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代医学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着医疗事务的主导地位，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涉及疾病诊疗时通常仍有两种以上的选择，而不仅仅是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医）。在中国是西医与中医，在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传统医学或其他替代医学可供选择，例如在美国的正脊疗法，欧洲的顺势疗法，还有催眠疗法等。
多种选择无疑为患者治病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有时也带来更多便利和更多的治疗机会。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却很少受到重视，对国内患者而言便是不了解西医和中医的区别，或者了解甚少，虽然有一点模糊的认识，但往往似是而非。这种知识的缺乏，不仅仅存在于普通患者当中，即使在执业医师当中，也是很普遍的现象。由于对两种医学的认识不足，必然导致在选择西医还是中医的时候，发生意想不到的差错。而且在治疗过程中，如何适当地安排中西医疗程，如何配合医嘱，如何准确理解医生的意图，如何将中西医结合应用，都需要对两种不同医学的诊疗模式有一定了解。
本章内容主要是对中西医的诊疗模式进行简单介绍，同时简单介绍中医的一些重要理念和诊疗技术，增进患者对中医模式的理解，希望在具体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对医生和患者有所帮助。
第一节中西医诊疗模式的不同
一、西医学与中医学的区别
人们平时所称西医，严格讲应该称之为“现代医学”或“科学医学”。这种医学也曾被称为“生物医学”，但随着20世纪末医学模式的变化，现代医学已经超出了生物医学范畴，因此这个称呼就不确切了。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化，一些在科学原则看来不够严格的东西正在日渐受到重视，并且在医学研究、临床实践中被接受和越来越普遍地得到应用，例如心理学的很多理论与治疗技术等。这样看来，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现代医学也不能严格地称为“科学医学”了。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说明本书中关于“西医”这一名词的所指。本书中我们所使用的“西医”这一名词，意思是“现代医学”。之所以要首先界定这个名称，是因为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需要涉及一些西方传统医学的内容。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们遵循约定俗成的叫法，将现代医学称之为西医，但其含义不是“西方传统医学”或“西方的医学”。
通常人们认为西医是由古希腊医学沿革而来，这一观点有其合理的历史渊源，但又不够确切。虽然现代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罗马医学－阿拉伯医学”这一传统有密切联系，但从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原则和诊疗模式来讲，现代医学却与传统医学截然不同。现代医学的根本原则是科学原则；现代医学的发端，其标志是16世纪中期现代解剖学的建立。早期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17世纪建立的现代血液循环理论，这是现代生理学的奠基。
1543年，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编写出版了划时代的解剖学著作《人体的构造》（DeHumani CorporisFabrica）。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学不同于以往的人体解剖学，他以更加科学的实证方法开创了人体解剖学的全新局面。关于人体结构的认识，从此开始完全基于客观的人体解剖实践，而非基于部分的人体解剖加之臆测和借用动物解剖。而在此前的古希腊医学传统中，关于人体的构造充满了非客观的观点，其中一些是出于臆测，还有一些是将猿、狗等动物解剖挪用到人体上。这些观点虽然具有大量错误，但一直作为医学传统的权威观念被医生使用和传承，并且得到教会与政府等权力机构的支持与维护，排斥不同理论。
现代血液循环理论的建立，其奠基人是哈维（WilliamHarvey，1578—1657）。
