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券，是我国封建时代皇帝赐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允其世代享有优厚待遇及免死罪的一种特别证件，也叫免死券。因为封建社会圣旨便是法律，所以，铁券也就具有了特别的法律效用。
据说，铁券的形状如圆筒瓦形，铁质金字，两券合而为一整体，左券颁发给受券人保存，右券藏入皇家内府或宗庙内。遇到特殊情况，将两券合在一起，以检验真假，防止伪造。不过至唐代后期，铁券的分藏制度已有所改变，圆筒瓦形变为覆瓦状，并且不再对分收藏。
铁券镌刻的内容一般包括四个方面：一、赐券的日期，赐予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皇帝给被赐者的特权，如免死等；四、皇帝的誓言，即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可以享受皇帝赐予的种种特权。
铁券源于汉。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其统治，笼络功臣，大封创业功臣，慷慨地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券，以示皇恩浩荡。当时的铁券还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仅作为一种封侯的凭证。因用丹砂将券文刻之铁制的契券上，故称“铁券”，亦称“丹书铁券”或“丹书铁契”。唐以后则主要用金填字。
魏晋时期虽无皇帝赐予本朝功臣铁券之事，却将铁券赐予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东晋大兴四年（321），晋元帝遣使赴辽东，拜前燕国主慕容魔都督幽州军事，进封辽东郡公，丹书铁券，统治海东。慕容魔受封后，即表示自己受大晋累世之恩，定当“忠于王室”，“以成桓文之功”。蜀主刘禅、晋元帝司马睿将铁券赐给“蛮夷”首领，有利用少数民族政权的力量为自己服务的意图。
南北朝时期，南朝颁发铁券已较为普遍。北魏孝文帝颁发给宗室、亲近大臣的铁券是作为护身防家之用。与汉代不同的是，南北朝时铁券已具有十分清楚的免罪免死功能。这可能与南北朝战乱频繁有关，帝王动辄杀戮，臣下朝不保夕，为鼓励臣子为皇室效命，才在铁券的誓词中明确写上免死的条文。
隋唐时期，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给铁券，也给宠宦、宦官颁发铁券。且铁券的行文已有固定格式。
北宋建国之初，赵匡胤为长治久安，一方面惩藩镇之祸，尽解功臣兵权；另一方面又恩荫广施特权，极力笼络。故开国功臣多有铁券。
明代是铁券最为盛行的王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笼络功臣，把封爵与赐券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铁券制度。明代铁券，除了外形上有很大变化外，更重要的是已趋向制度化、程序化。对赐券对象作了明确规定，范围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且有严格的步骤，根据功臣、重臣爵位的高低分为七个等次，依品级颁发铁券。券文的撰写，不同等级受赐者的封号以及铁券的保管、勘验等具体事宜都有明文规定。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诏令工部铸铁榜，对铁券的特权进行了有效制约，用特殊的法律条文对铁券的免罪特权加以限制。
总得来说，铁券制对强化封建特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无论何人，一旦获得铁券，便有平步青云、身价百倍之荣。如隋末，炀帝被弑，段达、王世充等七人拥立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皇泰主即位，便对段达诸人加封，委以要务，并金书铁券，藏之宫掖，于是洛阳称段达等为“七贵”。可见段达等人权势显赫，地位宠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