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讼师”（或称“状师”），也就是帮人打官司的人，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律师，但是没有正式地位和身份，原因是在古代“厌讼”、“息讼”文化影响下，“讼师”的名声一直不好，素来受人轻贱。古人对讼师没好感，他们的形象是贪婪、冷酷、狡黠、奸诈，善于拨弄是非，颠倒黑白，又势利贪财，他们手中的笔，就像刀一样，能伤人肌肤、取人性命，因此又称他们为“讼棍”、“刀笔吏”，这都是恶名。历朝统治者也视讼师如洪水猛兽，认为他们蛊惑人心、败坏社会的淳朴风俗，所以千方百计打压讼师，限制讼师的活动。
古代之所以立法打击讼师，原因有二：一是古人向来有“贱讼”的传统，把诉讼看成是有害的，“无讼”才是理想境界。讼师的存在和活动，显然与这个伟大的理想背道而驰。
另一原因来自讼师自身。讼师从事的业务，主要是代写状词和代理与官吏交涉。在古代，打官司首先要向官府递交诉状、陈述案情。由于老百姓大多不识字，只好求助于了解法律、熟悉诉讼程序的人，其中主要是讼师。讼师替人写诉状，如何遣词造句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一字之差，可能起死回生，也可能人头落地。
古代从事讼师的人主要有三类：仕途不畅的人，官府衙役和他们的子弟，仗着家里有钱好勇斗狠而勾结官吏、横行乡里的豪民。后两类人不学无术，他们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能为当事人疏通关系，他们利用这一点捞财。这样的讼师被称为刀笔吏。讼师即使没有挑唆之心，只是秉着良心帮助当事人，法律也认定是教唆诉讼。如果讼师帮助诬告他人，法律更是严惩不贷。到了明清，作为讼师去参加庭审甚至先要被廷杖，所以没什么人愿意做。
中国最早的律师产生于春秋末期的郑国，他就是邓析。邓析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主张“法治”，坚决反对“礼治”，提出一切事情都要由法律来决断（“事断于法”）。邓析认为当时的法律不够完善，竟私自编制了一部法令，并刻写在竹简上，称为“竹刑”，开创了私人著法的先例。后来邓析被郑国的贵族所杀，但其编制的“竹刑”却被统治者所采用。
邓析为宣扬法家思想，广收门徒，聚众讲学，传授法律知识，并帮人打官司，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帮人打官司或提供诉讼服务，根据案件的大小，收取衣服作为报酬，找邓析帮忙的人很多。据说，邓析的辩护水平很高，能够将有罪辩成无罪，无罪说成有罪，可见其辩护作用的影响。邓析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律师。
一个经典故事，一条河涨水淹死人，尸体被人打捞起来，以此要挟死者家属出高价。邓析对前来求教的家属说：一分钱也别多出，捞尸人除了能把尸体卖给你家，别人谁愿意出钱买？等着他着急吧。随后他又对来求教的捞尸者说，打捞费一分也别降，除了能从你手里之外，家属不能到别处赎回遗体。
近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没有出现过的。中国有律师应该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取得了治外法权。他们在中国大量设立通商租界，外国的律师渗透到中国。这个时候在上海、天津有大量的外国律师在中国活动，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
中国真正有律师制度是在清末修律的时候，沈家本1906年主持起草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1910年颁布，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民国政府建立以后，沿袭了律师制度。1912年3月2日，《临时政府公报》刊载了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对于《律师法草案》的批复意见。从此，才真正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