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看到冯桂芬有些动容，加紧了攻势：“兄台应该长我14岁吧，小弟我不才刚从曾帅幕府出师，在上海是初来乍到，一切还得仰仗兄台指点迷津啊。我知道冯兄一生醉心经世致用之学，兄弟我也是好学之人，还望兄台今后能不吝赐教。”
虽然李鸿章比自己年龄小，资历浅，但毕竟此时他是领导，却能如此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冯桂芬心里确实有些感动，不过他对李鸿章还不是很了解，所以答道：“抚军大人过誉了，我冯某一介老朽，岂敢承受大人的厚爱，我虽有一些浅见，但恐怕也不一定合阁下的心意啊。”
李鸿章一看冯桂芬还有些迟疑，忙抛出定心丸：“兄台过虑了，难道还真的要我三顾茅庐不成？我李某人是不讲俗套的，在我淮军幕府里面，既有文人雅士，也有先前为鸡鸣狗盗之辈，只要有真才实学，我都待若上宾。冯兄如不嫌弃，不妨先屈就几日，看看我说的可是事实。”
这时与李鸿章同去的程学启趁势说话了：“李大人所说乃发自真心，如我程某人本为一介草莽，蒙李大人不弃，才随军来到上海效力。冯大人乃经世高才，何不趁此乱世一展身手呢，还请三思啊。”
冯桂芬一看他们说得真切，也就不好再推辞了：“既然李大人如此厚爱，那我冯某就却之不恭了，今后要是有用得着的地方，抚军大人尽管吩咐就是。”
冯桂芬出生于江苏吴县的名门望族，年轻时得到林则徐的赏识，他比李鸿章大14岁，而且是一位名播四方、孤傲清高、才华横溢之人，却甘愿进入他的幕府，这不能不说与李鸿章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人才战略有关。
冯桂芬博学多才，除精通经史掌故之外，还对天文、地理、算学、水利、农田以及河漕、军事、盐铁等问题都颇有研究。而且早年就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理念的影响，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传统学问为根本，外国富强之术为辅助。
1863年，李鸿章接受冯桂芬的建议，在上海筹建“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奏折由冯桂芬草拟，很快得到了批准，这就是后来的同文学馆、广方言馆，是一所近代新式学堂。冯桂芬著有《校邠庐抗议》一书，其政治观点及洋务主张尽在其中，这些主张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后又被改良派奉为先导。
李鸿章后来的许多政治、洋务、外交思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冯桂芬的影响，比如他在著名的《筹议海防折》里的名言：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正是《校邠庐抗议》里面的观点。
自从李鸿章北上镇压捻军之后，冯桂芬因年老多病，就没有继续帮助他了。后来有人保荐他再次出山，朝廷就此咨询李鸿章，李鸿章据实上奏，对冯桂芬大加褒扬，虽然冯桂芬始终以年老多病为由不肯赴京出仕，但是朝廷最后还是给他赏加了四品卿衔。
1870年，李鸿章在湖广总督任上又给朝廷上奏折，说冯桂芬在家讲学著书，对东南诸省影响很大，希望朝廷再赏他三品卿衔，不过被吏部驳回。这一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成为首屈一指的总督，他再次奏请嘉赏冯桂芬，这次终于获得了批准。
隐退后的冯桂芬在上海全心主持纂修《苏州府志》，但与李鸿章的联系不断，李鸿章为治理河道之事伤透了脑筋，冯桂芬再次为他出谋划策，指陈利弊，对治河之事帮助很大。
1874年，冯桂芬去世，李鸿章深感痛惜，为此他专门上疏，请求在江苏吴县老家为冯桂芬建立专祠纪念，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后生们的手里
随着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举办，李鸿章认识到要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的阶段，就必须培养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但原有的科举制度已经适应不了这种需要，因而李鸿章认为必须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要么在国内设立洋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传授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要么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在奏折中说：“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俾助。”
这一思想得到清政府赞许，于是李鸿章挑选上海近郡14岁以下儿童，聘西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1869年，该馆移入江南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至光绪初年，广方言馆除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外，还在中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学者的合作下，翻译了西文书籍近百种，其中自然科学占47种，工艺军事类占45种，还有许多著作，如《实用化学入门》、《运规约指》等等。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于1864年即建议改革考试制度，提出了“专设一科取士”的思想。
