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式管理文化批判之二
本章导读
这些不同观点的代表者之间的争论，通常都十分激烈。“产业化精英制度”在观点上的分歧，与“全民主制度”在姿态上的不同，的确为我们整个政治性辩论增加不少迷人的色彩。不过，称之为辩论也许是抬举了他们，因为这些论点的拥护者往往都不解，甚至不去听一听别人到底是在说些什么。整个社会有时似乎也被这种阿波罗的两难困境弄得四分五裂。这种阿波罗的两难困境并不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长期以来人们就发现了，对自由的人来说，追求效率所必需的纪律，并不是个让人感到愉快的东西。
卡尔·马克思以奴隶组织来比喻产业机构，也许是夸张了些，不过，他总是有许多的同情者、附和者，而这些人之中又有很多人对他的支持是非常热切，而坚定不移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的确忽视了这种阿波罗的两难困境。因为追求效率的结果可以带来更多吃的和用的东西，及更多舒适的物质享受，并能延长人的寿命，所以效率值得我们为它付出代价。当然，效率产业的利益并不是总能够受到应有的合理而良好的分配，不过，这一点或许可以仰仗政治手段在最后将事情纠正过来。
然而今天，为效率提高使其所产生的更大的利益回报到个人的部分却渐渐减少时，“成本——获利”这个等式便不再那么明显，而工作也就不再值得一般人付出那么多的汗水与心力。结果，阿波罗的两难困境也就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我们可以在社会中看到一些对于阿波罗困境的不同态度与反应。一般来说，这当中似乎没有一个是适当的。有些则甚至让问题更加复杂。不过，我们必须去检视它们——纵使是为了要抛弃它们——因为是它们，与它们彼此间的互动，成就了这个领域的传统智慧，所以这里要简要地将它们描述一下。
他们当中的一个态度，是仰赖对效率那种冷酷不变的逻辑推理。更多的成长会再度证明为追求效率而付出的一切代价是值得的。实际上，如果文化的合宜性理论在消除松懈现象上能够成功，那么我们将会再度被吞没在物质成长的共同目标之中。
然而，其他人则了解，要达到上述这种状况，是需要几乎不可能的成长速率，来让我们大家都在有利的情况下受到雇用。对他们来说，解决的方法在于创造一种企业上的“精英制度”——这些精英可以为我们其他人的生存创造财富。不过这种观点的先决条件，是这些精英必须能够获得适当的报酬，而我们其他人则得接受如何面对闲暇与没有雇用的生活的教育。
当然，上述两种观点都很受欢迎与支持。然而这里必须提醒大家的是，这两个观点并没有为整体社会效率与个人主义之融合，提出长远的解决之道。
接着，就是那些视组织为必然之物，但对个人来说，组织又必然没落的那些人。这些人认为，必须要对追求效率的压力，和追求组织中个人权利的压力，加以平衡。民主必须要运用在工作内与较广义的社会中。
在这些民主的热中者之中，有些人坚持民主的发展，将带来效率的提高，以获得双边利益。其他人就显得较为实际些——他们十分了解民主可从来没有增加过效率。不过他们仍然宣扬，民主是文明社会中，人类关系平等的必要先决条件（他们或许会补充说，无论其代价如何。）最后，终于有一个“全民主制度”的较低调变形出现——主张实际的参与，与合乎人类尺度的组织。
这些不同观点的代表者之间的争论，通常都十分激烈。“产业化精英制度”在观点上的分歧，与“全民主制度”在姿态上的不同，的确为我们整个政治性辩论增加不少迷人的色彩。不过，称之为辩论或许是抬举了他们，因为这些论点的拥护者往往都不了解，甚至不去听一听别人到底是在说些什么。整个社会有时候似乎也被这种阿波罗的两难困境弄得四分五裂。然而争辩也有在私下进行的，下面这个例子便是。
姨妈来吃晚餐时
查尔斯·汉迪太太的姨妈是个心肠非常好的人，只是她是来自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年代。她父亲从没工作过，她的祖父也没工作过，当然她也不曾在她的生活中赚过一毛钱。他们的资本替他们工作，而他们则管理手上的资本，工作由工人来做。她认为今天的政府全都对资方存有很不理性的偏见，而所有工人的本质，都是贪婪、懒散的，至于大多数的管理阶层人员，则是粗劣无能的。无怪乎世界被搞得一团糟，而她也越来越穷。
东尼是汉迪工作上的一个朋友，他父亲是个邮电工人。东尼是从在一家大型工程公司中做制图员开始讨生活的。他从小就认为，继承而来的资本，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不对的。他从没有碰到任何不是或不曾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的人。
