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申，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遣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部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奏之：凤翔侯张龙、徽先伯桑敬籍平陆、夏县、芮城三县民丁为一卫；定远侯王弼籍临汾、襄陵、蒲县民丁为一卫；宣宁侯曹泰、都督马鉴籍洪峒、浮山二县民丁为一卫；会宁侯张温、都督李胜籍曲沃、翼城、绛县三县民丁为一卫；都督徐礼籍闻喜、安邑、猗氏三县民丁为一卫；开国公常昇籍霍州、灵石、赵城、汾西四州县民丁为一卫；东平侯韩勋、东莞伯何荣籍绛州及太平县民丁为一卫；江阴侯吴高、都督蒋义籍蒲州及稷山、万泉、临晋、滎（当作“荣”，《校勘记》似误。）河四县民丁为一卫；全宁侯孙恪籍隰、吉二州及石楼、永和、太（当作“大”，《校勘记》似误。）宁、河津四县民丁为一卫；安陆侯吴杰、致仕指挥李茂之籍平遥、太谷、祈县三县民丁为一卫；永平侯谢成籍汾州及汾水（疑为“文水”）、孝义二县民丁为一卫；西凉侯濮玙籍辽、沁、平定三州及乐平、和顺、榆社、武乡、沁源五县民丁为一卫；安庆侯仇正、都督孙彦籍石州、岢岚、保德三州及宁乡、临县、兴县、静乐、岚县、河渠、河津七县民丁为一卫；都督商暠、袁洪籍忻、代二州及崞县、繁峙、五台三县民丁为一卫；怀远侯曹兴籍太原、清源、徐沟、交城、介休五县民丁为一卫；都督刘德籍阳曲、榆次、寿阳、孟县、定襄五县民丁为一卫。《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第3264~3265页。比较上述两条史料联系大同新军卫实际落实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应当提出：八月条中籍兵将领里有两人不见于十二月条材料，他们一是被派往平阳的都督陈俊，一是被派往太原的都督谢熊。在十二月条中，代替这两人出现的是东平侯韩勋与东莞伯何荣。这就存在两种可能，或是仅仅由于人事变动的临时变化；或是置卫数量变化导致实际遣将数量增加，而史书漏记所致。根据八月条所说“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原计划是16卫；计算十二月条籍卫数也是16个，这样笔者倾向于临时性变动这种解释。
在山西除了平阳府的乡宁、岳阳、垣曲、解州四县外，从绝大多数属县籍出9卫军共50400人；太原府、汾州、辽州、沁州属县全部被籍，得7卫军共39200人。这次征兵除大同府、潞安府、泽州不及外，遍及山西布政司全境，结果造成9万户人口较多的民户成为军户，转归五军都督府管辖。除了大规模的籍军行为以外，明朝还“诏致仕武官自指挥而下，俱往东胜、大同等处置卫，人赐钞百五十锭”《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第3228页。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所籍戍边军人数很可能达不到“广置屯卫”的要求，明廷只好从两个方面对其加以完善。其一是从数量上补充边军人数，即除了此次“籍选”成军外，还增加了谪戍“恩军”明代军队的来源主要有四类，即从征、归附、谪发与垛集四种。洪武二十五年征兵采用的方式应该属于“籍选”，或者叫“垛集”，针对民户。“谪发”成军者被称为“恩军”或“长生军”，“恩军”一词最早出现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本文这里使用“恩军”主要是为了强调军队来源的性质。参见吴晗《明代的军兵》（《读史札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和陈文石《明代卫所的军》（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二分册，台北，1977）。据《明实录》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载，“初，靖州会同县山贼王汉等恃险聚众，据天柱龙寨，连接五开、龙里群盗为乱，乘间时出剽掠。命靖州卫发兵讨之，兵至斩获甚多。至是械棋首从五百余人至京，廷臣请诛之。上曰：蛮人为乱，何代无之，但诛其首乱者足矣。其余悉发戍东胜州”《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四，第3278页。这些靖州俘虏就是发配边关充军的，是典型的“恩军”。
其二是调整前一年新置卫的地理分布，以求平衡。改变军卫分布的原因中无疑包括了减轻军粮运输负担的考虑。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五，第3295页。按：《实录》此处所载置卫的方位似有误。《国榷》卷10所载为“辛巳，置大同、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东胜左右、宣府左右、镇朔、定边、玉林、镇虏、宣德等卫，皆城守。”可参考。按照洪武二十五年的部署，东胜地方本应增至五卫。可是实际建置过程中，如《明史》所说“二十六年罢中、前、后卫”《明史》卷四一《地理志》，第973页。，减少了三卫建制，仅立左右二卫。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以当时的实际来看，实属迫不得已。因按兵制规定东胜五卫，将达28000人，后勤供应顿成问题。朱元璋原意是以兵农合一的屯田制就地解决供给问题，但从削减三卫的情形考虑，东胜当时并未储备足够维持开置五卫屯田兵数所需的存粮而作罢。削减三卫不仅意味着减少了60%的戍军，更重要的是减少了60%的东胜运粮负担，从边防布局上看也更加趋于合理。对于这次重新设立东胜卫的意义，史称“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明史》卷九一《兵志三》，第2236页，“东胜州”误作“河州”。
实际上，山西籍民为兵，戍守大同之举与洪武六年（1373）大同防区边民大规模内迁一事正相反。对于洪武六年的内迁举动，在事后不久就受到了批评。如洪武九年（1376）平遥训导叶伯巨曾上书言“当今事太过者有三”中关于“用刑太繁”的议论里就有详尽评论。他特别提到了山西近边问题，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异日百姓苦兵，流离他所，朝廷许之归附。土膏未谙其利，耒耜未安其处，固宜权舆而休养之。残虏四大王窜突山谷，如狐如鼠，以计擒获，或犹可致。乃劳兵讨之，彼之惊骇溃散于无人之地，较奔走则彼熟路而轻行，较生死则彼致死而重战，捕诛数岁，不得首领，亦其固然。乃移启新附之民，尽迁太原诸郡。既许之附，又动之迁，是法不信也。近者已纳税粮之户，虽特旨分释还家；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见留开封，期候军士，尚犹枝漫村落，心胆震悸，居民讹动，莫知所为。况太原边郡，外界边鄙，迁徙无常，反易逃匿，甚非朝廷所以安宁塞圉意也。《国榷》卷六，第541页。
这段话对自明初以来，朝廷在山西北部的军、政措施，主要是针对边民内迁问题，从负面影响的角度批评了朱元璋，内容上确有合理成分。然而，叶氏却因此次上书言事触及分封制弊病而丢了性命，类似的说法再无人提及。因之，洪武二十五年的这一系列措施中包含着对早期内迁措施的反动，事实上造成山西内地民户外迁边鄙，而且外迁人数应该大大超过了当初的内迁人数。它反而证明“无人区”之说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尚有遗漏，毕竟边境军户数的大幅度增加是无可置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