李鸿章开始积极倡导改革科举制度，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列举小楷试帖的弊端，大胆提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建议。除了传统的教育之外，李鸿章还提出要使用精通其他学科的人才，例如测算、火炮、兵法、化学、电器等等实用学科。还提出，在海防省份，要设立洋学局。但是，李鸿章的这些言论仍然遭到反对。
办新式教育都阻力重重，派学生出洋的困难更不难想象，所以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一些重要奏折、函件，均由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联名，足见其对此事的重视，亦可见此事的阻力之大，非曾、李联名而难成。
曾、李或许早就有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念头，但将此事提上议程、付诸实施，则是接受了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译员容闳的建议。容闳是广东人，早年受美国传教士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对外国的深入了解，使他认为中国要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派学生出洋留学。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就不断为此努力，但四处碰壁，均以失败告终。但他对此并不灰心，一直全力奋斗。1868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派遣留学生的条陈，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奉命前去处理，容闳担任他的译员。容闳充分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参与办案的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人出洋留学的具体计划，并表示自己愿意带队前往。他的建议切实可行，终获曾国藩同意，即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恩准。1870年冬，朝廷正式恩准曾、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建议。
同时，他们将具体制定的12条章程作为附件送上，征求意见。除经费问题外，这12条的主要内容大都是关于留学生的选派、管理和使用。规定每年选派30名十二三岁的幼童赴美，分4年共派120名；学生所学专业要由清政府决定，留学期限为15年，毕业后要回国听候政府派用，不得在外入籍他国，不得在外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规定在外留学仍要学习中国儒学传统经典，并定期由正、副监督传集学童宣讲《圣谕广训》等，若发现有品行不端或身体不适者将随时送回国内。
而后曾、李又几次上奏，再三强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并提出具体措施。
在人们想方设法出国留学或让子女出国留学的今天，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派遣留学生之困难，所遇阻力之大。那时在国内上“洋务学堂”都被视为有辱祖宗门楣之事，要到“番邦”去拜“洋鬼子”为师，更是被认为“背宗叛祖”，所以愿意、敢于出国留学的人很少。
当时的人多以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为正途，对于到外洋学些洋学问则嗤之以鼻。免费学习15年，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再说，谁也舍不得把自己的骨肉置于“虎狼”之地。这样一份留学计划，应该说考虑得较为完备，可是在19世纪70年代，它的实行仍然受到各种阻力。来自朝中顽固派的阻力自不待言，老百姓也多持怀疑态度。
为了完成留学任务，只得在穷人一向有出洋传统的东南沿海地方作为任务“摊派”。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地方官甚至挨家串户做劝说工作。本来“官派”就是出国所有费用全由政府负担，但愿意去者仍然不多，地方官不得不再许给这些穷苦人家更多好处。有些贫苦人家原本出于生计已经报名同意，但又听说西方的野蛮人会把他们儿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于是立即反悔，取消报名。
结果，只有30个名额的首批留学任务竟然没有完成。首倡留学并且具体负责此事的容闳焦虑不已，只得回到老家广东香山县说服动员，同时又在香港的新式学堂招收学生留学。首批留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有家人、亲戚出洋闯荡的经历。后来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其父也是非常勉强地送他出国的。詹家虽不富裕，但非赤贫，所以詹天佑之父詹兴洪自然也要他走科举功名的“正途”，根本没想要他留学。詹家有位谭姓邻居长期在香港做事，对西方情况有所了解，他非常喜欢年幼聪颖的詹天佑，便力劝詹家送詹天佑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在谭的反复劝说下，并且谭还同意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詹兴洪才勉强同意詹天佑出国留学。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李鸿章首创留学事业的艰难。
