践方面。
按照第一种说法，佛学就是佛法，就是佛教中佛、法、僧三宝中的“法”，即佛教的各种教义和学说。“法”有两层含义；一是轨则的意思，认为佛所说的法门（指通过修佛法获得佛果的门户），能令众生按其行事而获得解脱，故称为“法”，二是道德的意思。
所以，佛学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法——教是指教典，教法即指佛教的全部典籍；二是理法——理是指道理，理法指佛典中阐明的义理；三是行法——行是指修习和实践，行法指依理法而进行的戒、定、慧三行，即关于如何持戒、如何修禅定、如何获“大智”的宗教践行；四是果法——果是指结果，果法即修行圆满后所证得的所谓菩提、涅盘等圣果。
佛法虽称有八万四千法门，但其大纲是教、理、行、果四法。所谓“因教显理，依理起行，由行克果”就囊括了全部佛法。
与教、理、行、果四法相应而言，就是佛教学说的信、解、行、证四法。信，就是信顺教法；解，就是解悟义理；行，就是依教理进行的修行；证，就是修行所得的圣果。全部佛教学说，是以论证人们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为中心问题的，这也就是解脱论。解脱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达到解脱目的的方法、工夫、条件；二是解脱境界，即由众生到菩萨到佛。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佛法中的教、理、行和信、解、行属于因，果和证属于果。所以，佛法就包括解脱条件（原因）和结果两方面的内容。
既然佛学包含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内容，那么也可以说，它是戒、定、慧三学之总括。戒学是指戒律，防止人们作恶；定学即禅定，指修持者思虑集中，观悟佛理，以断除情欲；慧学，慧即智慧，能使修持者断除烦恼、迷妄，以获得解脱。所谓“依戒资定，依定发慧，依慧断除妄惑，显发真理”，就概括了佛教修持者全部的修学内容。戒、定、慧三学是相互联系、依次推进的连续性过程，是佛教学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戒学、定学是实践部分，慧学是理论部分。
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包括“四圣谛”说、“缘起说”、“三法印”和“业报轮回说”。
（一）“四圣谛”说
“四圣谛”是对现实世界、人生的基本看法，可以叫做佛学的人生论。谛即谛理，是真理的意思。佛教认为现实世界存在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盛阴这八苦，人生是个痛苦的过程，即所谓“苦海无边”。为此，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提出说明和解脱苦难的学说，即“四谛说”，所谓“四谛”，即苦、集、灭、道四谛。
苦谛，指现实存在的种种痛苦现象，共有八种：生苦，即诞生时的痛苦；老苦，指老年时的痛苦；病苦，指生病时的痛苦；死苦，是死之时的痛苦；怨憎会苦，指不得不与不喜欢的人或事在一起的痛苦；爱别离苦，指不得不与相爱的人或事分别的痛苦；求不得苦，指有所欲求而又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五盛阴苦指受色、受、想、行、识五种因素困扰而产生的苦，它是诸种痛苦的集合体，盛满人身心。
集谛，指造成痛苦的各种原因和根据，是早期佛教的理论基础，内容相当丰富，可概括为“五阴缘合说”、“十二因缘说”、“业报轮回说”。
灭谛，指作为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境界（即涅盘）。
道谛，指为实现佛教最后理想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是通向涅盘之路。道谛被总结为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简要归纳为戒、定、慧三学。
（二）“缘起”说
“缘起”说是佛教的独创理论，用以解释世间人生和世间现象的产生和变化，认为万事万物是因缘和合而生，是构成早期佛学的重要内容。
释迦牟尼观察人生过程，把人生分为许多部分，如五分、九分、十分和十二分，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十二分，也称“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用“缘起”说解释人生本质及其流转过程，后人称为“业感缘起”。“十二因缘”的名称是后来固定化的，它是彼此互为因果联系的一个序列，前因生后果，后果为前因又生其他果，人生就由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生、老、死这样十二个前后相关的环节所构成，由此形成了一个公式——“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就是“缘起”说的典型表说。“十二因缘”从普遍联系中的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关系理解事物存在。
“十二因缘”的中心内容是说，人生的痛苦是无明（愚昧无知）引起，只有信仰佛教，从内心反省自己，求之于“自我净化”，消除“无明”，才能摆脱生死轮回之苦。
（三）“三法印”
在“缘起”说的理论基础上，释迦牟尼又提出关于人生的三大命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三者合称“三法印”，是三种印证是否真正为佛教的标准或标帜。
具体说来，“诸行无常”，指世界万物变化无常、生灭不定；“诸法无我”，指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没有独立的实体或主宰者，主宰者即“我”是不存在的。“涅盘寂静”，指修行者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涅盘境界。
（四）“业报轮回说”
“业报轮回说”是早期佛教的核心，早在佛陀活动时期，已流行于印度。“业报轮回说”以“十二因缘”为理论基础，是对人生的解释说明。“业”指能够导致果报的行为，即“造作”；“报”即报应，是“业”的后果。
“十二因缘”在现在、过去、未来三世中依次展开，层层相因。现世之果必有前世之因，现世之因必有未来之果，于是形成因果报应之轮回。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又进一步解释说，有情（即人等）依照善恶罪福的业报法则，流转于“三界五道”中。所谓“三界”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是佛教对世俗世界的划分；所谓“五道”，依照经验与宗教传说，是对“有情”类的划分，有地狱、饿鬼、畜生、人、天（神），也有说是六道，即还有阿修罗（与天神战斗的恶魔）。
佛教还有一种对佛和众生的划分，叫做“六凡四圣”。“六凡”指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称“前六界”、“六道”；“四圣”指声闻、缘觉、菩萨、佛，称“后四界”，是圣者。
“声闻”，佛教“三乘”之一，指听了释迦牟尼的言教而有所觉悟者，以修学苦、集、灭、道四谛为主，达到自身解脱为目的的修行者，其最高为阿罗汉果。“缘觉”，佛教三乘之二，指理解“十二因缘”而得道者。又指观飞花落叶（指外部物质世界）而成道者。成语“天花乱坠”来源于佛教。“菩萨”梵文“菩提萨埵”的略译，佛教三乘之三，指修持大乘六度，求无上菩萨（觉悟），利益众生，于未来成就佛的修行者。菩萨的修行称“菩萨行”，以达到佛果为目的。
二、佛教涉及的主要哲学问题
由佛教的基本内容来看，戒、定、慧三学中，主要是慧学包涵了哲学内容。佛教的基本内容与哲学的关系是个别、具体与一般和抽象的关系，所以从佛学内容中进行概括、提升，可以发现它涉及了哲学的宇宙观、人生论和认识论问题。
佛教的全部重心是探讨人生乃至宇宙万象之“真实”，最终摆脱现实之苦。所以解脱论是它的中心和归宿，围绕这一中心和归宿，它有一套对宇宙人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