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脆弱的。事物总在不断地进行交替和变换。照片既能巩固你的记忆，也能摧毁你的记忆……除了那些照片，你没有任何线索能回忆起路途中的点点滴滴。
——安妮·迪拉德（美国著名女作家）
著名的心理学家洛夫特斯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次车祸发生之后，警察对车祸现场的目击者进行证词取证，结果发现每个人的证词都不一样，但他们每个人对此都坚信不移。在同现场的监控录像进行对比之后，警察发现许多证人的证词都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动机撒谎，但是为什么给出了错误的信息呢？
另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唐纳德·汤普森也遭遇了类似的事件。一天，警察局以强奸罪名起诉了他，理由是他与受害者凭记忆指出的强奸犯的样貌最符合。幸好汤普森有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间他正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现场采访。受害者为什么会指证他呢？原来受害者在受迫害时正好在看汤普森的节目，在罪犯的刺激之下，就将汤普森和强奸犯的相貌混淆在了一起。
这样的现象也发生在那些声称自己被UFO绑架或者见到过神秘的人的身上。我们常说眼见为实，但其实，眼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忆也并不一定可靠，那些我们言之凿凿的回忆有可能从未发生过。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虚假记忆，即大脑记忆的信息之间自动的组合导致不真实的回忆。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虚假记忆呢？
出现虚假记忆的原因
（1）错误信息的误导。
洛夫特斯通过大量实验提出了错误信息效应，即接受了微妙的误导信息之后，人们很容易出现虚假记忆。
前面提到了车祸的例子。在洛夫特斯看来，提问的方式对目击者的回忆有误导作用。洛夫特斯给学生们放映了一部记录车祸事故的短片。随后，学生们被分为若干组。一组学生被问道：“当轿车彼此相碰撞的时候，其车速有多高？”对其他组提问时，碰撞一词则被换成了撞毁、冲撞、顶等词。结果显示，目击者对车速的估算受提问者提问用词的影响很大。以顶这个词被提问的一组估算的车速为平均每小时31.8千米，而以撞毁这个词被提问的一组估算的车速为平均每小时40.8千米。
针对这种结果，洛夫特斯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在两组实验参与者看完车祸影片后分别提出了两个问题。
A.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破碎的车灯？
B.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破碎的车灯？
实验结果表明，前者回答车灯破碎的比后者要多。
另外一个实验，看完一段车祸影片之后，对一半的实验参与者提问：“你看到小孩登上那部校车了吗？”而对另一半实验参与者则不问。一个星期之后，实验者再问全部的实验参与者：“你看到一部校车了吗？”
事实上影片中没有校车，但是前面曾被问的那一半人说看到校车的比率比没有被问的人高3～4倍。
这两个实验表明，提问的方式对目击者的回忆具有引导作用。
（2）先入之见。
人们对事件的回忆还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心理学将之称为思维定式，即人们喜欢按照自己习惯的、固定的方式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在涉及个体和种族时，这种思维定式往往表现为偏见或者歧视。也就是说，人们在回忆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受到自己固有的知识的影响，我们总是试图让记忆的内容最大程度上同原有的知识相适应，因为改变自己固有的知识结构很难，而改变记忆则容易得多。
1975年，亨利·方达主演了著名电影《十二怒汉》，反映了当时美国法律界存在的弊端。影片中，一名来自贫民窟的18岁男孩因为谋杀自己的父亲而被指控，有数名证人提供了案发前后的证词，所有证词都对男孩不利，同时所有的证词也都存在漏洞。陪审团的12名陪审员中有11名认定了男孩的罪名，但亨利·方达主演的男主角持怀疑态度。最终，经过长达6天的争辩，男主角成功说服了其他11名陪审员，做出了男孩无罪的决定。影片中，亨利·方达说出了这样一句台词：“我们来这里不是吵架的，各位先生，抛开我们的成见，不要因为他的背景就肯定他的罪行，他不该承受不属于他的重量。摸摸我们的良心，重新再看看这个案件。”可见成见的影响究竟会有多深，甚至可能让一个无辜的人被裁决成为罪犯。
这种先入之见也受到了实验的证明。著名心理学家巴特利特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实验参与者阅读一段有关印第安人的民间传说并回忆出来，结果发现实验参与者的回忆依赖于他们原有的对印第安人的印象，他们歪曲和遗漏了印第安民间传说中他们不熟悉的细节，而添加了符合他们对印第安人刻板印象的描述。
也有人对美国的错判案件做过统计，他们收集了自1950年以来所有无辜者被判有罪的案件，发现其中黑人所占比例在统计学上明显高过白人，这可能就是因为陪审团对于黑人的刻板印象和成见。该统计资料也成为反种族歧视者经常使用的例证之一。
（3）功利性的自我组织。
我们经常会忘记或忽略这个事实——记忆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中立的，而是带有我们自己的烙印。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神经学专家丹尼尔·兰莱本博士指出：“也许实际上，我们记住的只是一系列记忆的碎片，然后按我们自己设计的结构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方式往往都有功利性，所谓的功利性可能是为了让记忆更加合理和完整，或为了使被讲述人能够相信，或为讲述者服务，或成为衬托讲述者完美形象的支持。比如我们可能会夸大、忽略或编造一些记忆，让自己的过去更美好，或者减弱悲惨过去对自己的伤害。