1872年2月，曾、李奏准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经过容闳的精心安排，第一批留学幼童起初大都被安排在新英格兰的一些家庭中，让他们与美国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同时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孩子毕竟是孩子，第一批留学幼童脑子里的中外区别没有那么深，他们说英语、吃西餐，很快融入了美国家庭之中。但寄居不是长久之计，1874年，李鸿章授权容闳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柯林斯街兴建一座房屋，作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驻美总部。房子很快修起来，而且条件不错，学习、休息、洗澡的地方一应俱全，幼童们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生们陆续从中学毕业，他们大多按照李鸿章的要求，选择了各类工科专业学习。而多年的国外生活使他们转变了许多，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斗争也在他们身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实际上，留学生这些变化和爱国并不矛盾，他们只不过是想改变一些中国文化中陈腐的、压抑的东西，想多见一点世面，多接受一些其他种类的知识和文化，这些都是极正常、无可厚非的。
李鸿章根据洋务事业的需要，积极主张和大力赞助中国留学事业，说明他与顽固守旧论者不同，能够因时而变，敢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不像顽固守旧论者那样迂陋拘虚，冥顽愚昧，说出“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那样荒唐可笑的话，做出见洋人“掩面以避之”那样供西方人茶余饭后引以为笑的事来。这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吸收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复杂多变这个基本特征，在李鸿章等有识之士身上的反映。
第八、为人处世方面的智慧
作为一个在清朝政府服务了40年的汉人，他被誉为政坛的“常青树”、“不倒翁”，能够长久地屹立于政坛而不倒，必然有他独到的处世艺术与为官之道……
想成功，交际能力必须强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能够有人指引他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很大的进步，更容易迅速地成长。在李鸿章的成长过程中，曾国藩便起到了指引的作用。李鸿章到了京城，在曾国藩的指引下，逐渐打开了交际的视野，结交了不少有志之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国藩原来的朋友班底和不断扩大的曾门弟子。李鸿章为人洒脱，比老师更善于交际。曾国藩担心他择交不严，不断加以诱导。曾门弟子和同年进士是李鸿章最重要的人际资源。
在这些人中，李鸿章与沈葆桢同门同房，交情最为融洽。沈葆桢生于道光元年（1820年），比李鸿章大三岁，但进士及第的名次却排在李鸿章之后。沈葆桢考中进士后，和李鸿章一同被点为翰林，当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当了三年翰林院编修。1853年，李鸿章回乡办团练，沈葆桢在第二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两年后，沈葆桢被任命为九江知府，但当时九江不被清政府控制，已被太平军占领，他不能赴任，便被曾国藩留在湘军大营帮助照料营务，成为曾国藩的幕宾。
1856年，沈葆桢改任广信知府，上任不久，就遇到太平军辅王杨辅清率领数万大军前来进攻。当时城中守军仅400人，顿时作鸟兽散。沈葆桢正在城外公干，有人劝他的夫人林普晴出城暂避，她坚决拒绝，并写下血书向邻县清军守将饶廷选求援。当沈葆桢从河口镇驰回时，城中四处起火，府衙内的照壁也被映得通红，林普晴仗剑立在外边，对丈夫说：“现在正是你报效朝廷、为国捐躯的时候，你如果死了，我也不苟活，这口井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后来幸亏饶廷选率领救兵来得及时，广信城才得以保住。
这件事后，曾国藩对沈葆桢更是刮目相看，在1862年上奏力荐，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李鸿章和沈葆桢从同学、同事到同僚，往来非常频繁。李鸿章在1858年底投奔曾国藩时，特意绕道广信，与沈葆桢彻夜长谈。
后来李鸿章和曾国藩闹矛盾，在湘军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葆桢的家乡福州当道台。沈葆桢得知后，立刻写信劝李鸿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国藩身边等待机会。
不久，二人在曾国藩的秘荐下，几乎同时当上巡抚，李鸿章与沈葆桢分别担任江苏巡抚和江西巡抚。在以后的内政外交中，二人更是互相呼应，推动了晚清的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