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单元处理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资源背景，亦即，要看一看现代中国作家主要从哪些方面汲取精神滋养，从而发为自己的文章。对应于本单元所选作品，大致说来有这么几个来源。一是“西学”，周作人的文章可以作为代表。一是“东洋学”，尤其是经过“东洋”（日本）中转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风的文章在这一方面有所体现。一是本土民间，在完全底层的社会中，文化和精神的顽强存在、滋长本身就属于“自学成才”，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石挥先生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生动写照。最后，“五四”，这一现代中国文学自身的辉煌记忆，成为其后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代代的“五四”后人，通过对先辈所确立的典范的不断诠释，开拓自身的前进之路。李敖笔下的胡适、徐梵澄笔下的鲁迅以及台静农笔下的陈独秀，尽管在“历史存真”方面也都具有很大的价值，但这些文章的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这些作者借对先辈形象的摹写，表达了自身所认同或所推重的文化或思想价值，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后续发展增添了新的推动力。
所以，学习这一组文章，尤其要注意不仅要学习文章的内容，更要学习提供这些内容的人，即作者。
希腊人的好学
周作人
题解：
几乎就在古老的东方屹立起孔孟老庄这些伟大的人文思想家的同时，地球另一端，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沿岸也成了孕育后世各门学科的摇篮。
几千年过去了，重拾诸子百家之学，我们只能说“取其精华”，而一旦谈到物理、数学、几何、生物，几乎都只可追溯到古老的希腊城邦。
在科学理论的奠基石碑上，究竟缘何镌刻上如此之多的不朽名字？
作者信息：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栅寿，自号起孟、启明。浙江绍兴人。文学家、翻译家。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看英国瑞德的《希腊晚世文学史》，第二章讲到欧几里得“欧几里得”原刊作“欧几里特”，今改
使全文一致。（Euclid）云：
在普多勒迈一世时有一人住在亚力山大城，他的名字是人人皆知，他的著作至少其一是举世皆读，只有圣书比它“它”原刊作“他”。流传得广。现在数学的教法有点变更了，但著者还记得一个时代，那时欧几里得与几何差不多就是同义语，学校里的几何功课也就只是写出欧几里得的两三个设题而已。欧几里得，或者写出他希腊式的原名欧克莱德思（Eukleides），约当基督二百九十年前生活于亚力山大城，在那里设立一个学堂，下一代的贝耳伽之亚波罗纽思即他弟子之一人。
关于他的生平与性格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有他的两件轶事流传下来，颇能表示出真的科学精神。其一是说普多勒迈问他，可否把他的那学问弄得更容易些，他回答道，大王，往几何学去是并没有御道的。又云，有一弟子习过设题后问他道，我学了这些有什么利益呢？他就叫一个奴隶来说道，去拿两角钱来给这厮，因为他是一定要用他所学的东西去赚钱的。后来他的名声愈大，人家提起来时不叫他的名字，只说原本氏（Stoikheiotes）就行，阿剌伯人又从他们的言语里造出一个语源解说来，说欧几里得是从乌克里（阿剌伯语云钥）与地思（度量）二字出来的。
后边讲到亚奇默得（Archimedes），又有一节云：
亚奇默得于基督二八七年前生于须拉库色，至二一二年前他的故乡被罗马所攻取，他叫一个罗马兵站开点，不要踹坏地上所画的图，遂被杀。起重时用的滑车，抽水时用的螺旋，还有在须拉库色被围的时候所发明的种种机械，都足证明他的实用的才能。而且这也是他说的话：给我一块立足的地方，我将去转动这大地。但他的真的兴趣是在纯粹数学上，自己觉得那圆柱对于圆球是三与二之比的发明乃是他最大的成功。他的全集似乎到四世纪还都存在，但是我们现在只有论平面平衡等八九篇罢了。
苏俄类佐夫等编的《新物理学》中云：