在犯罪目击者的证词实验中，人们发现了这样一条规律。那些对自己的证词最自信的人往往也是错误最多的人。对此有专家解释到，他们通常只注意到了犯罪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在回答证词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证词更可靠，他们下意识地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逻辑推断，将确实的一部分以想象的方式弥补出来。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编造过程，反而非常确认自己的记忆。
美国人还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他们追踪采访了73名男孩。第一次采访是在他们九年级的时候，第二次是在35年之后，要求他们回忆35年前自己的故事。结果发现，半数以上的人在前后访谈中的报告不一致。例如，接受第二次采访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自己曾接受过体罚，但35年前回答曾接受过的人数是82%。显然，成熟让他们成了“说谎者”，人们往往会下意识改变自己的记忆，来美化以前的形象。
一位退休的老校长比尔，在同学生讲话时经常会提及自己年轻时的留学经历。每天他都是第一个到实验室，学习起来也特别刻苦认真。一年的冬天，积雪过膝，他仍然如同往常一样早早赶往实验室，途中遇到了他的导师。面对如此勤奋的学生，导师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二天，他的补助忽然由以前的每月300美元涨到了1200美元。后来有人考证了老校长的这段历史，他所在的实验室规定了每天7点必须到场，而涨薪之说也不过是全实验室一起涨的普遍事件而已。可见他的记忆通过数十年的岁月变迁，逐渐发生了扭曲和变化。
（4）压力和恐惧。
前面我们提到了心理学家唐纳德·汤普森令人啼笑皆非的“冤案”。实际上，错误的记忆不仅仅发生在目击者的身上，哪怕是被侵害的人，也可能会认错伤害自己的凶手！这种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例子其实并不少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高度的刺激或压力造成了人们记忆能力急速下降。
许多人认为压力和恐惧会增强记忆力，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压力有碍于人们心理活动的运行，从而影响接收与储存记忆的能力。由于记忆力的降低，在受到侵害时被害者能记住的事实相当少，他们不得不动用大量的虚假记忆来充实整个记忆，以达到能让自己相信的地步。当然，整个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所以受害者可能言之凿凿地将毫无关系的人指认为凶手，而这段记忆对他们自己而言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此外，心理学家洛夫特斯认为，在强烈的恐惧和紧张下，人们会受到武器焦点效应的影响。所谓武器焦点，是指在案件中出现武器或类似功能器具时，目击证人倾向于重点关注那个武器，从而减弱了证人回忆其他细节的能力，例如拿武器的人的长相。洛夫特斯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实验中，如果对象手里带的不是武器，有49%的受试者能够正确将人指认出来，但如果拿着武器，则只有33%的人能正确指认。在另一项利用仪器追踪眼球移动的实验中，洛夫特斯让受试者观看两段不同的抢劫影片，一段是劫匪用枪指着出纳员，另一段则是抢匪拿着一张支票交给出纳员，此时眼球追踪仪精准地追踪实验参与者眼球的移动过程。结果发现，实验参与者大部分时间眼球都定点在武器上。
（5）他人的诱导。
有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医生或许会为人们“制造”虚假记忆。治疗师可能鼓励患者“记起”很多所谓的“创伤”。当患者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意象，如一个梦，或者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感觉，治疗师就鼓励患者努力回忆、想象，并让他们自己确信事情真的发生过。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沙克特指出，记忆能被压抑并可造成心理障碍的观点缺乏科学依据。他举例说，有的遭受性侵害的人记不清事发时的细节，原因是遭受创伤时大脑形成了神经联系，形成了并不完整的内隐记忆。然而，有人声称其实形成了完整的记忆，只是被压抑了，可以通过催眠的方法重新找出来——这就会有虚构记忆的危险。
虚假记忆的生理机制
尽管人们关于虚假记忆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虚假记忆产生的生理机制始终不清楚。但随着现在神经科学的进步和核磁共振成像等新兴技术的发明，这一神秘的面纱也渐渐地被揭开。
美国的克雷格·施塔克教授首次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扫描技术探究“虚假记忆”产生的过程。
施塔克教授设计了一项有趣的实验，他征集了20名志愿者，让他们观看50张图片组成的系列幻灯片。图片描绘了这样一个过程：一名窃贼鬼鬼祟祟地尾随在一名妇女后面，伺机在拥挤的人群中将钱包偷到手，接着再躲到一扇门背后……
在看完这组图片后，志愿者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告知要重新再看一遍，而实际上第二次图片已经有了细微的改变，实验者替换了其中一些关键的细节，比如第二次播放中的人群出现了变化，男子躲藏在了一棵大树后面而非一扇门后等。
几天后，接受测试的人将再次接受记忆测试。科学家要求他们回忆幻灯片中出现的信息。结果，参与实验的志愿者记忆出现了很多的错误。
施塔克教授用仪器将这些过程全部记录了下来。当志愿者看原始图片时，大脑左侧海马的两个区域的活性增加，这一结构是记忆生成区，使志愿者能够正确地记住原始图片。但是观看第二次有错误的图片时，其海马活动比第一次更强。实验者还发现，被测试的人在接收第一次幻灯片播放的细节时，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表现积极，而在接收第二次幻灯片内容时则不活跃。
施塔克教授指出，海马的某些区域和大脑前额叶皮层负责记录精确的记忆。它们在大脑中将收集的信息进行编码。如果这个编码过程平稳地进行，这就有可能形成正确而精细的记忆。而一旦这些区域受到干扰，记忆系统产生紊乱，被测者则更易产生错误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