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佛学先生另有一高论，曰“居士起而佛法亡”。这却是颇可异议的。如说“杨仁山是好的”，则杨仁山正是居士。“不知道现在高僧大德还有没有……一般皆是行同白衣，心如俗子……”——这是某次信中的话。实际当年“是好的”比丘或居士，寥若晨星。随着旧社会的崩溃，佛门亦复颓败了。——虹口的会葬我曾参加，听到一些演说，至今犹记得先生的密友内山完造说了一句切实的话。他说：“鲁迅先生，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内山是日本人，他不知道华语说“佛”并不称“神”，但他这一语道着了一点先生的精神真际。
十二
其次，关于尼采，也当在这里说明一下：
《苏鲁支语录》，是尼采的一部名著，另译是《察拉斯屈拉图如是说》，先生说“苏鲁支”是唐时的译名，我未尝十分注意。某日问我：“你为什么不翻译苏鲁支呢？”我说郭沫若已有译本，先生说不全，要全部译出。我问可在哪里出版呢？先生说可介绍给郑振铎出版。那么，只好遵命了。——其时先生正动手译《死魂灵》。
这事不难，我有一部《尼采全集》，抽出来照译就是。某次谈到劳工，我们是专用脑筋的工作者。先生说工厂中工人，下了班心思便不在机器上了，然我们放下写作之后，脑筋依然在工作上转，竟不能限时间。我又说先生治小说史，当然是比较有兴味的工作了，先生叹息说：“一札一札的旧小说，看起来也够受了。”那种小说我是见过的，是巾箱本或袖珍本，一本大约不过七八厘米宽，十一二厘米长，一部章回小说便是若干本，所以说“一札一札”。总之用脑力的劳工，其消耗体力，决不下于专用体力的劳动。在翻译这部书时，——一般当然是翻译比创作更难——我也曾着实费了一番心力。
如是，一卷一卷的《苏鲁支语录》译稿交给了郑振铎，随后在世界书局出版，收在《世界文库》内。当时的反应是在《晨报》上出现了“东方朔如是说”，皆嘲笑之辞，提出一滑稽人物旁敲侧击来取笑，因为没有力量在思想上正面攻击，只得由他去了。接着又翻出了尼采的《朝霞》和《快乐的知识》两书，却皆在商务馆出版。那时因为在上海讲西洋哲学的人，多是只取外国的教科书、概论，或哲学史之类，敷衍其说，大抵缺少实质，虽不必定有错误。介绍某一家，便应当至少有几种原著翻译给人看，借以挽救那空疏浅薄之失。我的态度，当时是严肃的。
为什么在西洋许多名家中，先生甚推许尼采？想来是在工作的性质上，有些方面相同。尼采是诗人、思想家、热烈的改革者。文章朴茂，虽多是写短章而大气磅礴，富于阳刚之美，诗虽好而视为余事。然深邃的哲学，出之以诗的语言，是欧洲近古所罕有的。稍可比美的，只有以前的一契克迦德，然仍较逊。其余的皆专重思想之质，表以自有的一系统哲学语言，往往难于普及。这些方面，皆与先生不异。譬之黄金则皆是精金，只有量之不同而已。
无可否认，先生在接受马列主义以前，受尼采的影响颇大。这可远推至以文言文写《文化偏至论》的时期，在一九○七年。——即如《野草》，其中如《过客》、《影的告别》两篇，便甚与《苏鲁支语录》的作风相似。这很难说是偶然的巧合，或故意模仿；竟不妨假定是于尼采的作品，或原文或日文译本，时加玩味，欣赏，而自己的思绪触发，提笔一写，便成了那形式了。《野草》可说是一部散文的诗，先生的得意之作。这只合用文学上的术语说，是受了尼采的“灵感”。
就思想的大体观之，两家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不异。又有一共通的特色，即两者皆具有一种推翻旧者建立新者的革命精神。在尼采是攻击基督教的文化不遗余力，自诩为“自由思想者”，——这名词是纯对宗教而言，——大声疾呼“上帝是死掉了！”这话虽在现代在西洋社会里说，犹多么骇人！其前一世纪的康德，抱有同样的宗教意见，然一受到威廉二世的恫吓，便不敢发表了。而且尼采要推翻旧道德的标榜，将一切价值重新估定。要哲学家创造新价值，又要求其为行动的人，不能专从事静观默想。推崇艺术，肯定“生之意志”……凡此诸说，皆倡之以智识的勇猛，笔下喑呜叱咤，突荡无前。为人却不失其为哲学家的纯和温谨。也曾作自我批评，说所著不免热狂，而热狂主义损伤性格、口味和健康。奋斗一生，终于为一孤独者。
以态度论，鲁迅当然冷静得多，为人亦是多么温和，而笔下一样是喑呜叱咤，突荡无前，有时冷嘲，似乎更深锐一点。然所处正是一大变乱时代，我们没有基督教的传统，然旧礼教的社会，颓废腐朽，黑暗之气“如磐”，重重压在人民身上，加以帝国主义进来了，因之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等，眼见这民族快要沦亡，于是乎大声疾呼，从事革命。那么，也要将旧道德的标榜打破，将那些伪君子——即尼采所斥的菲利士人——的假面具揭开，重新估定新的价值。也寄希望于行动性的实际革命者。当说“我在寻求大将”。而且，很早就立了简明的三句义曰：我们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这正是积极的对人生的肯定。而且奴隶有奴隶的道德，主子有主子的道德，中华民族应早脱出奴隶地位，雄强起来，自为主宰，不是在作品中屡见不鲜么？凡此诸说有很多同、似之处，难于说是因袭，只可说是易地同然。“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世界上既爆发了革命思潮，则不能圈禁于某一区域，而且，循历史的轨辙，只有显、隐、起、伏，而无休止，必至其达到了目标，然后在本身起了变化，方算终了。
