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汉族丧葬风俗，人死后（或出殡后），于“头七”起即设立灵座，供木主，每日哭拜，早晚供祭，每隔七日做一次法事，设斋祭奠，至“七七”四十九日除灵止。又称“斋七”、“烧七”、“做七”等。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即每逢七天一祭。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佛教认为，除罪大恶极人立即下地狱，善功极多的人立即升天外，一般人的灵魂并不能马上投胎转生。在人死后的七个七期中，孝属或亲友如果能请僧人来为他做些佛事，亡者可因此投生到更好的去处。所以，佛教主张超度亡灵最好是在七七期中。过了七七期，亡灵托生已成定局，再做佛事，只能增加他的福分，却不能改变他托生的类别了。如果一个人，生前作恶很多，注定来生要托生畜类，当他死后的七七期中，如果有孝属亲友为他大做佛事，使他听到和尚诵经，当下忏悔，立意向善，就可免去做牲畜，重生为人。而道家也认为超度亡灵最好是在他七魄还没有散尽之前。
民间相传，做七习俗始于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临终前曾嘱咐太子：死后每隔七天须由亲人为其摆一次荐宴，烧一回纸钱，前后共七次，至七七四十九天止，使其灵魂得以顺利超度。其中“五七”的置办，尤应丰盛。太宗死后，太子遵旨一一照办。其后公卿百姓纷纷仿效，由此形成做七习俗。
做七习俗虽然自唐初起盛行，但早在南北朝时已见有关记载，《北史·胡国珍传》：“国珍年虽笃老，而雅佛法”，及薨，“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北齐书·孙灵晖传》：“从（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根据上述记载和其他若干资料，多认为做七习俗来源于佛教，在佛教由东汉初年传入至南北朝时期形成，从唐初起走向世俗化。
也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本于道教。如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结合做七习俗起于元魏、北齐的历史背景来对此论证：“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他还引证《韩琦君臣相遇传》：宋仁宗驾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太后对宰臣韩琦说：“当初立他（指英宗）为皇太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这个引证别有深意，因为宋朝自太宗以后，道教一直备受尊崇，到真宗时更受到无与伦比的偏爱，并使道教跃居“国教”地位。如果做七是佛教所创，很难想象会替已故皇帝行此奠仪的。
“做七”期间的礼仪繁多，各地有各地的做法。在广州一带，旧丧俗中的第五个七天，外嫁女必须回来，这一天的费用完全由外嫁女负担，如果死者没有外嫁女，就由外嫁的侄女或侄孙女来做。人死后的第一个七天、第三个七天和第七个七天，叫做“大七”。在这一天祭奠中有“走七”的习俗，就是说在这一天的祭奠中，外嫁女儿和媳妇们，每人各自提一只灯笼，在规定的仪式中飞也似地赛跑，争取第一个跑回家，俗称“争英雄”，认为这样死者灵魂能庇佑降福。因为人们认为，人虽然死了，但灵魂仍然和活人一样有情感。
在“五七”的前一夜，很多地方都流行搭“望乡台”。传说，死者直到这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就会在阴间里登上“望乡台”眺望阳间的家室，会见亲友。杭州人习惯在台上放一件死者的衣衫，上面罩把伞。而苏州一带，在这一天的五更时分，子女们要打开大门向西连续大喊三声：“某某回来吧！”然后向灵前痛哭，同时端上事先准备好的酒菜，设奠祭祀，叫做“五更夜饭”，这个仪式就是“喊五更”。天亮之后，丧家就将请人事先用花纸扎好的住宅，门窗、厅堂、井灶等给人观赏，之后用火烧掉。据说这样可以使死者在阴间有房住，这叫“化库”。到了四十九天，便要做“断七”。这一天，要请道士和尚来做道场，美其名曰“保太平”。亲朋好友都要参加，因为这一次是为活人祈祷。念经拜忏之后子女们便脱下丧服，换上常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