距今二千二百年前，力学有了一个伟大的进步。古代最大的力学者兼数学者亚奇默得在那时候发明了约四十种的力学的器具。这些器具中，有如起重机，在建筑家屋或城堡时都是必要，又加抽水机，于汲井水泉水也是必要的，但其大多数却还是供给军事上必要的各种的器具。
须拉库色与其强敌罗马抗战的时候，兵数比罗马要少得多，但因为有各色的石炮，所以能够抵抗得很久。在当时已经很考究与海军争斗的各种手段“各种手段”原刊缺“种”字。了。如敌船冒了落下来的石弹向着城墙下前进，忽然墙上会出现杠杆，把上头用铁索系着的铁钩对了敌船抛去，在帆和帆索上钩住。于是因了墙后的杠杆的力将敌船拉上至相当高度，一刹那间晃荡一下便把它摔出去。船或者沉没到海里去，或是碰在岩石上粉碎了。
这些玩意儿自然也是他老先生所造的了，但是据说他自己颇不满意，以为学问讲实用便是不纯净，所以走去仍自画他的图式，结果把老命送在里头（享年七十五），这真不愧为古今的书呆子了。
后世各部门的科学几乎无不发源于希腊，而希腊科学精神的发达，却实在要靠这些书呆子们。柏拉图曾说过，好学（Tophilotnathes）是希腊人的特性，正如好货是斐尼基人与埃及人的特性一样。他们对于学，即知识，很有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态度。英国部丘教授在《希腊的好学》这篇讲义里说道：
自从有史以来，知这件事，在希腊人看来似乎它本身就是一件好物事，不问它的所有的结果。他们有一种眼光锐利的，超越利益的好奇心，要知道大自然的事实，人的行为与工作，希腊人与外邦人的事情，别国的法律与制度。他们有那旅人的心，永远注意着观察记录一切人类的发明与发见。
又云：
希腊人敢于发为什么的疑问。那事实还是不够，他们要找寻出事实（To hoti）后面的原因（To dioti）。对于为什么的他们的答案常是错误，但没有忧虑踌躇，没有牧师的权威去阻止他们冒险深入原因的隐秘区域。在抽象的数学类中，他们是第一个问为什么的，大抵常能想到正确的答案。有一件事是古代的中国印度埃及的建筑家都已知道的，即假如有一个三角，其各边如以数字表之为三与四与五，则其三与四的两边当互为垂直。几个世纪都过去了，未见有人发这问题：为什么如此？在基督约千一百年前中国一个皇帝周公所写的一篇对话里（案：这是什么文章一时记不得，也不及查考，敬候明教），他自己也出来说话，那对谈人曾举示他这有名的三角的特性。皇帝说，真的，奇哉！但他并不想到去追问其理由。这惊奇是哲学所从生，有时却止住了哲学。直到希腊人在历史上出现，才问这理由，给这答案。总之，希腊的几何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新东西。据海罗陀多思说，几何学发生于埃及，但那是当作应用科学的几何学，目的在于实用，正如在建筑及量地术上所需要的。理论的几何学是希腊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它的进步很快，在基督前五世纪中，欧几里得的《原本》里所收的大部分似乎都已具备明确的论理的形式。希腊人所发见的那种几何学很可表示那理想家气质，这在希腊美术文艺上都极明显易见的。有长无广的线，绝对的直或是曲的线，这就指示出来，我们是在纯粹思想的界内了。经验的现实状况是被搁置了，心只寻求着理想的形式。听说比达戈拉思因为得到一个数学上的发见而大喜，曾设祭谢神。在古代文明里，还有什么地方是用了这样超越利害的热诚去追求数学的呢？
我这里抄了许多别人的文章，实在因为我喜欢礼赞希腊人的好学。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不能如欧几里得的弟子赚得两角钱而又学了几何。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恐怕直至传教士给我们翻译洋书的时候。只在《诗经》《离骚》《尔雅》的笺注，地志，农家医家的书里，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国格物往往等于谈玄，有些在前代弄清楚了的事情，后人反而又糊涂起来，如螟蛉负子，梁朝陶弘景已不相信，清朝邵晋涵“邵晋涵”原刊作“邵景涵”。却一定说是祝诵而化。又有许多伦理化的鸟兽生活传说，至今还为大家津津乐道，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枭食母等。亚里士多德比孟子还大十岁，已著有《生物史研究》，据英国胜家博士在《希腊的生物学与医学》上所说，他记述好些动物生态与解剖等，证以现代学问都无差谬，又讲到头足类动物的生殖，这在欧洲学界也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才明白的。我们不必薄今人而爱古人，但古希腊人之可钦佩却是的确的事，中国人如能多注意他们，能略学他们好学求知，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学风，未始不是好事，对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未必能有补救，在个人正不妨当作寂寞的路试去走走耳。
