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饥饿的时候，什么诱因都能发生作用。但当人们为了比较性的优势而工作时，对一些人增加诱因只会让其他人不满。而当这些人跟上时，第一群人的努力也就会消褪。这就如同是在往下走的环形电梯同时也是在往上升一样，是一种原本就存在的膨胀压力。
“那么，就让他们去饿吧！”的确，大量的通货紧缩、失业、饱受攻击的经济状况，会很快地变为我们挣大钱的绝佳机会。那么，抗拒阿波罗的第二项重要特质的反论也就合理了。只不过，拿饥饿当作寻求组织效率的手段，在今天来看，是政治上无法接受的事，但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才是。
金钱重要吗？
在对英国和美国组织的研究中皆不断显示，在薪资上实质的调升（实际薪资的百分之十以上）会带动努力、精力和热中程度的增加——在平均六周的阶段内。过了这个阶段，新的薪资就会变成新的底线。
在美国的南面·摩斯（Nancy Morse）与罗勃·威斯（Robert Weiss）所询问的四○一个受雇人员中，有百分之八十说，就算他们不需要薪水，他们也会持续工作下去。
在哈瑞·汉生（Harry Hansen）对英国的管理者所做的一项研究中显示，“要赚取相当多金钱”这个目标，被列在距离下面这些目标很远的地方：
“有实现自己想法的自由，一个可以追求原创性与创新才能的机会。”
“隶属一个成长中的成功组织。”
“跟你个人喜欢的一些伙伴一起工作。”
抗拒阿波罗式文化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和我们在教育方面及小孩的教养方面，社会价值及标准的改变方面有关。其关心的目标与阿波罗体系所要求的非个人化、归顺与服从相对立，其所注重的乃是个人表达、发展个人独特才能、富有活力与创造性的团队活动、通过说服产生影响，如寻求共同的理想等这些属于狄奥尼索斯与雅典娜式的文化范畴类型。
而对抗这个重要特征的方法，也许要回到比较传统的教育小孩的方式。在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和部份的德国地区，在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后，教育便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在这些国家中，有相当一部份人认为教育应该回到以前的方式上去。
这种论点主要是基于重建传统权威模式的需要，与学习方法的效率。他们认为年轻人、比较没有那么外向活跃的人，和大多数一般的工作者，需要而且喜欢生活中的架构与纪律。有人认为我们已经给予并承诺年轻人太多东西了。现在，钟摆得摆回去另一端。此外，所有国家人口统计上，“年轻优势”的消逝，将会把年轻人推向社会中少数学徒团体去。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一九六五年，一半以上的美国人口在二十五岁以下；二十年后，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是四十岁以上。整个社会将会中年化，年轻人会变成少数，而中年人安定与保障的价值观将会盛行。甚至有人担心，在一九九○年代会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口来填满工作。
但是，在社会对个人的态度上，似乎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转变中，我们的教育哲学只是一个反射的镜子，尽管可能是个有点扭曲的镜子。如果事实发展真的如此，那么组织就不能再期望依赖一个服从而依赖的工作火力了。
民主精神已慢慢地推展到工作的几乎所有地方，而阿波罗却很容易轻忽民主的精神。不过，尽管改变的速度慢了下来，尽管它会一度停了下来，但时间是不可能倒转的。
我们的组织在本质上会越来越倾向狄奥尼索斯与雅典娜，偶而掺杂一点点宙斯的味道。基于需要，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会变成阿波罗——至少表面上如此。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缺乏才干或能力，来持续一个狄奥尼索斯或雅典娜的工作——不管是在组织内或组织外。
饥饿会让一些人产生归顺，不过那是一种勉强的依顺，一种滋养负面力量、旷工与挟持威胁的依顺。而且虽然这当中有些是真正的阿波罗型人——也就是那种喜爱井然有序，随时准备将自己附属在体系之下的人——他们也不会多到足以应付超大型的官僚体制。而这种超大型的官僚体制，却不断地把追求“大”与“一致性”的压力加诸在我们身上。
做结论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上述这三种抗拒阿波罗的重要特征，或者说倾向，使得大型组织的阿波罗式理性管理方式遭到挫败。而且在当今的世界里这三种特征或倾向是绝不会消逝，也绝不会被征服的。
我们所看到的后果就是一大堆的浪费——用来摆脱要胁的浪费、为了应付旷工，而增聘人员的浪费、为了补偿上级管理人员无能而付出的浪费——也就是所谓组织“松懈”的浪费。
曾有一度，不管是在垄断或半垄断的情况下，当你的竞争对手也处于和你类似的处境时，多余的支出都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来加以遮掩。在少数的例子中，科技上的一个突破，或是在大规模生产经济上的一大步，便会降低制造或服务的成本，因而消化掉阿波罗体系的费用——暂时地，然而阿波罗得付出的花费却是没完没了的。最后，代价过高的压力会迫使他们面临危机，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瓦解会来得更快。
铁路公司可以暂时提高票价来弥补乘客的减少，但到头来，社会会拒绝这种过站时车厢空荡荡的景象与花费。
所以，这就成了组织所要面对的难题——特别是对政府与产业的超大型官僚体制而言——他们是否陷溺在追求大与一致性的终极胜利，并在前进的路上，相信抗力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地方性难题而已？或者，他们是不是改变了方向？
虽然对在组织中工作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社会来说，也非常重要。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政治性，或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是组织的设计与管理上，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这并不是断言这些从国家接收过来的超大型官僚体制，是对自己和别人都不负责任的企业，实际上也许是他们已变得过于昂贵，而在事实上变得没法管理了。
当然，今天的这种两难困境，在以前就被人预想到了。经济学家凯思斯发现，他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些有关“贫乏”的经济学，一旦贫乏被消灭了，其核心理论就可能会失去有效性。
后凯恩斯时代
在一九三○年，凯恩斯在一篇“我们下下一代的可能经济状况”（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论文中，展望未来。
他预言，他的孙子辈（那些人现在已是成年人）会发现，“经济的问题不是人类永久性的问题。”他继续说：“假如经济的问题被解决了，人类就会被剥夺掉传统的目标。这是好事吗？如果有人真的相信生命中有所谓真正的价值的话，那么这至少打开了一些可能会是好事的希望；然而，我不安地想到那些无数代以来，一般人惯常的习性与本能，该如何进行重新调整？人们也许在几十年内就得抛弃这些旧习性与本能……
“那些满怀目标努力赚钱的人，可能会带着我们一起进入丰裕的一帆风顺中……但我们其他的人不再有任何义务去为他们喝采、鼓舞。因为我们未来将拥有更多安全去质问这种组织的目的，真正本质……因为组织的目的意指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行动在遥远的未来的结果，而不是行动的本质，或行动对环境所造成的立即影响。”
葛斯·希金相当具有说服力地指出，自中世纪以来，整个人类社会一直是朝着铲除贫乏的方向前进。在现代的工业化世界里，这可能是一个已经被解决了的问题。于是我们的社会开始寻找一个新的推动力，而那些旧的价值观，行为规则和管理体系便遭到质疑。
当贫乏是我们的大敌时，许多荒唐透顶的东西在追求效率与财富的名义下都可被忍受。于是组织便成了社会和人们的工具，而机器和金钱则是组织中的工具，而人反过来又变成了组织和机器的工具。然而，当贫乏不再是一个普遍的共同敌人时——战争与天然灾祸时除外，——追求效率的代价似乎便开始显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