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铮铮
小时了了
东汉延熹六年，也就是公元163年的一天，在当时的都城洛阳，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一个十岁的小孩子，十分出人意料地成了上流社会一位士大夫的座上宾，并且用他的机智和口才，令在座的宾客刮目相看，更有意思的是，他还让一位试图嘲笑他的官员颜面扫地，尴尬不已。
这个小孩子是谁呢？他就是“建安七子”中排行第一的孔融。孔融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孙。像孔融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为中国文化做贡献的。他四岁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典故，那就是“孔融让梨”。说孔融兄弟七人，他排行第六，他四岁的时候，每次和兄长们一起吃梨子，他都拿最小的一个。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年纪最小，理当吃小的嘛！”因此家里人都觉得这孩子不同凡响。这个典故在《三字经》里又浓缩为四句话：“融四岁，能让梨，弟（悌）于长，宜先知。”
在“孔融让梨”六年之后，就发生了我们说的这件事。这件事在《世说新语》和《后汉书·孔融传》里都有记载。故事说，孔融十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来到京城洛阳。父子俩到京城干嘛来了？我们不知道。估计是父亲出趟公差，顺便带儿子去见见世面。没想到，爷儿俩到了洛阳之后，小孔融居然撇开父亲单独行动了。他做了一件现在的十岁儿童绝对做不出来的事。
什么事呢？他要单独去拜访一位名人。这个名人叫李膺，字元礼，是东汉着名的政治家。李膺这年已经54岁了，当时担任的职务是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李膺在汉末是个领袖级的人物，地位很高，名声很大。《世说新语·德行》篇有一条“登龙门”的典故，就是关于李膺的：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说李膺这个人风采出众，品格端正，而且自视甚高，把弘扬名教，也就是树立儒家的纲常礼教，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很多年轻人，都把他当做自己的偶像，如果有机会到他门下接受教诲，或者登堂入室，成为他的座上宾，都会感到特别荣幸，以为自己是登上了“龙门”！这说明，李膺的名望和地位在当时是如日中天，他可以说是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座精神灯塔。
所以，十岁的孔融慕名而来拜访德高望重的李膺，当时的心情就很像是朝圣。不过，既然是李膺的府邸好比“龙门”，门槛当然是很高的，想要跳过去可不容易。凡是能够到李膺府上拜访，升堂入室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当世的名流才俊，一是李家的中表亲戚。中表亲戚，也就是父系和母系的近亲。也就是说，要进李膺的家，必须拥有一张无形的门票。一张门票上写着“名流才俊”，另一张门票上写着“中表亲戚”，否则门卫根本不会通报。
小孔融了解到这个情况，很快做出了决定：名流牌是打不得了，就打亲戚牌。于是就对掌门官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请赶快给我通报吧。”门卫也搞不清真假，只好通报。李膺虽然纳闷，但好奇心也被吊起来了，于是就请孔融进去了。小孔融大摇大摆地走进客厅，只见里面是高朋满座，气氛很不一般。孔融年纪虽小，胆子挺大，通报姓名之后，也就大大方方地落了坐。李膺知道他是孔子的二十代孙，也不敢怠慢，就问他：“请问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啊？”没想到，小孔融脆生生地说：“从前我的祖先仲尼与您的祖先伯阳（即老子），有师友的关系，如此这般，我和您当然是世代通家之好了。”这种套近乎的话出自一个十岁孩子之口，是很有喜剧效果的。要知道，孔融是孔子第二十代孙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但李膺是否老子的后代却查无实据。孔融这么一说，等于无形中抬高了李膺的血统地位。李膺和宾客们一听，无不赞赏小孔融聪明过人。
不过好戏还在后头。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位客人。谁啊？太中大夫陈韪。陈韪这个人名不见经传，但因为这个故事他在青史上留了名。陈韪进来后发现今天的气氛不同寻常，特别是宾客中多了一位陌生的小朋友，很奇怪。有人就把刚才孔融和李膺的一番对话告诉了他。陈韪一听，有些不以为然地说了八个字：“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聪明伶俐，长大了未必就能出类拔萃。没想到，孔融听见了，马上应声也说了八个字：“想君小时，必当了了。”——想来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言下之意，您现在可是不咋地！把个陈韪闹了个大红脸，尴尬不已。从此，孔融一夜成名天下知，成了真正的“名流才俊”。
何谓清议？