其标志是1628年哈维发表的名作《论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E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 libus）［也译作《心血运动论》（De Mote Cordis）］。在这本仅有67页的著作里，把前人关于心脏和血液的错误理论暴露无遗，颠覆了以前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哈维在书中提出了“心脏泵理论”，根据实验结果论述了血液循环，论证了血液在人体内是循环利用的。而此前占据统治地位的盖仑学说认为，人体具有三种灵魂：自然灵、生命灵、动物灵，分别位于肝脏、心脏、大脑。人进食之后，食物经过消化变成乳糜，经门静脉输入肝脏，形成血液并加入在那里产生的自然灵，再由静脉将充满自然灵和营养物质的血液送到身体各部；其中一部分血液从肝脏流向右心，在心脏加热并加入心脏产生的生命灵，这部分血液进入动脉血中，并由动脉送至全身；一部分动脉血送向脑，在这里加入脑产生的动物灵，再由神经传送到全身。他认为神经与血管同样是中空的。盖仑的这种观点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神学观点相符，也是它能够作为权威理论历经1500年而不动摇的重要原因。
哈维在伽利略的影响下，用物理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血液。基于科学实验的结论，推翻了传统医学中荒谬不实的论断。自哈维以后，对人体的生理研究步入科学轨道，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此基础上，18世纪病理学才得以建立，以后才有近代临床医学的开始。
总的来讲，医学科学化是伴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起来的。发展到今天不过400余年，而它比较完整的体系建立与迅速发展还只是最近100年的事情。物理学、化学的发展，促使医生们用物理学、化学的观点来解释人体的功能，并由此产生出一些新的医学流派，如医物理学派、医化学学派等。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使医学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两个学科的建立，无疑是科学医学最重要的奠基。
正是基于科学原则和科学的研究技术，现代医学逐渐形成“打击病原体”
“寻找病灶”“实验室医学”“药物有效成分分析”等特征。其中的“打击病原体”和“寻找病灶”作为现代医学的基本模式，至今没有本质变化。这一特征也正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最核心的区别。此前的古希腊传统医学认为：
“人的身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这些体液构成了人的体质，通过这些体液便有痛苦的感觉或享有健康。这些体液的比例、能量和体积配合得当，并且是充分地混合在一起时，人就有完全的健康。当某一体液过多或缺乏时，或某一体液单独处于身体一处，血液与其他体液不相配合时，人便感到疼痛。当一种体液离开其他体液而孤立时，不仅仅是它原来的地方要患病，它所停留的地方也要患病。”相应的治疗技术便是通过喝“热性药”“寒性药”，或者“热水浴”“冷水浴”等调整身体内四种体液的平衡。所有这些理论，主要来自于人类生活的普遍经验和“天才的想象”，并没有客观的物质基础作为依据，更不用说严格的科学性了。科学性（或称为实证性）正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本质区别。
二、西医的诊疗模式
（一）寻找病灶的模式
随着现代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建立与发展，18世纪医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建立起来，就是病理解剖学。在解剖大量尸体的基础上，将解剖结果与正常器官的解剖结果相比较，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开始系统地认识到器官异常。病理解剖就此建立起来。代表人物是莫干尼（GiovanniBattista·Morgagni，1682—1771），代表著作是《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
由于病理解剖学的发展，西方医学确立了“寻找病灶”的医学模式，得以摆脱“调整四体液平衡”的整体论模式。直到今天，西方医学的基本原理也还是寻找病灶。在此之前，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通常是整体地判断病人的四种体液出现了怎样的失衡，然后利用一些手段笼统地调整平衡。例如病人腹痛、寒战，医生诊断病人体内有过多的冷、干性质的黑胆汁，于是给病人开处一些湿、热性质的药物，以此平衡黑胆汁。虽然腹痛、寒战的症状可能缘自人体很多器官的损害，如胃、十二指肠、盲肠、脾、胰等；而且疾病性质也有不同，如细菌感染、平滑肌痉挛等。但在古代医学模式下，医生还没有寻找准确病灶的观念和能力。确立“寻找病灶”的观念，这个变化是非常深刻的。
