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度”是不错的，因为每次过上海，必往谒。其时已经过“一·二八”之役了，闸北一带成了瓦砾之场。所以可说“劫灰”，是古人假托东方朔的汉武故事中出现的。“酸梨”则是明代一故事，有禅师教弟子说：“上苑已无苹婆果，且留残命吃酸梨。”禅师因此下狱，那比喻也是贴切的。当年留学回来，风云得路，大吃苹婆果的人物多少！我只能在上海依先生而得些稿费，吃些酸梨而已。这还算正经话。那诗末两句是：
女娲未补唐天处，觅取芝兰次第培。
过了些时，我便去问：“上次我的诗里说的‘唐天’，先生以为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空天’？”
“不是。先生明明告诉我，曾经游了一回西安，说看到西安之天，不像‘唐朝之天’，便是那‘唐天’！”
先生听了大笑。这便不像正经话了。
另一次我又在一张花笺上题了几句歪诗，后面落款说：“豫公观察大人雅怔。”“观察”是清代的官名，但这是另指“观看”和“考察”，通常是写“雅正”，义为“改正”，“是正”。然这里要使先生看了发怔。——一律原谅，先生容许这弟子开天真的玩笑。
先生所说“不佞所好，则卑卑在李唐”，是一谦逊之词，其实唐诗何尝是卑！先生于唐诗的研究是很深广的。某次撰文，随着笔便写出“我有一匹好东绢，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君放笔为直干。”正是杜甫的诗。然所最好的李长吉。某次我无意模仿了李长吉，写一首短诗寄去，下一次会见了，第一句话问我：“你在读李昌谷呀！”我说：“是。”——李长吉呢，遭了时代的愚蠢的打击，毕生不得意，所作千载下往往犹得到人心的共鸣。我在德国时，先生某次来信说：“‘心事如波涛，中夜（澄案：原文作“坐”）时时惊’，我真不知道李长吉‘惊’的什么！”是说受压迫时的心境，时在龙华五烈士殉难以后。
八
通常先生笔下攻击对方，当然是异常尖刻，但谈话中论人，却非常平恕。论人当然是论其事业成就，通常口语中有三字曰“是好的”，或者说“不坏”。“不坏”即汉代人所谓“无害”，似乎比“是好的”还要沉着一点。如我提出某人，先生总是先下这么一句总评，然后再加分析其如何不坏。有时其人有多方面，使两者并用。说及杨仁山的佛学，先生说“是好的”。如说陈师曾的画，“是好的”，其刻图章也“不坏”；沈尹默的诗词“是好的”，其字，也“不坏”。……诸如此类。
但说及某些特殊人物，则不同。说他们厉害，或说是非常厉害的。如讲某某是一阴谋家，听到良弼要组宗社党了，便立刻遣出一个刺客去炸掉了他。这刺客便是彭家珍，《清史稿》上有传，但未尝说是谁的主使。如讲袁世凯杀害了许多革命党人，非常厉害，还讲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
“袁世凯要作皇帝了，先使爪牙在政府各部门关说，预先示意，那时正值某某当教育部长，有人在暗暗通知他，叫他上一呈文，在自己的名字上写一‘臣’字，便是表示服从了。那部长听了大惊，立刻照办。但用什么为题呢？……哦！有了，振兴小学教育。于是赶紧作了一呈大总统文，请提倡小学教育。名字上写了这一字。这呈文抄出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人读了很高兴，和我来说：‘现在要振兴小学教育了！’……我心里想……”
先生吸着纸烟，讲到这里，停下了，缓缓说：“这就是所谓黑暗了！”
先生在民国初年曾一度辞去教育部的佥事一职，大概便是为了这一事，不肯称“臣”。后来袁世凯做皇帝两个多月，便死了，先生在教育部便恢复了职位。
九
有许多人情世故上的事，先生讲给我听，是使我当时惊心动魄的。曾说世家子弟有三变，一变而为蠹鱼，再变则为蛀木虫，三变则为大虫。——此一说，似乎是出自某笔记。
所谓世家子弟，是自己没有什么技能，多是靠父祖的余荫过活的人。俗话说，“创业难，守成不易”，若是民生休宁，社会经济情况少变化，一个承袭了先人的遗产的子弟，自己不胡作非为，还可生活下去而支持一两代。但那是极“不易”的事。因为社会变化太快，无进取只有退守，必至于“坐吃山崩”。从清末到民初，湖南是南北战争的冲要，受战祸甚惨。无战争之时，则成了军阀割据之地，平民受到种种剥削。如湖南省银行的纸币，忽然作废了，许多人便立地化为赤贫。在这种种情况之下，一个世家子弟如没有技能养活自己，必至于堕落。大致也不止湖南如此。先生在小说中写的这种情况也很多了。
