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六年正式建立山西行都司17卫之后的几年中，明朝不断从内地抽调军队协助边军筑城、戍守。洪武二十六年正月“敕周王、晋王发属卫官军，筑城屯田于塞北”《国榷》卷一〇，第738页。，考虑到当时正在施行的边防举措，两王属卫“屯田塞北”的地区应该就在山西行都司新设军卫的范围内。洪武二十七年三月，朝廷又“发山西军士筑东胜城，北平军士筑宣府城”《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第3387页。按：这次筑东胜城的时间表述与《明史》所记有两年的差别。《明史》卷九一谓“（洪武）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笔者认为，应以《实录》所载为准。洪武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山西行都司军卫的增置过程中，颇多改易，东胜置左右二卫即是这种调整的结果。原洪武四年初置东胜卫时的旧城，长宽各250m左右，增置军卫后显然必须扩建。那么，仅仅依靠左右两卫的军士短时间难以卒成其功，所以才会有二十七年明朝加派山西军士筑城之举。新城东西2km，南北2.5km的规模只能是这次筑城行动后形成的。《明史》受体例所限，笼统地将置卫与筑城一并记述，是就东胜增置军卫一事的整体而言，自然不及《实录》准确，今从《实录》。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明史》的这一记载，其来源并非《实录》，似乎另有所本；而且“河州”之名显系错误，当另考证。洪武二十八年正月“辛亥，遣使敕周王发河南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三万四千余人往塞北筑城屯田……甲寅，遣使敕晋王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第3445页。甚至在洪武三十年四月“辛卯，上以书谕今上曰：‘玉林、天城皆西北要地，非坚城深池不可以守。今山西军已筑玉林城，其天城城宜令北平军士筑之，期今岁完。否则来年完之，毋促役以困其力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第3641页。以上四条材料联系起来分析，能发现：第一，诸王属卫军士屯田筑城持续了五年以上的时间；第二，所谓“塞北”的范围也应该从大同行都司辖区扩大到包括大宁都司辖区；第三，到洪武末年，大同行都司属卫的筑城工作仍未结束；第四，大宁都司和山西行都司的边防军中都包含有周、晋二王的属卫军队。
这些认识对于理解靖难之变中燕王军队的构成以及永乐初年山西行都司各卫的内迁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首先，上述材料中曾言“筑城屯田”，单纯的筑城军士自可役毕内返，而屯田无疑就是在大同以北和大宁等塞北地区长期驻扎。联系上引史料分析可见：其间至少有超过6万内地军士居于塞北地区，于是乎，宁王权领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宁王权》，第3591页。的庞大军队就有了一种合理的解释。须知，建文初年燕王起兵之际，曾裹挟宁王及所属军队一道南下，这里面很可能就有原属周、晋二王而北迁戍边的军队。戍边军希望内迁的心理很可能被朱棣利用，所以才会有大宁都司轻易地为朱棣所控制的情况出现。其次，由于山西行都司新置各卫的屯田防御计划到洪武末年尚未全部完成，势必造成朱棣对洪武朝拓展防区、塞外置卫计划的怀疑，这也成为永乐初年山西行都司属卫内迁的原因之一。
二、东胜卫在明初边防中的作用
1.东胜诸卫的设置起到了屏障河套腹地的作用
从历史沿革来看，河套之中自古形成了众多的城镇堡垒，明朝就有人不断在边论中引证这一现象作为以实兵占据达到控制河套的目的。终明一朝，虽议者频频，朝廷始终未在套中旧址驻兵屯守的原因，除了实际困难之外，再有则是明初明朝在河套的控制线已越出套中，达到河外。从宁夏沿黄河到东胜一带均有守军，即使力量不强，在明初国势鼎盛的背景下，其防卫作用依旧存在。顾祖禹有“是时自东胜迤西，路通宁夏，皆有墩台墙堑”《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榆林镇》，第2653页。的说法，其依据正是成化朝兵部尚书王复曾经追述的情况：“洪武间，东胜以西路通宁夏，墩台基址尚存。永乐初，残胡远遁，始将守备军马移入延绥，弃河不守”《明宪宗实录》卷四〇，第799页。参见王复《处置番夷疏》，《明经世文编》卷九四，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828页。王复提到的墩台指的就是明初在者者口之类的地方所设的防御设施。对此，顾祖禹载：“者者口，在河套北，北敌入套之冲也。明初，置墩四十於黄河南，列障者者口，以为守御。又有加塔剌马安赤步等口，俱为守御处云。”《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榆林镇》，第2681页。者者口的具体地望根据《钦定大清一统志》所说为者者渡，“在（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北二百四十里，巴汉土尔根河入黄河处。”《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四〇八《鄂尔多斯·山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第132页）载：“又（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二百四十里巴哈土尔根河入黄河处，土名遮遮渡。”所谓“者者渡”就是“者者口”。巴汉土尔根河，汉译为“小黑河”，在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240里，东流入黄河，其地约当今毛卜剌昆兑河。其余守御处位置与者者口情况类似，都是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一些流入黄河南岸的短小河流的河口，同时也是渡口的地方。
