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廊下）上摆着桌子椅子和小沙发，四五个来客围坐在那里。走廊和席子之间的纸门（障子）是被撤去的了，向着走廊这面，席子上盘脚坐着一个须发半白的老者。身材很矮小，半白的头发和胡须都很整洁。穿的是洋服，除已经成了黄色的白哔叽小脚裤子外，衬衫之类是很粗的料子，但都非常洁净。眼光和神色，没有一点衰老之相。这是一个所谓教养很深的日本式勤勉老者的印象，没有什么奇特，我们在东京的电车或街道上随时可以看到的。这老者就是秋田雨雀（AKida Ujaku），日本普洛文化运动里忠实的领导者之一，同时又一般地被称为“世界的文化人”的。
谈话虽然有一点钟左右，但毫无次序，是一种没有什么存心的谈天。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大半忘却了，只有一两件尚有一些记忆。
其一是，谈话中间涉及了某君的一篇小说。什么人作的，内容是什么，完全不记得了。总而言之，是一篇成了问题的作品。大家知道，近两三年的日本普洛文艺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应该用国际的连带关系来说明，另一方面，它是日本阶级解放运动达到了更激烈的阶段以及和这个阶段的阶级斗争相照应的普洛文学创作活动所反映出来的成果。由于文艺理论的发展，掉转头来，对于作家的倾向或具体作品的批判活动，非常地旺盛起来了。不用说，这是一种斗争，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无情”的。现在谈话中涉到了对于某君的作品的批判就是这个大的情势的一个小小的反映。
小说似乎是在一个大众文学团（Circle）里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因为问题比较重要，对于这个发生在极小的一隅的问题，不久就有一部分人注意了。秋田氏也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人，似乎那天是由他首先提到的。然而，关于问题的内容，他却还没有弄清楚。坐在我的旁边的小说作者H女士就担任了小说内容的叙述。她坐在靠窗的沙发上，背向着窗，我却是横坐的：成一个丁字形。这位女士有一副说故事的好本领。俯着头说，每说一句很快地抬起头来望人一眼，马上又低下去接她的第二句。说完了一句就轻轻地笑一声，不十分出声然而是对于自己的动作有陶然自赞心的从心里跳出来似的笑声。更有趣的是，她还带有一些羞意。一个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氛围气的健康活泼的典型的日本女性。然而，不像我，秋田氏对于这些好像并没有注意。只是半闭着眼睛静静地听她的故事。有时轻轻地发出“呵，呵”的应声。故事完了以后，秋田氏也简单地然而是明确地说了他的意见，用了一种并没有一定要求别人回答的商量口气。
听了秋田氏的意见，我不禁有所感了。
像大家所知道的，在近几年来日本普洛文化（文学）运动里，斗争得最激烈、影响最大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少壮战士们。至于老年指导者们，除了一两个，譬如近来的藤森成吉氏，有时表现了不正确的倾向以外，都是缄默不响，静静地工作的。因此，我曾经怀疑过：对于当前的实际任务，他们是否有真切的关心，对于现在理论所达到的阶段，他们是否有深至的了解呢？然而，由于秋田氏，我明白了我的怀疑是浪费。他们虽然不能或不适于站在最前线上，但“却用了极谦逊的态度”，在接近，在研究。他们没有和气息如焚的大众相离开，他们目光所注视的方向也就是大众用全身热力眈眈地翘望着的同一方向。我望着和蔼的然而是谨严的秋田氏，发现了他和那些眼里耀着热情继续五六个钟头甚至整天整夜之久在会议席上苦思探求一个问题的正确解决的人们，以及在大众里面工作得臭汗淋漓的人们之间，是完全相通的。
然而，谈得比较多的还是关于中国的事情。日本一般的进步知识分子或思想家文学家，对于中国大众的动向，都怀有莫大的注意。他们不仅是在理论上相信中华民族解放和日本阶级解放的关联，而且随时关心到这两个“实际运动”里的每一个具体事件，研究它，了解它，来决定他们自己应该具体地做些什么。最好的例子可以举出主人E氏来。E氏也是五十上下的人了，但抱有学习中国语的热意，他表示这个意思并不止一次两次。当然，他想学习中国语并不是为了“翻译”，像我们大多数西装少年的速成语学家所要做的，而是认定了中国大众的命运和日本大众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因而想更深挚地和中国大众相拥抱的缘故。新闻纸上关于中国大众的消息，他都剪了下来，分类贴在本子上。譬如说，关系“剿匪”一类，他依着时间的顺序，依着地方，分别整理得有条有理。如果对照着地图，细心地通读一遍，那“脉络”是会清晰得了如指掌的。在他的一间房子的壁上，钉着有柔石、胡也频等五个横死了的中国青年文学家的照片。