第一变为蠹鱼，即是出卖先人所收藏的字画以及图书，借以维持生活。第二变为蛀木虫，则是图书字画等卖光了，只得出卖家中的木器甚至房屋。第三变而为大虫，则是“吃人”，卖去他的奴婢。我说应当是变为大虫在先，减少家庭的粮食消耗，先生曰不然，穷大少爷还是要人伺候的。最后方出卖奴婢。婢女（即丫头）在湖南曾有，但奴子似乎到民国已经没有，皆很少听说有出卖的。那时代不止是各个旧家庭，是整个旧社会如冰川崩溃下来，任何力量也挽救不住。
三变之中，以第一变最惨。尤其是藏书，是凡读书人皆喜好的。一旦其人去世了，旧书商贩便来欺人家孤儿寡妇，高价值的书往往以低价钱换去了，这不必说，时常是从一大部书如某丛书或某全集中暗地抽去几本，使它残缺。过了些时另有人即同伙的人来买这大部书，因其不全，那价值便大量减少了，出售者也难争高价。这一落到书贩子手里，自然又配全了，他以之出卖大价钱。
字画的命运相同。往往真品借去，赝品还来，高价收入的，低估卖出去。其间种种欺诈不必说了。而且三变之后，世家子弟自己也变成了流氓骗子，又去欺骗他人。此之谓财穷之后，继以人穷。财穷犹可挣回，人穷则整个堕落了，无可救治。
这是些旧社会的人情世故，我听了是毛骨悚然的。
十
有一次谈到了山水，又牵涉到女性问题。
我年轻时有点像广东话所谓“大乡里”，是一个只知道而且好夸说自己的乡里的伧人，不知天下之大。我说我们湖南的山水，如潇湘八景之类，真是好哪！是自古有名。而绍兴……，没有什么吧！
“唉！你莫说，到底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也有些好风景！”——先生说。
我便默然。
于是我又说我怎样好游山。出长沙城渡过湘江便是岳麓山。山中的风景很美。高处是云麓宫。云麓宫里一副对联，是“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草书，异常生动。从这里到禹王碑，即宋人假造的岣嵝碑，有两条路，一条甚陡峻，然较近；一条较迂远，然颇平。有一日我游到了云麓宫，凭栏下望江水及长沙全城，又徘徊了一番，看到随着有一队小女学生，也是游山，到了这里。我便到禹王碑去。我不管道路怎样，当前直上，心里想：“你们这班女孩，还是走那远一点的路吧，这条路是危险的。”谁知我攀到半路，回头一看，一个个皆跟着爬上来了，因此我感觉我们中国的女性生命力，实是伟大！……
“是呀！”——先生说：“这种女性的生命力，稍一抬头，便被男子压下，历史上总是这样！”
诚然，女子有女儿性，有母性，无妻性，是先生讲过的。在谈话中说师母，总是称“密斯许”。师母是从北京女师大南下已有志于革命，中间辅助先生的事业，又时常得看顾先生的病，抚着多病的孩子，不时也一同逃难，那生活之劬苦，是可想象的，晚年曾一度受难，竟是同抱着伟大的理想奋斗了一生。那弘大的毅力，很值得我们尊敬了。而在先生左右，以平等而论，也做到了真实平等的地步。
如我所知，先生于山水、人物，以及艺术作品的审美意识是高的。有一日我陪先生参观了一西洋油画展览会，是当时欧洲几个二三流艺术家的作品。遇到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体像，只画出了头发和背部，大概是五十多厘米宽，八十多厘米高，上下左右画面没有留什么空白，先生看了一眼，便回过头去。我颇觉得这是习惯的拘谨。
本来在西洋参观博物院、画廊等，是要讲规矩的。艺术品固然随人细看，然若久站在一人物或神像的绘画或雕刻前，是不礼貌的。裸体表神性下至肉感，普通也只宜略一观看而已。在专家只需一眼，如同一刹那的拍照，其艺术价值之高下，便已收摄无遗。先生的审美意识甚高，超凡出俗，不待言，然于美色初无所庸心，已习惯如此。
这些事过去了几乎半世纪，历史的急进无从休止。经过无可计量的奋斗和牺牲，中国女性算是解放了，较之亚洲某些其他国家的，远过自由、开明，而且快乐。大致也做到了男女真正平等的地步。这一曾经拘禁了的伟大生命力之洪流解放出来，便没有任何势力可再压下，亦必实际服务于国家建设了。——是的，“人道是沧桑”，山川佳胜皆渐重修，险峻之地也该平坦了些吧！
十一
这里，略说一点先生于佛学的见解。