原在河套内活动的北元残余历经近十年的战争，力量损失很大，他们向南无法深入宁、庆、延、绥，向北又有沿河边堡制约，相度形势，唯有归降明朝。在洪武朝，陕北、河套全为内地，加之沿河戍兵，边患极少。那么东胜卫本身作为这一新边防线的主要支撑点，其所发挥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梁份评价：“其地平衍，登望台瞭望，则一人匹马可见。夷皆远去，莫敢近者。盖东胜虽在山西偏头之西，实当河套之东北，河套既有三面黄河之阻，且有东胜为之重捍，故居腹里矣！”［清］梁份《秦边纪略》卷六《河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2.东胜诸卫东连宣府、开平，西与宁夏遥相呼应，在洪武朝整个北边防线中处于关键性的支撑地位
东胜诸卫的地理位置连接了洪武朝北边防线的东西两段。在朱元璋洪武二十五年的规划中原本指望在大同、东胜两个区域分别驻扎五卫（28000人）防军。出于军粮运输条件的限制，更多地考虑到对东北方向开平卫突出部的策应，明朝在此年对军卫分布格局做了较大的调整，减少东胜地区的军卫数，增加到大同以东地区。洪武后期，随着其余北方边境线不断向北推移，终于形成有明一代蒙明界线中最有利于明朝的防线。对此明人颇为自诩，宣称“我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至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据明嘉靖刻本影印。这一段话中虽全用秦汉旧名，但洪武朝边境线的全貌勾画得还是比较清楚。明人把新的边界线描述为“于是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在边防中，东胜卫非常重要，被认为是“大虏之警，守在东胜”《皇明九边考》卷一《经略总考》。明人对东胜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视，除了增置军卫，扩建城垣，调军戍守屯田外，更向东胜守军配备了火器——碗口铳、地雷等加强其防御能力石俊贵《内蒙古出土的明朝初年铁壳地雷纪实》，载《轻兵器》2002年第4期。东胜的重要性亦由此可见。
3.东胜卫的建立、添置与内迁过程反映了洪武时期明朝对北元边防态势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双方的力量消长
从洪武四年首次设立东胜卫到建文四年（1402）的再次内迁，东胜诸卫先后经历了两次建置与内徙的重大变动（见下表4）。东胜卫的初建是明朝全力北击北元、力图以武力彻底消灭元朝政权指导思想下的产物。而岭北惨败后的内迁之举既是服从了明朝战略思想变化的要求，也是北元军事压力短期难以消除被迫寄驻大同的无奈选择。洪武朝后期恢复旧地和增置军卫是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塞王守边”策略和巩固新开辟疆土行为的组成部分，很明显，是一种分地防御中较为均衡布置军力的措施。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了三十年中明朝对东胜控制方式的反复调整，也印证了北元与明朝双方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的发展方向。
表4明初东胜卫变迁简表
时段变动内容地点
洪武四年—洪武五年初建东胜卫东胜州故城
洪武五年—洪武二十五年第一次内迁大同城
洪武二十六年—建文四年增置为东胜左右卫东胜新城
建文四年以后第二次内迁卢龙（左卫）、遵化（右卫）
4.建文四年包括东胜诸卫在内的军卫内徙原因和影响
建文四年，朱棣称帝后将原属山西行都司的大批军卫内迁至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行在（北京）周边，与大宁都司整体内迁的目的一样，无非是强化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区，使得军力集中。显然这种大规模放弃洪武朝新拓疆土的举动绝非军事力量捉襟见肘的临时性考虑，而是朱棣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其父的新边防思想的表现。经过“靖难之变”，洪武朝的塞王守边制名存实亡，朱棣并不打算恢复旧制。一是经过明朝严重内乱争斗以后，塞王守边制尾大不掉的弊病凸显无遗，因此朱棣倾向于以“天子守边”控制下的镇守总兵制代替塞王守边制以消除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二是多年镇守北边的军事实践使得朱棣与其久住南京的父亲在如何应对北方政权问题上的理解必然存在某种差异，即在军力配备、后勤保障、双方作战方式等具体问题上朱棣有更深切的体会。所以调整北边防务，实施军卫内迁正是这种边防思想变化促成的。
客观上，东胜地区属于山西行都司的外围防区，后勤供应补给线过长，军粮转输艰难，损耗巨大，即便采用开中筹措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虽然洪武朝大力推进军屯，企图以军养军，但军屯成效不大则是不争的事实。加之从明代开始，我国进入又一个气候趋于干冷的历史时期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载《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胜等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点也需要考虑。东胜诸卫的据守成本必然很高，长此以往，更可能成为北边边防的包袱。
从实际影响看，东胜诸卫的内迁并没有像明人不点名批评朱棣那样消极。其一，永乐朝虽然边卫大量内迁，可是蒙古人对边境的袭扰活动却大大减少了。由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北元屡次遭受内乱破坏，政治军事力量日渐分裂，走向衰弱，已无力大犯明边。特别是朱棣屡屡发动战争，“五出三犁”，深入蒙古高原，沉重打击了蒙古政权，因此边境地区军队的内迁并无不良后果。其二，边卫内迁后，缩短了防线，既有利于边境地区凭借山险设防，又可减少大量的军事财政支出，在国力强盛的前提下是一种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