论鲁迅和尼采的思想关系，只合终止于此。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鲁迅究竟是文学家，未曾建立一系文化哲学，如尼采之所为。将来未可知，中国庸或产生伟大哲学家，组出缜密的系统。但讲哲学史的，关于这时代必不会缺少讲鲁迅的重要的一页。至若为什么先生在完全接受马列主义以后，而犹未抛弃尼采，想必是以为其仍有可取之处吧，那一系哲学原是多方面的。
延伸阅读：
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非常多，比如我们学过的唐弢的《琐忆》，另外推荐阅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编后小语：
鲁迅的杂文可能是文学中最实用的，因而也是最短命的。鲁迅以杂文著名，他希望它们速朽。他自己曾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
他希望过去灭亡，是因为他太希望拯救过去。除了他自己说过“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他还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的黎明的期盼。鲁迅始终是向前看的。
如果对往事的追忆，是生命历程，那么《野草》则是鲁迅的心灵历程；如果鲁迅是一把刀子，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这把刀子对不同事物进行解剖的产物，那么《野草》，是刀子本身，是刀子的锻造过程。
只有很少的作家有勇气、有能力这样赤裸裸地展示灵魂。
如果上帝让我只保留一件作品，其余的文字统统毁掉，仿佛从未存在，我将保留距我心灵最近的那一篇：鲁迅的《野草》。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
《野草》是鲁迅个体生命顽强生长、艰难爬行的记录，是鲁迅“抉心自食”的记录。而不甘于在沉默中灭亡的生命，苦苦追寻生之意义的生命，在任何世代都将永存。
《野草》将因此而不朽。鲁迅亦是。因为他是用生命的全部光芒，照亮了充塞天地之间的黑暗和寂静。在他身后，有我们整个民族的血污、苦难、彷徨与觉醒……
酒旗风暖少年狂
台静农
题解：
在中国历史上，陈独秀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一个时代的鼓手”，举手投足令乾坤震动；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面对历史沉疴、社会重病总显得书生气十足。无论如何，他绝对是“一个孤独的英雄”。
对于这样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台静农以冷静、平淡的笔调道出了历史的悲酸和孤独英雄的无奈，先生的语言仿佛从山林中飘来，清新自然，又仿佛历尽了人间沧桑，深沉凝重，引人深思。
作者信息：
台静农（1903—），安徽霍邱人。作家、学者、书法家。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仲甫先生被释出狱，九月由南京到武汉。次年七月到重庆，转至江津定居。江津是一沿江县城，城外德感坝有一临时中学，皆是安徽流亡子弟，以是安徽人甚多。而先生的老友邓初（仲纯）医师已先在此开设一医院，他又是我在青岛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家父也因事在江津，我家却住在下流白沙镇。这一年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主其事者老舍兄约我作鲁迅先生生平报告，次日我即搭船先到江津，下午入城，即去仲纯的医院，仲纯大嚷“静农到了”。原来仲甫先生同家父还有几位乡前辈都在他家，仲甫先生听家父说我这一天会由重庆来，他也就在这儿等我。这使我意外的惊喜，当我一到江津城，我就想见到他，弥补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学生，现在他竟在等着见我，使我既感动又惊异。而仲甫先生却从容谈笑，对我如同老朋友一样，刚未坐定，他同我说：“我同你看柏先生去。”不管别人，他就带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