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快是捕役和快手的合称，他们负责缉捕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捕役，捕拿盗匪之官役也”；而“快手，动手擒贼之官役也”，因二者性质相近，故合称为捕快。捕快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从明朝才开始的。
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捕快平日着便装，腰挂表明身份的腰牌，怀揣铁尺、绳索。领班称“捕头”、“班头”。有些大州县，捕快往往配备马匹执行公务，故又称为“马快”。徒步者，称为“步快”或“健步”。各州县在编的捕快，因州县大小而决定其人数。
捕快所承担的侦破任务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叫“比限”，一般5天为一“比”，重大的命案3天为一“比”。过一个“比限”，无法破案的，捕快便要受到责打。
古代地方政府的组成，除了正印官，就是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三班衙役，第一是皂班，为县官老爷站班兼做仪仗队，审案时兼做行刑手。其次是快班，就是捕快，负责拿贼、破案和催租税。第三是壮班，属于临时召集的民工，打打杂，危机时协助守城。显然，对一个县的治理而言，捕快的地位很重要。但他们却是贱民身份。三班衙役，除了壮班外都属贱民。一个家族有人干了这个，三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即便他们脱离捕快行业，其子孙也必须在三代以后方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所以，理论上，比一般农民地位还要低。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儿，在古人看来是不良之行，是得罪人的活计，一种贱业。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正经人注定不屑于此，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做不良之事者，只能是不良之人，所以人们也称捕快为“不良人”。
有此捕快做起恶事来，肆无忌惮。老百姓因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脚鞋钱”、“酒饭钱”。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被送官府，得给“宽限钱”、“买放钱”。民间谚语有：“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就是指在传唤拘提人犯时，州县官在差票上朱笔一勾，差役就能拿着它勒索被告人等，小民倾家荡产，不胜其苦。原告要撤诉，两边也都得给捕快“说和钱”。更可恶的事儿叫“贼开花”，如果有了窃案，捕快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诬告，把一些没势力但家境富有的农户指为窝赃之户。当然，开始时不会让县令知道，被诬陷的农民多半会央求捕快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来了。收了人家的钱，还落个人情。
最常见的恶事是催缴钱粮。凡是碰到不肯痛快缴税的农户，捕快就把这些户主抓到衙门，关在班房里，横加折磨，饿他们，打骂他们，甚至逼他们吃屎喝尿，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被抓者的家人看不下去了，乖乖地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当然，还得给捕快们额外的辛苦费。
这一切与捕快没有工资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捕快每年的伙食补贴即“工食银”不过十两银左右，养家糊口自是艰难，于是敲诈勒索便成为一种风气。他们时常设置种种名目，收取好处费，甚至与州县官吏同流合污，或制造冤假错案，或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任意拘捕。所以，捕快作为统治阶级的鹰犬，常常成为鞭挞的对象。如唐人杜甫在《石壕吏》中写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恶，妇啼一何苦。”这个“捉人”的“吏”，就是衙门里的捕快。清人郭庭翕在《警捕人之虐》中写道：“流民便作贼，迫于不得已；捕人亦作贼，何说以处此？世上流民尚可数，捕人林林遍官府，捕人安乐流民苦。”意思是，流民迫于生活不得已为贼，而真正的贼却是遍布官府的捕快。另一个清人蒋坦，也描写了贫苦农民的生存惨景：“前差去，后差来，旧粮纳，新粮催。乡丝未熟布衫破，质库掷出啼声哀。”衙门的催租却急于星火，交不出，便要捕快抓人，“明朝计费无一钱，过卯任捉老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