有一次这两个人同在查尔斯·汉迪家用晚餐，他们是初次见面。开始的时候很安静而有礼，接着，她问他是做什么的。结果发现他才刚刚加入他的职员工会不久。姨妈从没遇见过一个工会的成员。
“天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她说。
“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是很合理的。”他说。
“什么权利？真是胡说八道！如果像你这样的人多花点时间在工作上，少花一点时间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上的话，这个国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团糟了。”
“你不是也花时间在追求你的权利吗？”东尼说。
“当然，”她说，“可是我有权利这么做。我提供了让你们这些人可以活下去的金钱呀！”
“我则是提供了让你的钱可以继续存在的劳力，虽然为什么我应该为保存那些我没有见过面的有钱人的资金而工作，这件事一直让我觉得很困惑。”
“年轻人，虽然你穿得相当体面，但你说话的样子好像共产主义者。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者，也能质问继承而来的财富的正当性。”
汉迪的姨妈转向他。
“你晓得我为什么会担心这个国家了吧？”她说。
他们都把对方看成一个违反常理的人。谈到对立的“中心信念”时，什么合宜的辩论或对谈都根本不可能，只不过是交换一些口号和漫骂罢了。这种情形不仅在协议桌上反复发生，也会在餐桌上一再上演。
现在我们再来更详尽地检视这此没有多大助益的反应
一、第一个反应
第一个回应阿波罗危机的方针是认为组织是一个有效率和有效力社会的工具。
我们如果想要变得富有些，就不能没有这些工具；而且假若没有了它们，当我们生病时就无法受到照料，无法受到教育，也无法像我们早已习惯的方式一样地受到保护或服务。
所以，这种反应认为，忍受工作中的一些纪律和规则，以换取隶属于社会的种种好处，是一个国民的义务与责任。
“责任”是这种方式里的重要作用力。当高额的加薪会阻碍组织的效率，或让其他人丧失工作时，要求大幅加薪，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人们应该受教育，以明他们的责任与最佳的长远利益在哪里。而且他们应该受到一个有效率的劳动市场的纪律约束——这种市场会使短期工资与固定薪资维持竞争性，并使组织得以开除一些没有效率的人员。
以这个观点来看事情，阿波罗组织可能就不见得是每个人的趣味殿堂了。但到最后，阿波罗组织却能因为它们为所有人制造出最大利益，而变得理所当然。我们只要看看像香港这些地方，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一九七○年代晚期到一九八○年代早期），就能明白。工作就是工人它不需要你的个性，你的创造力，它需要的是你的奴隶性，“听话，听话，更听话；服从，服从，再服从，”它就像一个不近人情的怪物，但这怪物都因其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利益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有产业的英国人
在德国莱斯（Rice）大学教授历史的马丁·威纳（MartinWiener），就英国人对产业的态度做了一次很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几乎就在英国开始工业化时，整个社会的变化，却包围在一个令产业主义销声匿迹，并阻碍产业主义彻底发生作用的文化之中。
在这个文化里，英国绅士的保守概念，与鄙视贸易的态度，是很重要的部份。成功的企业家会要他的儿子成为有教养的绅士与乡绅，而不是在“工作上”继承他们。英国人的梦想是乡野、稳定性，以及威廉·莫瑞斯（William Morris）所称的“休憩时代”（epoch of rest）。
他们认为在教育上，“科学”比“工程”好，而艺术又胜过这二者；据有农业和土地，胜于拥有生意和机械；包括军队在内的各专门行业，在社会上都是优于产业的。
这有可能会改变吗？学校和媒体是否能让产业变得流行呢？有些人希望如此，有些人则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如果主张失败了，而报刊杂志虚伪的附和呼吁却又被人们忽略，这种反应就会回到经济钟摆的纪律上，让人们重又回到阿波罗的理性的大厦里去。