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故事呢？因为它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一种汉末魏晋的风气有关。什么风气？就是清议之风。李膺和孔融，正是汉末清议之风的两个重要人物，而且他们的命运很相似，最终都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而死在了当权者的屠刀之下。
那么，到底什么是清议呢？清议，从字面上看，也就是清正的议论。具体说也就是以激浊扬清、弘扬正道为目的，以批评现实政治和当朝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清正的议论。清议的发起者是以儒家道统自居的、具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和广大忧国忧民的太学生；清议的形式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其中最流行的形式就是民谣和谚语，当然也包括上书、奏议和口头的议论；清议的性质则是批评性的，无论议论朝政还是臧否人物，往往是言辞激烈，不留情面。
刚才说的李膺就是当时清议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所以他家经常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为什么这股清议之风，不早不晚，偏偏产生在汉末呢？这就有点说来话长。我们知道，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朝政混乱，到处都在兼并土地，买官卖官，国家经济每况愈下，贫富悬殊日益加剧，腐败盛行，民不聊生。当时流传着两首民谣。一首民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汉书·五行志》）意思是：品行正直得就像弓弦一样的人，最后死在道边无人理睬；品行邪曲得就像钩子一样的小人，反而获得富贵，拜将封侯。
还有一则这么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审举》）就是说，察举上来的秀才毫无学问，推荐上来的孝廉既不孝，也不廉，甚至连起码的赡养父母都做不到；那些标榜为寒门清白子弟的，其实品行污浊犹如淤泥；而那些所谓的上等良将，实际上都是一些胆怯如鸡之辈。
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真相，最可信的往往不是官方的宣传，也不是史书的记载，更不是文人墨客的鼓吹，而是这些口耳相传的民谣。民谣，虽然土得掉渣儿，俗不可耐，但它常常能够直接而深刻地反映现实，表达民意。一句话，民谣，骨子里就是清议。
这两则民谣，就极其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说明宦官专权的政治毒瘤已经给世道人心带来了灾难性的危害，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汉王朝此时已经风雨飘摇，奄奄一息。
所以，一大批正直的士大夫出于维护儒家道统和王朝命脉的需要，联合三万太学生，发起了对宦官集团的口诛笔伐。这就是清议之风产生的背景。《后汉书·党锢列传》里有段话，把这个背景表达得非常清楚：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大意是，在汉末桓帝、灵帝统治时期，皇帝荒淫，朝政混乱，朝廷的大权全部被宦官集团所把持，正直的士大夫耻于和宦官同流合污，于是群情激愤，纷纷起来奔走相告，发表言论，他们互相标榜，树立名声，品评议论当朝的公卿政要的得失，考量甚至批评腐败的政治体制，一种刚直不阿、仗义执言的风气，就此在社会上风行起来。——这就是清议之风。参与清议运动的名士往往被称作“清流”。清和浊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清流指的就是不与宦官同流合污的清正高洁之士。
李膺就是汉末“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士林领袖。
当时对抗宦官集团包括三种势力：一种是外戚，如大将军窦武；一种是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有三万人，都不满宦官集团的腐败统治，其中的领袖就是人物品鉴大师郭泰。第三种就是一批铁肩担道义的正直的士大夫，主要有三个人：陈蕃、李膺、王畅。当时在太学中流传着一首民谣：“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也就是说，当时的太学生把李膺、陈蕃、王畅这三个人当做自己的榜样。其中李膺被誉为“天下楷模”，可见其名望和影响多么巨大，也可见后进之士把升其堂、入其室当做“登龙门”，绝对不是夸张。
当时，这些朝廷重臣和太学生联合在一起，参政议政，鞭挞腐败，怒斥宦官，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就形成了一种清议的风气。他们常常发表批评现实政治的言论，再有势力的豪强人物也不回避隐讳，所以当朝的大小官吏，没有一个不害怕被他们贬议批评的，都纷纷到他们门前拜谒，表示友好。用现在的话说，这些清议名士，就是当时的“意见领袖”和“舆论风向标”。他们的言论，就是口碑，代表了公理和良知，决定着人心向背，起到了激浊扬清、惩恶扬善、砥砺士气的作用。
两个案子
问题是：李膺毕竟是成人世界的领袖，怎么会让孔融这样的十岁的儿童也对他如此崇拜和仰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