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对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误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陈独秀从无限辛酸的经验中，临死前才悟到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与胡适分而又合了。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
建国事业的重要基础当然是教育。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资，但也是最缓慢的投资。可叹的是，这几十年来，谋国之士都不能忍受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戌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二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三十二年若一切放弃，一意培养人才，对国家的益处会比任何政治改革都来得大！
民国十五年的冬天，胡适在欧游道上寄了一封信给徐志摩，他强调“不妄想天生狄克维多来救国，不梦想捷径而决心走远路，打百年计划。”“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欧游道中寄书》）当时他准备“回国后即积极作工”。回国后虽在新月社、北大复兴和独立评论几方面有过积极的表现，但理想中的百年计划的“大事”还没有机会施展。直到抗战后就任北大校长，他才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要想“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他认为“要做到这样的学术独立……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只有这样集中人才，集中设备，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这个国家走上学术独立的路。”（《独立评论》，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这个意见一出，立刻得到国中热烈的批评和讨论，大家至少承认听任高等教育与学术自然演变是不好的，有计划的发展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很快的，大陆变色了，这个计划也就跟着流产了。
十一年后，一九五八年的四月十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以吴大猷先生所拟的“长期发展科学的方案”为蓝本，经商讨后，八月二十二日就获得“政府”的支持，五个月后就正式成立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教育部长”兼任，象征着最高学术机构与最高教育机构的合作。从一九五九年度到一九六一年度，只靠着不能算多的台币、非常有限的美金、一个执行秘书、三个专任职员，就把这个计划奠定了事实上的基础，“使这件百年大计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有一点微细的开始”，这不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吗？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会议上，胡适说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话，他说：
……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很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在自由中国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为国家计划发展科学，这个责任“不亦重乎”？我们的任务是“长期发展科学”，“长期”“不亦远乎”？……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
（《发展科学的重任和远路》，《新时代》，一卷二期）
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真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在上面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须抱歉我没有肯定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在逻辑上，我说这话并非意味我在否定他。我只是认为这属于胡适个人的小问题，或者他影响下的那个“新朴学集团”的小问题。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对几个重大问题追求的“纯度”，也许还是有问题的。例如以一个曾经“很热烈的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叫人心服的！如果我们说他所以如此，乃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一点“历史癖”、“考据癖”，我们反倒会同情，反正他的天才过剩，不浪费一点，他是难受的。
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我们现在是文化沙漠，胡适的重要在于他能运用他的远见、声望与“亲和力”，为沙漠打几口井。至于能不能使荒凉已久的沙漠变成绿洲，那还是一个非常显然的未知数！这个关键不在胡适，而在胡适找不到真正认识他的“远景”的人。他们只会顶着胡适的招牌，只会送他蟠龙的大花瓶，只会利用胡适的无为与宽厚，办那些学术与人情分不开的事业，中国过去的教育与学术已经断送在他们手里，如今他们又围来了，我不敢断定胡适之的良法美意不栽在他们的手里！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其实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与气焰。他有不少intellectual arrogance，有人骂他是“学阀”，至少我是赞同的，我不觉得这词儿有什么讥贬的意味。相反的，对这些只会浮议毫无风骨的穷酸文人，阀又何伤？四十年来，胡适被穷酸文人的浮议骂惯了，他才不在乎这些，有的甚至写洋洒千言的专书骂他，他只觉得好玩。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他说：“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我要给他补一句：“只要我们负责任，不怕人家拿‘不负责任’来骂我们。”补全了，才是他“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这主义的特性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知道胡适这种基本态度，才会明白为什么他主张“用负责的态度，说平实的话”；为什么他“不说专为大家拍手叫好的话”；为什么他不在外国说、租界说，却一定要跑回国内来说话；为什么朋友被抓起来，他不说“抓破脸”的话；在他眼中，为舆论坐坐牢，算不了什么，并没有什么不像话。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们盼他热情多于理智，傻劲近于侠义，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这种情形，对一国重望所系的胡适说来，当然是美中不足，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逞快，打翻了一锅粥，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激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
但在许多方面，胡适也决非冷冰冰的人：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喜欢南港的小学生，为国民学校捐巨款；赞助北平的助学运动，也破例卖字；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从这些小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为人热情的一面。但他的热情绝不过度，热情的上限是中国士大夫，下限是英国绅士。他在讲课时，天冷了，看到女学生坐在窗边，他会走下讲台亲自为女弟子关窗户，这是他的体贴处，但当女学生疯狂地追他的时候，他绝不动心，他只在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在这点上，也许那写Marriage and Morals的风流哲人会笑他，不过在保守的中国，他在这方面是白璧无瑕的。
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国中，有他那种“本钱”而肯这样做的能有几人？自己欠别人钱，又退回政府送他的六万美金宣传费，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无怪乎柴尔兹（M.W.Childs）说他是Sage of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的圣人）了。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可是从报章上、谈天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流言上，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说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比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丘吉尔最爱引用的一句老话是希腊史家布鲁达克所说的：“对他们伟大领袖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胡适之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虽然这样，我仍希望我们的进步能向他投掷我们的无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知道长进的强大民族。
延伸阅读：
李敖说：我无法谦虚了，我深觉继往开来的重担上，我担当着一大部分重量，而这等责任又是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我无法放松自已，因为我无法忘怀我所应尽的责任，我深知在这浑噩的男人群里，我是一个罕有的奇才，一支锋芒的独秀，没有人能够跟我相比，我站在世界的一方——作为狂人的李敖对于胡适却非常欣赏，并为他作传。
编后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