先生屡次和我说过，中国文化受到佛教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当时不过碰到就提起，没有什么系统的议论。先生之主张革新，大量吸收西洋文化，是以汉唐为先例的。汉唐国力充盛，文化大量从西域吸收，对这民族是有裨益的，正如一健康的人，是食物便可吃，没有什么忌讳；及主衰弱的人，便这也怕吃，那也怕吃了。
然而所谓文化交流，颇是一复杂之事。有时两地相隔只一山一水，而语言、宗教、民情、风俗迥乎不同，彼此不流通。有时遥隔重山叠嶂广川沙漠，学者却裹粮、负籍、担簦、履，来来往往。总之不辞跋涉苦辛，佛法终于传到中国了。起初与道家相合，其次相离，各自成为宗教，便势不两立。义理是彼此皆具，亦皆湛深，其在民间起信，由于见神见鬼，即古之巫术，两教没有什么不同。我起初说我看《大乘起信论》，先生说不如看《百法明门论》，因为《大乘起信论》究竟是一部伪书。其次研究诸教之斗争，先生说当先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可说我于佛学的一知半解，最初是由先生启蒙的。
当年在上海买佛书是颇方便的。有金陵刻经处印行的，由有正书局代售。因为书大抵由信士捐资刻印，木版大字，书局取利不高，价廉，花几元钱便买回一大捆。有一次我买到了一部《百喻经》，是先生早年捐钱刻的，便带去给先生看。恰好师母在旁边，先生便翻出末页，指着说：“这便是那给……刻的。”师母见了也很高兴。
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已研究佛学，揣想其佛学造诣，我至今仍不敢望尘。但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记得和我讲起几个禅宗的故事，当时只觉得有趣罢了。我至今尚未曾听过一次参禅。后来看些语录之类，于身心了不相干。但在先生似乎不然。是得力于那一长时期看佛经和抄古碑的修养呢，抑或是得力于道家的修养——因为先生也深通老庄——胸襟达到了一极大的沉静境界，仿佛是无边的空虚寂寞，几乎要与人间绝缘。如诗所说“心事浩茫连广宇”，外表则冷静得可怕，尤其在晚年如此。往往我去拜访，值午睡方起，那时神寒气静，诚有如庄子所说“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蛰然似非人。”我便闹事似的讲话，过了些时，喜笑方回复了。
这冷静境界，在思想上成就了精辟的见解，看事物异常深透，所谓“静则生明”。在另一方面，于健康也有了大帮助。晚年方查出久患肺病。医生说在西人则五年前已应去世了。又查出曾患肋膜炎而不治自愈，竟不知不觉度过了多个险关。大致平生遇身体有病痛则就医生诊治而已，不甚求药，无动于衷。方寸间没有营营扰扰如庸人怕病畏死而求治之不遑，则身体听其自在，是有其抵抗力的，稍加调治，便易恢复正常。可说能外其生，有时竟如视自己已死，真也到了庄子所谓“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的地步。常时静处如尸，使神气完足，体力增强，一动则行气如龙，如所谓“龙见”（“见”即“现”）了。
上面那句诗下面的一句，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句可解释为革命爆发于不觉之处的期待。意思未必直取自“雷声而渊默”这语，然恰可相通，或倒过说“渊默而雷声”，更切合先生个人的境界。不知道晚近研究鲁迅思想的专家作过一机械的然颇有趣味的统计没有：鲁迅毕生写过多少字？那数量必然颇可观了。在性质上又是什么样的文字！如说文字是声音的记录，又是多么宏大之声！岂止“惊雷”可以为喻？其成就，表出沉雄博大的魄力，这魄力不是无所从来。——其冷静、“渊默”，不能纯粹是对辛亥革命后的许多事情的失望造成的，必亦是由于一长期的修养，即内中的省察存养而致。换言之，在自己下过绝大的功夫。显然，这必是受了佛经或老庄的影响。这只偶尔在文字中透露一点。最初对我的教言，已是不可“肆志”了。如说自己冷静，也以此冷静驱遣了旁人，或说解剖他人，先解剖了自己之类。经过在广州（或在厦门？）过多社会活动后，便说“装死”，这中间也透出了一点消息。当然，“雷声”可闻，“渊默”便无可闻。没有人能窥透那渊深无底的心灵，一现则表为一时代的热烈的伟大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