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跟李膺办过的两个案子有关。第一个案子是在李膺任河南尹（河南郡的太守）的时候。当时有个叫张成的方士，善于占卜预测，不少事都被他未卜先知了，所以有些名气。但他没把这个本事用在正道上。
这一年，他预测出不久天子就要大赦天下，按说这不是个坏事，可是张成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而小人有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利用一切好的时机干坏事。张成干了什么事呢？他竟然怂恿他的儿子杀人！估计杀的是仇人。
他以为这时候杀人没关系，反正将来可以被赦免。但是他有一个环节没算准，就是他忘记了当时的太守不是别人，而是李膺。而李膺是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撞到李膺的枪口上岂不是自讨苦吃？事发之后，李膺立马将他儿子抓捕归案。过了不久，天子竟然下诏大赦天下，按照诏令，就是杀人犯也得赦免啊。这时张成心里估计是“没事偷着乐”，等着看李膺的笑话呢。可是让张成想不到的是，李膺是个大义面前，连皇帝的账都不买的执法如山的清官，他绝不愿姑息养奸，于是不顾皇帝的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张成偷鸡不成蚀把米，对李膺是恨之入骨。
这说明像李膺这样的清议名士有个特点，就是嫉恶如仇、雷厉风行。因为他们都认为：治乱世要用重刑。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李膺任司隶校尉的时候。当时野王县的县令名叫张朔，是当朝皇帝汉桓帝所宠信的宦官、“十常侍”之首张让的弟弟，这个张朔仗着他哥哥的权势，贪暴残忍，无恶不作。有一次，他竟然无缘无故杀了一位孕妇，以此取乐。那些把别人不当人的人，其实自己早已是非人。东汉时期，皇族也好，外戚也好，宦官也好，贪官污吏也好，他们中间到处都是这种披着人皮、不干人事的“非人”。事发后，张朔畏罪潜逃，逃到哪儿呢？不用猜也知道，逃到了京城他哥哥张让的家里，藏在合柱之中（由几根木料围成的空心之柱）。李膺这时刚刚走马上任，担任司隶校尉不过十天，得到消息后，他毫不犹豫，亲自带兵径自闯入张宅，打破合柱，将张朔缉捕归案。经过审讯，证据确凿，李膺立即下令，处死张朔。为什么要“斩立决”？
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张朔的后台张让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此时不杀，以后也就杀不成了。李膺的当机立断，先斩后奏，体现的既有大勇，也有大智。后来张让告到汉桓帝那里，皇帝兴师问罪，李膺一番慷慨陈词，终于化险为夷。由此可见，李膺对待丧尽天良的宦官集团，有一个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以暴制暴，除恶务尽！
从此以后，李膺简直成了那些奸邪宦官的天敌和克星了。在他的辖区之内，大小宦官不得不夹起尾巴，走路都不敢伸直腰板，说话也不敢粗声大气，连假日里也不敢出宫门玩耍了。汉桓帝感到奇怪，宦官们就叩头如捣蒜地向他哭诉说：“畏李校尉。”——我们都被李校尉搞怕了！
我猜想，十岁的小孔融之所以对李膺那么崇拜，可能就是因为他听说过李膺的一些事迹，特别是这两件大快人心的案子。要知道，十来岁的小男孩最崇拜的就是英雄，在孔融眼里，李膺就是这样一个除暴安良的英雄。
还有一层可能不太为人所注意。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形势，可以说，十岁的孔融和五十多岁的李膺的这次会见，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见，这次会见冥冥之中完成了清议名士的一次新老交替——汉末清议之风的领袖李膺，把清议运动的接力棒，传到了后生可畏的孔融手里。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次会面的六年之后，李膺就被宦官集团杀害了，而与此同时，年仅16岁的孔融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奠定了日后他在政坛、学界和士林中的地位。
党锢之祸
先说李膺是怎么死的。
事实上，李膺一直都活在屠刀边缘。因为他的对手宦官集团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变态杀人狂，当这帮变态杀人狂和国家暴力机器一起开动的时候，手无寸铁的读书人面临的当然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平心而论，这些清议名士都是大汉朝廷的忠臣，他们只是不能容忍宦官专权这只国家躯体上的毒瘤越长越大，他们想干的不过就是给汉王朝做一次“根除性手术”，将宦官这只毒瘤连根切除，让它不再做恶，不再害人，不再祸国殃民。如果把大汉王朝看作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话，那么，宦官集团就是日益肆虐的毒瘤，这些忧国忧民的清议名士就是手术刀，或者就是抵抗癌细胞的白血球。
我们知道，如果人体的白血球过低，人的免疫功能就会下降，病毒就容易入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敢于鞭挞腐败、批评政治、疗救社会的知识分子，正是国家肌体中不可或缺的白血球。没有他们的仗义执言，没有他们的查漏补缺，没有他们不停地说“不”，整个社会的免疫系统就会受到侵蚀，甚至陷入瘫痪。他们看似“拆台”，事实上是在为大汉王朝“补台”。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抢救”这个奄奄一息的王朝，延迟它的死亡。
以李膺为代表的清议名士，正是这样一些有责任感、有正义感、有使命感的读书人。这种读书人，历来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但是，脊梁常常是被暴力摧残的对象。李膺既然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要铲除宦官，当然就成为宦官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就在孔融拜见李膺的第四年，即延熹十年（166年），宦官集团开始反扑，以李膺为首的一大批清议名士，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狱。
这件事的导火索就是那个术士张成。张成因为儿子被李膺正法而怀恨在心，就和宦官勾结起来，阴谋陷害李膺。他们上书告发李膺，什么罪名呢？说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也就是说，他们诬陷李膺和太学生聚众结党，拉帮结派，诽谤朝廷，败坏风俗。历来的统治者最怕读书人“扎堆儿”，一“扎堆儿”肯定要出乱子，这个状当然是一告就准。于是皇帝下令逮捕李膺、范滂等二百多人。这些人就被贬称为“党人”，意为结党不轨之人。第二年，在外戚窦武等人的援救下，桓帝才将李膺等人赦免，但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党锢，就是党人被禁锢、不得参政的意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于李膺这样的政治家来说，剥夺政治权利可以说是仅次于杀头的处罚了。
