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梅晓东，中国作协会员，自由作家。已出版《我得官心我怕谁》《生命的账单》《雅人的俗劲》《人生的滋味》等杂文随笔集，以及《解剖帝王》《中国历史的隐秘法则》《皇冠下的罪孽》等历史著作十余部，并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大量文章。作品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许多报刊、网站选载、连载或被作为中学语文辅导教材，并被选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二十世纪中国幽默杂文》《名家散文精粹》等百余种选本。现居北京。
天大的难题
这是一个古老的家族，历史之悠久，不知已几千年也。该家族之祖先，做人讲仁义礼智信；处世讲中庸之道，以诚为本；待人讲仁爱忠恕，和谐共处；奋发进取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祖先之精神，代代相传，其后人多如是。
曾几何时，有人大倡斗争哲学，阴谋共阳谋同搞，巨帽与大棒齐飞，波澜壮阔之运动，如黄河之浊涛，涛涛相连。过去之一切思想，皆斥之为“反动”而发动民众猛批之；几千年之文化遗产，皆斥之为“腐朽”而号召百姓扫除之。传统文化之根，尽被斩断；原有道德体系，彻底崩溃。该家族中人，其头脑如电脑硬盘，始而被格式化，继而被统一安装了新程序，所信奉者，惟美好如天堂之主义，且坚信为实现此主义而世代忍受贫穷的煎熬，乃无上之光荣。同胞之间，互斗不止，或公开检举揭发，或暗中诬陷告密；证据无须确凿，尽可捕风捉影，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也。祖宗有过，儿孙须背黑锅；一言有失，巨帽立即加顶。邀功取宠，常见同事操戈，亲友相煎；表明立场，每有父子划界，夫妻反目。语言文字，乃为获罪之媒；诚实守信，竟成惹祸之端。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族人从此学乖，多各存戒心，互不信任，或装聋作哑以求苟活，或满口假话以避祸殃……若干年后，政事更新，族人幡然猛醒，始觉奉行二十余载之斗争哲学，实为破坏社会和谐之毒素；所谓“穷光荣”，实为欺骗百姓，使其安于贫困之麻醉剂。于众人陷于迷茫之际，各类宣传机器隆隆开动，大力倡导发财。各级政府，对发大财者，不但大力宣传表彰，而且授以种种官职头衔。品行不分优劣，有钱便获荣宠；来路不分正邪，发财即是英雄。于是乎，该家族中人思想再次高度“统一”，觉世间一切皆无价值，惟孔方兄才能为自己实实在在带来幸福；这主义，那主义，皆为虚幻，只有拜金主义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入迷途廿余载，觉今是而昨非，从此后，该家族中人大多全力以赴为发财而奋斗，且以穷富衡量人之价值，以拥有金钱多寡论英雄也。
金钱至上，既为族人共有之价值观，且被当作衡量人生成败之唯一标准，拼命敛财，自然成为大众之人生终极目标。污染环境，哪管它贻灾于万民；狂挖滥采，怕什么遗祸于子孙！坑蒙拐骗，岂惧上当者咒骂；掺毒售假，何顾受害者死活；征地强拆，哪管百姓上吊自焚……或利用手中权力广纳贿赂，或利用职务之便敲诈勒索；或虚立项目骗取巨资，或巧打旗号广敛钱财……不分雅俗，相聚言必谈钱；无论贤愚，人人梦想发财。道德诚可贵，法律位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学者可以出卖良知，教授可以信口雌黄，文人可以厚颜拍马，法官可以贪赃枉法……有人为发财不择手段全无廉耻，有人为暴富巧取豪夺心狠手辣，有人为金钱铤而走险将生死置之度外……为扶贫助弱而不计名利乐于奉献者，被人斥为呆傻；堂堂正正做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者，被人视为痴愚；追求公平正义者，被人视为另类；恪守传统道德者，被人笑作守旧；为实现远大理想而甘守清贫艰苦奋斗者，被人讥为无能……面对族人精神之蜕变，有忧族忧民者呼唤“回归传统”，倡导“文化复兴”。然而，“回归传统”不知何时变成了“尊孔读经”，“女圣人”高踞讲坛，把《论语》篡改阉割，羼水数吨，制成心灵的乳汁，哺育广大族人；几岁学童穿上汉服向孔子像顶礼膜拜，端坐于蒲团上诵读国学经典，似乎乞灵于孔丘，便可重塑族人之精神……所憾一时之热，旋即变冷。“文化复兴”不知何时变成了“文化复古”，大竖帝王之雕像，广建神佛之庙堂，动辄斥资千万亿万，全不顾民生之多艰。专制帝王之巨像，天南地北试比高；供奉神佛之庙堂，高山平原竞辉煌。“文化复古”愈演愈烈，只因能使复古者财源滚滚；“尊孔读经”旋即变冷，是因不能让尊读者增加钞票……“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重建族人的道德体系，已是当务之急！然而，“大破”容易，“大立”难，怎样重建，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只能巴望“好皇帝”
中国自秦以降，称皇帝者数百人，但能冠以“好”字者不多，大多数非昏即暴，或是极其平庸，让臣民认为，换谁干都一样，或是换谁都比该家伙强。而纵观历史，好皇帝的出现，有极大的偶然性，许多昏暴、平庸的皇帝的产生，却是必然的结果。