关于中国的事情那天谈了一些什么，现在已经很模糊了。大概不外全世界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所最关怀的一些问题。但有一点还记得清楚：说的比较多的是秋田氏和E氏。E氏当时曾把五个死者的照片取下来给大家传观过。
他，秋田氏，谈到他在莫斯科曾交了几个中国朋友。他，静静地回想了一会，大概是在一种怀旧的情怀之下罢，提到了两三个名字。然而，我不但不晓得他们的现状，那些名字是连听都没有听见过的。曾写过《东方青年》的秋田氏，是用了怎样一种心境来探听这些“无名的”故人的，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得到。他还问到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情形。和对于其他问题一样，离开国内很久，生活又非常狭隘的我，差不多是一无所晓。我举了中国世界语学者胡愈之氏的名字和中国世界语学会。并且谈到，和他一样，胡氏也到过苏联，回来后在他的游记序言上曾引用过他（秋田）的说话。在谈话的当中，他始终用的是一种长者似的温和的态度。也许是我神经过敏罢，似乎他因为看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较之别国的）正负着一个更“阴惨的历史”，他时时流露了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感伤的神色。
他比我先走。说是在下一点钟还有一个非到不可的集会。在握别之前，他递给了我一个印有地址的名片，说暇时来玩，可以多谈。
对于秋田氏的印象，只有上面所叙述的那一点。
近几年虽然写作的较少，但秋田氏在文学上的成绩颇为丰富。我只零碎地读过几篇，毫无系统。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不配说什么。就是关于他的经历，也只有在友人间偶然断片地听到过，知道的非常少。但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因贴利更追亚”“因贴利更追亚”intellectual，当时用这个译音泛指知识阶层。——作者原注的他，是怎样走到现在的路上来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可以供也是“因贴利更追亚”的我们借鉴的。
在秋田氏初期的作品里，已充满了革命的思想。在幸德秋水等所谓“大逆事件”以后，他曾发表了暗示那件事的《森林与牺牲》的脚本。他最初就是以一个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者登场的。然而，像他在《我的五十年》里所告白的，在欧战期间（一九一四—一九一六）他却走进了一个反动时代。他一时陷进了极端观念生活的泥沼里。作为那原因，他举出了父亲的死，孩子的死，以及生活的贫穷。然而，我们知道，在经过浪漫的革命的热情时期而受了日本资本主义勃兴期里自然主义影响的他的内心，必然也会含有观念论和唯物论的两个矛盾的要素。
而欧洲大战这个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实，对于忠实于自己忠实于现实的艺术家的他，又不会不发生大的影响。徘徊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也经验了一切进步的“因贴利更追亚”所经验的苦恼。但那时的日本资本主义因了欧战中列强不暇东顾，将整个中国市场让给了它的恩惠，却走上了一个变态的繁盛时期，这一个应该由科学说明的历史事实，却和他由艺术家的“良心”出发的正义观相矛盾，一直把他逼上了形而上学的甚至虚无主义的路。他开始寻求“人生的意义”，解决“生和死的问题”。
然而，现实是进展的。“我听见了像从自己所走着的地面底下沸上来的声音一样的东西。”这声音，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之下从地底下沸上来的呢？不用说，国际方面是震撼了。全世界的俄罗斯革命，国内方面是因了西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打破了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上的独占势力，由这而生的“全国的贫穷化”里勃发起来的德谟克拉西运动。应着这声音，他的艺术家的良心，又从虚无缥缈的心灵界回到了现实社会里。
由艺术家的良心出发的正义观和现实社会的动向的拥抱，那开头，当然是非常狂热的一幕。但那“狂热”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他一面用最大的关心注意着苏联的现实的发展，一面加入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一九二一年）。然而，在意识形态上，他却又遇着了大的苦恼。观念论的正义观，和铁样冷酷的现实是无法融合的。