廿五年“廿五年”指一九二五年。八月
延伸阅读：
从《希腊人的好学》可以看到，周作人对“古希腊世界”推崇备至，他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诗歌，有牧歌、讽刺小诗、哀歌等几种，这些诗作歌咏爱情、韶光、身体和大自然的美，还有命运、生命和死亡。原诗作者有柏拉图、西蒙尼台斯、美勒亚格罗斯、诺西思、格吕孔以及无名氏诗人等。
编后小语：
古希腊人是上帝的宠儿。
他们拥有世界上最蓝的海水，最悠久的文明，他们号称是最懂得享受生活的……或许还应加上一条：他们是一个少见的好学的民族。
英国人因工业革命而称霸，日本人借明治维新而崛起，这证明好学是民族进步的推动力。只有看了周作人引经据典大加礼赞希腊人好学，才赫然发现，希腊人的好学的确是少见的。后人将理论研究成果什么的一股脑儿都继承了去，却偏偏丢失了其最精髓的东西——那股书呆子气。对希腊人来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仅是为了解其惑，明其道，格物致知而不计其功。因此他们对学习有着持久的激情。
这份好学之风真是弥足珍贵啊！因为正如周作人所言，这还是一条“寂寞的路”。在科学激进、但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有多少人能去耐守这份寂寞呢？但愿人们多从古希腊先哲们身上获得劝谕，使好学之风弥久长存。
秋田雨雀印象记
胡风
题解：
也许受到历史事实和现实事件的影响，中国人对于日本普通民众的印象，似乎是不佳的多。在媒体形象和文人话语中，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是个例外，胡风在这篇文章中介绍的秋田先生也算一个。
“我”是一个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一个集会上，“我”结识了秋田氏，他是日本大众与革命文学的先驱，也关心中国的事情。相形之下，“我”倒有些惭愧自己对本国的了解了。
秋田氏是由于关心本国革命才关心中国，还是由于关心文学才关心中国，文章给我们，也给中日交往史留下了一串问号。
作者信息：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诗人。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因事到郊外E氏的家中去。月份和日子虽然一点也都记不得了，是在夏天却不会错，因为我是戴着草帽很潦草地穿着还没有穿惯的浴衣去的。草帽，按了门铃以后我取下来向大汗淋漓的脸上扇过风，而浴衣，自己既没有穿惯，人家也没有看惯，后来就成了话题之一。关于这些，直到现在还有些依稀记得。
按了门铃以后，照例，大门右手的和大门同一方向的窗子开开了。露出上半截身子来的这回却是脸部下半满是黑胡子根的E氏。自己也愕了一下，但马上恍然了！
“呵，K君么？这样的装束，几乎认不得了！”
看了E氏的表情，我暗暗地抱歉了。E氏，就是在布尔乔亚文坛上，资格也是很老的。据说，是他，最初向读书界介绍菊池宽，承认菊池宽在文坛上的地位。投身普洛文学运动以来，他成了元老之一，在行动上是有充分的所谓“合法性”的。虽然如此，去年四月日本政府对普洛文化运动加了暴风雨似的压迫以后，普洛文化运动的合法性，差不多只剩了一个名义上的存在。就是一个研究会也罢，如果被发觉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拘留并不为奇。当然，和这相抗，在合法与非合法之间重新整顿了阵容的文化战线所开始的逆袭虽然艰苦然而是猛烈的。E氏是这个严重时期的文化战线里的一员，时时存着戒心，不仅当然，而且也是必要。总有一两个月之久和他没有机会碰面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事先没有通知突然跑去的。
进了门以后，他高高兴兴地告诉我：“来得正好，今天有一个集会，他们都在这里。”
就他的口气看，在“他们”里面，至少也应该有一两个熟人的。然而，走进了已经坐着六七个人的房里，打过招呼以后，除E夫人外，我连一个熟脸都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