自夏朝第二任君王姒启将“天下为公”改为“天下为家”之后，帝位的传承，就由选举、禅让变成了父死子继辅以兄终弟继，即“世袭制”。这一制度，最适合人类自私的本性，成为以后各朝所有皇帝的唯一选择，无论谁干上了皇帝，都死抱着这一制度不放，因为改变了这一制度，就意味着将国家这个大家当拱手让人。拱手让出好不容易挣下的家当，虽贩夫走卒不愿为，何况“权倾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因此，除非儿孙不争气，大家当被别人夺了去，每个朝代的皇帝都是一个姓、一家人。
中国历代王朝的首任皇帝，除少数人靠搞阴谋诡计夺得帝位，大多经过几年、十几年的血腥拼杀，才挣得江山这份大家当，在选择接班人时，当然不能马虎，尽管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旧制，但有的皇帝并不遵循，而是在一堆儿子中选择优秀者，所谓“优秀”，当然是他自己的判断，而皇帝的龙眼，常被个人情感所蒙，被刻意伪装所惑，被阴谋诡计所欺，多数皇帝在立谁为太子时，全凭自己说了算，不容群臣置喙，有为国家命运着想的大臣若犯颜直谏，还可能被杀头治罪。有些皇帝则诡秘行事，确立接班人的大事，根本不让群臣知晓，如清代康熙帝、嘉庆帝都把由谁继承帝位的遗诏，密封匣内，托之于内侍，名曰“建储家法”，直到自己死后才准开匣看之，于是历代皇帝这种抛开旧制的选择，便如同抓阄摸奖，多靠碰巧，顺治帝选择第三子爱新觉罗·玄烨，尽管不是看其才智超过长兄，而是采纳了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说玄烨生过天花，有免疫力而不至夭折，但他却算是选对了人，而隋文帝杨坚废长立次，选择了“仁孝著闻”、“足堪负荷大业”的好儿子杨广为接班人，却断送了杨家江山，明穆宗朱载垕认为第三子朱翊钧天资聪慧，选择他为接班人，但却使大明王朝走向衰亡……皇帝若遵循“立嫡以长不立幼”的旧制，则更要靠运气，因为靠这一制度确立的接班人，在娘胎里就已有了帝位继承人的身份，出生之后，皇帝老爹在还未弄清他将来是否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时，便将其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而那孩子只要不是过于愚笨顽劣，他的皇帝老爹不会轻易更换人选。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多短命，来不及对接班人进行考察，便一命呜呼，于是还是幼儿或少年的太子，便名正言顺地登上大位，当其愚顽或残暴的本性暴露，群臣发现他根本不适合担任国家领导人时，为时已晚，只能俯首听命。中国历史上虽有权臣废去不称职的皇帝，另立新君的故事，但毕竟太少，大臣都为皇帝打工，多数人不愿担“逆臣”的罪名。有的皇帝明知嫡长子是个傻瓜，也要让其继承帝位，晋武帝司马炎明知嫡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却硬是立他为太子，便是一例。因为司马炎心存幻想，认为孙子司马遹聪慧，等到孙子接了班，问题就解决了，反正晋王朝是他司马家的。
一些皇帝在身体健康时因故未能册立太子，于眼看就要翘辫子才急立帝位继承人，或是突然咽气归天，未留下空出的龙椅由谁来坐的遗言，由那些权臣、权宦、皇后、太后之类，根据各自的私心，择立新君，或是篡改、伪造矫诏，或是在密室中嘀咕一番，新皇帝的人选便搞定了。结果使不少怀抱的婴儿或啥都不懂的玩童，糊里糊涂地当上了皇帝。据史学家统计，从秦至清，14岁以下即位的皇帝有39个。其中5岁以下的就有10个。而把小皇帝当作摆设，由死皇帝的大老婆“临朝称制”，或由权臣辅国，也就成了历代王朝共有的怪现象。这些糊里糊涂地坐上龙椅的孩子们，像秦始皇嬴政、西夏崇宗李乾顺、清康熙帝玄烨那样能够摆脱受治于人的处境，且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因自幼由母后、权臣、宦官辅政，养成了优柔寡断、任人摆布的性格而昏庸无能，无所作为，或者说只是一个傀儡。有的人则骄纵淫奢，为所欲为，胡乱折腾，致使国运衰落，甚至将老爹或祖先拼命挣下的大家当拱手让人。由赵高与李斯篡改秦始皇遗诏而得以继承帝位的秦二世嬴胡亥、由窦太后父女俩“定策禁中”而得以继承帝位的东汉灵帝刘宏、由向太后与几个老臣秘密议定而得以继承帝位的宋徽宗赵佶，皆属此例。
至于开国皇帝，江山是他靠长期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手中掌控着全国的军队，在文臣武将中享有绝对权威，龙椅非他莫属。这个踏着如山的尸骨登上龙椅的新朝皇帝是仁是暴，或是由明而昏，胡乱折腾，小民只能逆来顺受，别无选择。
综上所述，无论是谁，无论是通过何种途径干上皇帝，皆非百姓的意愿，而是一个人或一帮人所定，而在中国历史上，确立皇位继承人这样的大事，常常如同儿戏。因此可以说，大量昏暴、平庸的皇帝的产生，乃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无论是何朝代，人民的命运皆为一人所左右，这个人就是皇帝。而人民既然不能“当家作主”，对于江山改不改姓，由谁来当皇帝或曰“国家领导人”，无权表达自己的意愿，也就只能巴望出个“好皇帝”。出了个唐太宗李世民或是汉文帝刘恒那样的皇帝，百姓便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出了个秦始皇嬴政或隋炀帝杨广那样的皇帝，百姓只能在暴政下呻吟哀号，或是揭竿而起；出了个汉灵帝刘宏、宋徽宗赵佶、明神宗朱翊钧那样的皇帝，百姓只能饱受战祸离乱和盘剥压榨之苦。至于能否遇上“好皇帝”，人民只能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