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纳指我国历史上通过向朝廷捐纳资财获取官职的一种制度,又叫资选、开纳,到了清代又称“捐纳事例”,简称“捐例”,即官吏捐加级、封典,平民捐职衔,生员捐贡生、监生。实际上,这是朝廷赤裸裸的卖官敛钱。
捐纳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据史书记载,秦汉两代,每逢军兴、河工或灾荒,统治者就会卖官爵,以增加财政收入。公元前243年,因蝗灾,秦始皇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西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纳粟边陲,可得上造、五大夫等爵位。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了敛财,更是大举卖官,上自三公,下至羽林郎,均可以钱购买,公、卿、吏各有定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干戈,军饷奇缺,各朝无不“鬻官为市”;待天下刚定,新朝才立,又因国库空虚,率行开捐。以后的历代封建政权无不开办捐例。清代以前,卖官鬻爵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从清代起,捐纳则制度化了,并成为科举制的重要补充。
清代捐纳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行事例”,主要是捐虚衔、捐封典,以及捐出身等。另一类是为解决应急事件,即救荒、河工、军需等而开设的“暂行事例”,事竣而止,为捐纳实官等。
文官捐纳始于康熙十三年(1674)。为了发兵讨伐三藩之乱,康熙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筹措军响,其中之一便是鼓励官民和富商捐纳。捐纳在当时有两种情况:一是“捐官”,二是“捐助”,即根据出资多少,给官员晋级,送士子入监读书,对官民给匾示族,给顶戴荣身等。“三藩之乱”平定后,又因西安、大同饥馑和修浚永定河等,再开捐例。这几次捐例,除了翎衔、封典、加级记录外,不仅可以捐知县,还可捐道、府实缺官。由于定有捐纳员缺,专由捐纳人员补充,与科举正途,两不相碍。
雍正朝,对捐纳放宽了限制,除道、府、同知不准捐纳外,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州判、县丞均可报捐。此外,还将康熙朝开始的文官捐扩大到武职捐,规定纳千、把总均可捐纳,以此开武官捐纳先例。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击。嘉道以后,库藏亏缺。于是朝廷广开捐纳,以为生财之道。
清初捐纳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总体讲比例轻微,无关大局。嘉庆以后,情况大变。政府凡需筹集资金处,都要开捐,名目繁多,不可胜数。因捐纳人员过多,铨补缓慢,士民捐纳已不如以前积极。为鼓励踊跃捐纳,政府下令捐纳银钱可以打折减成,以后更翻出许多“花样”,如先用、即用、遇缺等名目。到后来因为银捐压倒科举正途,即便是进士想补知县,也得捐纳银钱,否则补缺极难。
后人一提起清代的捐纳,就会首先想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小说。人们无不对书中那些迎合、钻营、蒙骗、倾轧、昏聩糊涂、卑鄙龌龊的损官感到恶心,无不对那些蒙骗坑人的捐官感到切齿痛恨。该书对捐纳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但它毕竟是小说。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捐纳制的出现和存在自有它的“客观”原因和特定的历史作用,不能简单地看待它。实际上,清代捐纳制,既是中国早期封建社会长期因袭的货选用人制度的继续,又是清代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社会历史的产物。
清代捐纳制度,始于顺治朝,完备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泛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它与科举、荫袭、保举同为清朝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对于清代的社会政治,尤其是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捐纳制度的产生与清代人口增长过速、社会上知识分子严重过剩有密切关系。清朝前期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大量增加。与此相应,士人也增加了十倍左右,但朝廷通过科举正途录取名额变化不大,仅为应考者的三十分之一。这就造成了文人严重过剩现象,造成千军万马走科举独木桥的现象。许多文人士子由少到老,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不得一第”,从而对社会心怀愤懑。蒲松龄一生九试不第,写《聊斋志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此发泄胸中的不满。
士人,本属封建政治的基础力量,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与此不无关系,历代士人通过座主、同年,以及上下级、门生、故旧等关系结成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维系着传统社会结构,而到清代,文化人大量弃之于野,无疑是十分可怕的事情。这由历次农民起义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就可以知道。为了稳固统治,政府不得不考虑用其他办法解决文人出路向题。故捐纳制度应运而生,成为科举制的重要补充,使许多士绅子弟仕进有望,这实际上也是对地主缙绅阶级的一种笼络。
捐纳制度在清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作用重大。太平天国起义时,捐纳竟成为镇压太平天国军饷的重要来源。而洋务运动更是与捐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但为洋务运动提供了大批资金,而且提供了大量办事人员。同时,捐纳为一大批怀抱经世之志,但屡试不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据《清代七百名人传》统计,通过捐纳做到总督、巡抚一级的就达23人,如刘锦棠、端方、盛宣怀等;还有一些人通过捐纳而成为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如邓世昌、杨深秀、徐锡林等。如果没有捐纳这一途径,这些人很难在政治上表现自己。
从根本上说,捐官制度是贪污腐败之源,因为买官者一定要把钱捞回来。清人欧阳昱的《见闻琐录》中说,捐官者到任后如饿虎入羊群,弄得老百姓叫苦不迭。为了捞回捐官时花的大笔银子,他们肆意加派粮饷,但统治者们却对此置之不理,因为捐纳是既定国策。
清朝买官的主要是商人、华侨、地主等有钱人。有的大商人银子多,竟为襁褓中乳臭未干的小儿捐官,妄想世代为官。巨富的大商人当然都捐巡抚、布政使之类的大官来做,有些小商人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只能先捐个知县一类的小官作为入仕的开始,等到捞足了银子再去捐大官。更有甚者,三五个人凑银子捐官,一般是采取谁出的银子多谁去做官,其他人或做师爷或做长随,等到任捞了银子大家再分的方式。因此,有人作诗讽刺道:“大掉枪花真苦心,群英会计一何深。捐官结得众人义,获利平分十万金。”
还有个很出名的例子,说的是曾国藩在两湖地区大搞卖官之事,筹措军费,一时间红顶花翎满天飞,很多人倾家荡产买了官之后一直等不到实缺,最后只好自谋生路。徐珂的《清稗类钞》里说,长沙城里有一个裁缝挑了一个担子,担头上挂了一个红顶花翎的官帽求售,说是买了官之后,官家不讲信义,没给官做,只好卖了这顶帽子换钱。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最后曾国藩很不情愿地出了几百两银子,把那顶帽子收了回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捐纳制度加速了清朝官场的整体性腐败,从而也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大批文盲、商人和不知来路的地痞流氓进了官场,所以才会有《官场现形记》这样的绝妙讽刺小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