然而，他没有退却。他苦恼着，自己同自己斗争着，必死地努力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克服。那努力的最大的表现是，经过了长期的关于苏联的准备研究，一九二七年他亲自踏进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土。
他在苏联大约一年间的生活对他有什么影响，只要看他在《我的五十年》的那一节里所说的话就可以明了。回国以后，他向大众宣言，“知道了苏联的将来，就可以知道人类的将来”。
回国以后，他说，在苏联的生活，“给了我的生活的视野一个确实的指示”。他积极地参加了日本普洛文化运动的战线。
这样，他走到了他的五十年。
在我被割断了一切的人间关系的几个月禁锢生活中，一天，出现了一个微笑着被推进来了的人，那是青山君。就好比“他乡遇故知”，在他带给我的一些消息中，就有关于纪念秋田氏诞生五十年的。青山君担任了出版全集的任务，但交涉据说恐怕不容易办好，秋田氏自己新写了一篇儿童剧本，将在筑地小剧场上演出。那以后的事，我当然一点都不知道。
然而，秋田氏五十年纪念，虽然那意义我们不必过于夸张，必然会成为文化战线的一件具体工作，将在工农大众里面得到支持。
日本文化运动已在工厂农村里树下了相当的基础，换句话说，这一分野的工作，已开始由提携着农民大众的普洛阶级来领导了。虽然如此，在“人民革命”的口号之下，争取大多数群众是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因贴利更追亚”的本家的中产阶级的崩溃，正在一天一天地紧迫。因此，导引知识分子到革命的路上去，这工作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有很大的必要。然而，知识分子像我们所熟悉的，有他自己的灵魂。爱徘徊，爱回忆，爱在云雾里看出空中楼阁，还有一种爱在黑夜与白昼之间的黄昏里唱歌的怪癖气。不用说，秋田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所经验的苦恼，艰辛，对于每一个有走向进步的路上去的心的知识分子都是亲切的。他挣扎在“心灵”和现实之间，但似乎他从来没有用什么好像和人间没有关系的东西的名义向现实要求过“自由”、“中立”，从来没有向现实投下过侮蔑，他的问题只是应该怎样努力使自己的“心灵”融合在现实里。朝着这个方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他的努力，一种用全身的力量向现实突进的努力，是值得每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深深回味的。今年春，河上肇博士被日本政府送进监狱去的时候，曾作了一首大约是这样意思的歌（Uta）：
回头望一望跋涉过来的千山万水，
真是逍遥啊。
当然，秋田氏和河上博士的经历是大不相同的。但在同是走过许多曲折的艰辛的路的这一点上，《我的五十年》中的秋田氏，说不定也感到了多少与河上博士相似的感慨。所以，秋田氏的五十年纪念，日本的工农劳苦大众是会把他当作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他的努力经过的祝贺而举行的，作为给正在一天一天革命化的日本知识阶级一个严肃的观照而举行的。
自从去年四月暴压以后，日本普洛文化运动的合法性，受到了残忍的剥夺，就是名义上的合法存在，日本政府也无时无刻不想拿掉，把它一直逼到地下层去。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日本工农劳苦大众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开始了更猛烈的前进。换句话说，日本普洛文化战线开始了半合法甚至非合法的战斗。同时，另一方面，他们从来没有忽视合法性的重要性。不，应该说，他们从各方面，用了各种斗争方式，在全力地争取从他们本身的要求出发的文化运动的合法存在，在合法斗争与非合法斗争的这两个侧面之间，是存在着深刻和辩证的关联的。秋田氏是合法斗争场面的台柱之一，无论在什么场合，他从来没有暧昧过他自己的立场，从来没有不把自己的立场鲜明地提出、强化，为普洛文化运动的合法存在权而战。他一面在名人、学者、文学家、演员的各种场面里进出，一面时时小鸡似的被抓进猪笼一样的拘留所里，在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动之间，有他从实际任务出发的一贯。无疑地，日本普洛文化运动将在不断的暴压下面成长，不了解这一特质，就会生出清算主义者的幻想。另一方面，日本普洛文化运动更要用各种斗争方式努力争得它合法的存在，忽视或轻视了这一任务的重要就会生出先锋主义的冒险倾向。所以，秋田氏的五十年纪念，日本的普洛文化运动阵营是会把它当作争取合法存在的斗争的一环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