寻找病灶的医学模式，粗略地讲可以将其比喻为人类社会的“户籍制度”，而医生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便是“警察”。西医在现代解剖学的基础上，伴以现代生理学、病理学等学科发展，将人体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客观的确认和记录。小到血液中的每一种细胞，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记录。如果我们将人体比作一个人类城市，那么组成身体的各种成分就像组成城市的市民一样，西医给每个人都建立了明确的户籍记录。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红细胞、白细胞、转氨酶），等等。警察局（也就是医学界）详细客观地记录着每个人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长什么样子等。一旦人体出现问题，警察（医生）便拿着户口簿挨家挨户检查户口，看看究竟谁家出了问题。并且，在正常户籍档案以外，警察局还有另一套档案，就是常见的坏蛋分子的黑名单，或者叫做通缉令。警察（医生）一手拿着户籍档案，一手拿着通缉令，挨户排查。一旦发现坏蛋分子出现，当场拿下；如果没有坏蛋分子，只是居民自己出了问题，比如张三不在自己家里呆着，反而住到了李四家里，搞得李四家里鸡犬不宁，那么就想办法把张三送回去。这是一套点对点的、针对性极强的模式。
今天的患者去看西医，医生会开出大量的检查单化验单。其中大部分化验与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确病灶。医生要根据这些化验与检查结果判断究竟是体内哪一个器官组织出现了问题，究竟是胃、十二指肠、胆囊，还是别的什么。所以，当医生开出化验单的时候，不论是胃镜、心电图、X线，还是尿常规、便常规等，我们首先意识到，他正试图通过这些检查与化验，发现可疑的器官组织，同时排除正常的器官组织。普通患者容易出现对医学的盲目崇拜，将各种化验与检查看得莫测高深，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再尖端、再昂贵的仪器检查，其目的与作用仍不出最基本、最朴素的几条，就是寻找病灶、辨别病原体。知道疾病发生在哪个器官（比如肠道），知道是什么病原体在捣乱（比如痢疾杆菌），这两条是西医诊断的最核心、最主要的内容，一切治疗必须以此为基础。其他如增强免疫力等处方，通常都是附加的。
（二）打击病原体的模式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西医好比是警察，寻找病灶就像是追查罪犯的身份，以及追查罪犯的窝藏地点，诊断就是这个追查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已经查清了罪犯身份（比如痢疾杆菌），并且知道了他窝藏在什么地方（比如肠道），接下来就是对罪犯实施打击。仍以痢疾杆菌为例，打击的位置就在肠道，所使用的武器就是抗痢疾杆菌的抗生素。打击病原，是西医治疗的核心，也是最基本的模式。
虽然有些疾病看起来没有病原体需要打击，比如缺碘引起的甲状腺肿，但其思路与打击病原体是一致的。缺碘，于是补充碘。这种点对点的对应在传统医学（尤其是传统内科）中几乎不存在。传统医学基本上都是笼统地对人体进行调整，往往判断患者的病情就是整体偏寒还是偏热了等。即使进一步细分，也是笼统的人体组织，而在治疗方面，更不可能准确到特定物质的缺乏或过量。但是现代医学在通常情况下，则必须准确到单一物质列表，才能够有效实施治疗。缺碘就是缺碘，缺锌就是缺锌，如果检查结果含混笼统，往往意味着医生将束手无策。
另一方面，在准确清晰的检查结果的基础上，医生能否对病原体实施有效打击，还取决于医生是否掌握相对应的药物。比如葡萄球菌引起的肺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出医用青霉素之前，医生只能望洋兴叹。抗生素的发明，对于西医治疗学是划时代的进步。有人曾用玩笑的方式描述道：“所谓医生，就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把抗生素卖给你的那个人。如果没有抗生素，大概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告诉你，你将怎样完蛋罢了。”时至今日，抗生素种类已经数不胜数，分类也是越来越细，针对性越来越强。比如支原体感染的肺炎，使用青霉素就无法获得疗效了，这种情况下就要改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如阿奇霉素。这就是点对点的打击模式，不同的抗生素打击不同的细菌，不同的免疫抑制药打击不同的病毒，不同的微量元素对应不同的功能失调。
如果病原体已经查清，但对应的抗病药物还没有研发出来，医生则往往无可奈何。比如每年几度的流行感冒，还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等多数病毒感染的疾病，因为西医目前没有足够的有效抗病毒药物，所以面对这些疾病，医生通常只能开抗生素以预防合并细菌感染，有能力的再加一些抑制症状的药物（如感冒期间抑制流鼻涕的药物），同时做些生活起居方面的建议。对于核心的致病病原体，虽有所知却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