他们会辩解说，也许人们在短期内，就必须正视我们在输出上因摒弃阿波罗式管理方式而不断升高的价格。当然，这种过高的价格可以通过人为的降低汇率、大笔的向外借贷、输入管制，及选择性的收入等来维持一阵子。然而到最后，所有的权宜之计都用尽了，贫乏的威胁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威胁而已，而是一个可能让你缺吃少穿的事实！
面对这个共同的敌人，我们会再一次认为效率是值得我们为它付出代价的……以丧失个人自由的观点来看的话。于是，我们不会再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而会开始在我们的小孩身上慢慢灌输纪律、归顺与服从的美德。结果，组织回到它以前必须提供工作与职业时的轨道上去。
看看日本，在大战后的一段日子，他们将美国概念的个人主义与美国式管理用在他们的组织上。但是经过一段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后，他们又回到了组织性契约上去。
这种组织性的契约，用保护来换取人们献身投入，并用更多的传统教育体系来支持这种契约；此外，这种组织性契约还用独特的“团队主义”概念，来为他们工作时的参与形式做安排。
只要我们变得够饥饿的话，这种事也可以在西方发生。或许，在这条路线上游走的人，会认为在每个国家变得较好之前，事情会先变坏。这么认为的阿波罗型人，相信这是因为该国的国民与国家乱了步伐，而不是他们。
时间，虽然带来一些痛苦和沮丧，但终会带领他们回到他们那个理所当然的正当文化上去。
令人慨叹的是，钟摆是会往两边摆的。或许饥饿会让我们再度成为阿波罗人，但一旦效率让我们回复到富裕的情况时，难道问题不会再度发生吗？与过去二十年来一些小经济伤痛比起来，这不是一条通往一代代经济扩张与收缩交替循环的路径吗？在日本社会中，已有一些回归到个人主义的惩兆出现了。
第二个危险是，当政府试图寻求方法拖延钟摆的进行，与根本上无法避免的饥饿时，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只是输入管制或配额限制程序等等，更根本而长久的改变。
举例来说，是不是有任何证券交易所愿意，或能够，在价位过高的情况下，提供人们一些热门领域相当数量的新投资，是一件很令人怀疑的事。于是，政府就会被迫涉入。
首先，是做那些最后手段背后的大银行，最后，则是做新投资的主要资源。这是一条通往集权统治的经济路线，无可避免地，会有日益增加的官僚制伴随着这条路线，到处增加阿波罗组织。而且，政府在试图减少组织性要胁的损失代价时，会被迫与任何能担保劳动顺利的人串通起来——即使要付出过度雇用人员的长期代价。
这种暂时改变民主进程的作法，可能会因整个民主理念的降级，而遗留下永久的伤害。因此，通过一连串无碍于终极目标的权宜措施，一个国家可能会被迫成为一个诏令式的政府。而且，一旦我们允许一个较能引起共鸣的民主体制经济与政治运作开始枯萎，它们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繁盛起来。
牺牲民主，可能会是同意让阿波罗成为组织化社会主要管理之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饥饿了呢？
二、第二个反应
第二个对阿波罗危机的反应，会让组织上的工作变成不是职务，而是一种特权，也就是在大型组织中管理人员的雇用，是针对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
经过裁员而适度自动化的组织，只需要雇用两个阶层的人——核心的专业人员与具有弹性的劳工。这两者都维持在最低数量，并享有非常好的待遇，另外的工作则可以对外包出去。当从属于某组织成了一种特权的象征时，组织的严格训练与纪律，也就可以轻易为员工所接受和信守，阿波罗精神也因此在整个社会上显得荣耀起来。
组织只会雇用那些对组织来说绝不可缺少的人——如经理、专家、技能卓越的技术人员——也就是那些能让组织变得独特而优秀的核心专业人员，以及一批多半具有一技之长，能执行任何无法自动化之任务的劳工。至于其他工作，不是可以对外包给能提供相关方面服务的个人或团体，就是可以自动化去完成——假如有更多的金钱和科技去投资的话。
换句话说，这么一来，组织就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因为组织能为成员提供安全保障或者金钱，而有时则是两者都提供。金钱可以作为影响正常社交生活、不公平契约、或是被迫去做一些不喜欢的工作的补偿。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会得到职位的升迁与各种额外报酬的承诺。至于有关的额外花销，则会通过生产上的增加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