现在我们知道，清议之风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史上仅次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有一次对读书人的清剿和镇压。
那么，被“禁锢终身”的李膺是不是就此在政坛消失了呢？也不是。汉灵帝建宁元年，发生了一件事，清议运动的另外两个领袖，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联合密谋诛杀大宦官曹节、王甫，于是又起用李膺出来做官，可以说，这时李膺的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窦武和陈蕃的计划被泄露，窦武兵败自杀，陈蕃下狱被害。靠山一倒，李膺再次被免官。
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进一步逮捕“党人”，李膺和另一位清议名士杜密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处死，迁徙、禁锢的多达“六七百人”。《汉书·李膺传》记载说，当时官府前来捉拿同党，同乡人劝李膺赶快逃跑，李膺说：“临事不辞难，有罪不逃刑，这是大臣应有的节操。我年已六十，死生有命，能够逃到哪里呢？”于是投案自首，被严刑拷打，最后惨死在狱中。一千八百多年后，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不愿逃亡，慷慨赴难，可以说正是李膺等清议名士的隔代传人。
李膺等人一死，风起云涌的清议运动群龙无首，犹如一首惊心动魄的乐曲，基本上到了尾声。李膺的死，宣告了清议运动的失败，对于大汉王朝来说，封建统治阶层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自救努力也被宣布无效。国家到了这样的时候，没有不乱的。于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之后不多久，公元184年，便爆发了席卷全国、摧枯拉朽的黄巾大起义。
孔融争死
一个问题来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和孔融有关系吗？当然有。在这次株连众多的党锢之祸中，六十岁的李膺死了，十六岁的孔融也差一点死！孔融当然没有死。但他和李膺一样，也是大义凛然地争着要死。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从说到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张俭事件。张俭（115－198）是清议运动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当时有个宦官叫侯览，深受皇帝汉灵帝的宠信，狗仗人势，无恶不作。张俭对侯览恨之入骨，就上书弹劾侯览，请求皇帝诛杀他。侯览也是中常侍之一，他扣压了奏章，勾结张俭的同乡朱并，诬陷张俭结党谋反，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汉灵帝昏庸无能，被宦官们玩于股掌之中，就信以为真，立即发出通缉令追捕张俭。张俭得到消息，被迫亡命天涯。因为这件事，朝廷再次捕杀党人。当时的百姓，都敬佩张俭的为人。张俭在逃亡途中，“望门投止”，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从不会吃“闭门羹”，大家都冒着灭门的危险收留他，因为收留他而被官府追究杀害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其中就包括孔融一家。
且说“头号通缉犯”张俭在逃亡途中，走投无路，来到孔融家里，找他哥哥孔褒。那天孔褒碰巧不在家，家里只有十六岁的孔融。张俭看他太小，就没告诉真相，想要立马走人。孔融看见张俭神色忧惧，就说：“我哥哥虽然不在家，难道我就不能作主吗？”就把张俭留宿在家里，暂时躲过了一劫。后来这件事被官府知道，孔褒、孔融兄弟就被抓捕归案。接下来的情节十分感人：两兄弟竟然都争着承担责任。孔融说，留宿张俭的是我，理当我来顶罪。孔褒说，他来求的是我，与你无关，该我受死。前来抓捕的官吏没办法，就问他们的母亲，没想到母亲说得更绝：“家事应由长辈负责，应该被抓的是我！”郡县官吏都不能决断，只好呈报朝廷，请求定案，后来皇帝亲自下诏，给孔褒定了罪。
吃梨可让，赴死可争，这种“一门争死”的义举，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我们不能说，孔融代兄争死的义举和他十岁时得到李膺的接见和赏识有多大的关系，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就是孔融后来的确继承了李膺的铮铮铁骨，在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一直是最高当权者曹操的“反对派”，最后，曹操以不孝之罪杀害了孔融。
像孔融这样的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虽不算多，但也不算少。有人经常奚落这些如飞蛾扑火般与专制暴政对抗的读书人，说他们不够聪明，“不懂政治”。孰不知，中国文化人坏就坏在太聪明，太懂政治。
人一聪明，便容易失掉良知；人太懂政治，便容易失掉正直。
要我说，聪明不聪明不要紧，有没有良知很重要；懂不懂政治没关系，正直不正直很关键。
孔融被杀的那一年是公元208年，距离李膺被杀正好40个年头。又过了54年，公元263年，三国时最有清议名士风骨的嵇康被司马昭杀害，清议之风就此风流云散。嵇康临刑前，写了一篇《家诫》，其中提到了孔融：“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说孔融求代兄死的义举，体现的正是忠臣烈士的节操。
从李膺到孔融，从孔融到嵇康，中间贯穿着的是一条读书人反抗强权和暴政的主线，这是死亡的高压线，也是生命的地平线。这些铁骨铮铮的读书人，给中国历史的天空抹上了一道“血染的风采”。
清代思想家王夫之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读通鉴论》卷十二）孔融死后，知识分子的士气就低落了，嵇康死后，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清议就断绝了。是啊，每一次杀戮，对于知识分子的元气都是一次重大的摧残。嵇康死后，历史进入到了“后清议时代”，也就是读书人不谈政治、只谈玄理的清谈时代。于是，最能代表魏晋时代精神的一种风气诞生了，请看下集——坐而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