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在维持湘淮两系的关系，特别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的关系上，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李鸿章的密友当然不止沈葆桢一人，其他如郭嵩焘、陈鼎等，都对他的起家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可以说，他在京城这段短短的日子，在曾国藩的引导下，结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是他后来事业的人际基础。
李鸿章加入曾国藩幕府，对曾国藩的交际之法有了更深刻的领会。曾国藩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10位名儒。但是这些人并不是纯粹的书呆子，而是胸怀天下的有志有学之士，是曾国藩的人才库。
李鸿章独当一面后，完全仿照老师的办法，和所在地方的商绅打成一片，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同时也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在这方面，李鸿章受益颇深，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讲述曾国藩的教导之恩：“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除了军事政治方面外，人际关系的学问也是重要的一环。只凭单打独斗，做不成大事。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丰富自己的人际资源，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把它当做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办。
能屈能伸的可贵品种
古往今来，凡是能成大事的人，必然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真传。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李鸿章从老师那里得到了一部口传心法《挺经》，关于这部秘法，李鸿章是这样描述的：“老师传授给我的秘传心法，有《挺经》19条，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处世的宝诀。这部秘法开宗明义的第一条里面有这么个故事。
从前有个老翁，一天请了贵客，要留客人在家吃午饭，一大早就吩咐儿子到市镇上买一些水果菜肴，但是快到中午了，儿子还没有回来。老翁急着要做饭待客，心里十分地着急，就跑到村口去看儿子回来没有。
到了村口，老翁发现儿子就在前面不远，挑着菜担，在田埂上迎面与一个挑着担子的卖货郎相遇了，田埂很窄，只能容一个人挑担通过，但是他们俩彼此谁也不肯让，双方就在那里僵持了很久。
老翁赶忙上前解围，对货郎客气地说道：“老哥，我家中有客人，急等着要这些东西做饭待客，您能不能先下到水田里让一步啊，等我儿子过来了，您老哥不是也就可以过去了吗？”不料那人却说：“你叫我下水，怎么不叫你儿子先下水呢？”老翁接着解释说：“我儿子身材矮小，如果下到水田里，恐怕担子两头的菜就浸着水了。您老哥身子高长，可以不至于沾水。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请您先让的。”那人又说：“你儿子那担子里，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菜蔬果品，就算浸湿了，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这担中都是京广来的贵重货物，万一被水泅了，就一文不值了。所以怎么能让我下水呢？”
老翁一看不是办法，索性自己脱下鞋子，挽起裤脚，准备下到水田里面：“好好好，既然你们都不方便下水，还是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光人从我儿子旁边侧身过去吧，等你过去了，我再将担子奉还，怎么样？”那人见老翁都这样了，过意不去，就只好说：“既然老先生这么客气，我也不好意思争了，我下水田吧，让你儿子先过去。”当即下田避让。老翁就这样着意挺了一挺，一场僵持之争，就此消解了。
《挺经》是曾国藩口传给李鸿章的衣钵秘法，可惜并无其他文字材料传世，今日看不到它的全貌了。不过李鸿章在今后的仕宦生涯中，一直将这部秘诀奉为至宝，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指南。
1894年，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战争，腐朽的清王朝不堪一击，李鸿章筹建的北洋水师在这次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全国上下为之震动，这就是历史上的甲午战争。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清王朝不得不屈膝乞和。
1895年，年已72岁高龄的李鸿章又一次被迫推上了历史舞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本求和。李鸿章再一次与老对手伊藤博文交锋，虽然他在谈判时百般维护中国主权，但弱国无外交，光绪帝求和心切，迫不及待地指示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对李鸿章的打击非常大，虽然条约的内容完全是日本强行提出，经光绪皇帝首肯的，但似乎历史的罪责全都落在了李鸿章身上，他成了全国上下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李鸿章成了腐败清王朝的替罪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被革除了，年迈体衰的李鸿章孤独地住在贤良寺，闭门反思，门可罗雀。
半年之后，李鸿章终于又挺过了这一关，朝廷给了他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到俄罗斯谈判，并前往欧美考察学习。
有位好老师是人生之幸事
李鸿章到上海后，是承担“借师助剿”任务的主要官员。针对这个问题，曾国藩给他写了多封密信，用自强自立的思想对他加以指导。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三十日，他在书信中说：“洋人缠嬲（niǎo）颇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南，远而苏、常、金陵，皆他处也，皆腹地也。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颇近傲慢，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薛公各营挑两三千人随同夷兵操练、驻扎一说，亦断断不可。明知薛营为洋人所鄙弃，而以此愚弄之，可乎？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在信中，他明确地指出了和洋人相处的原则，那就是只能在上海会防，在其他地方，列强不得插手，以维护中国的主权。他告诫李鸿章，首先要做到自立，即使没有洋人，自己也完全能完成任务。但是在与其相处的过程中，却不能因为自立自强而显出傲慢的神色来，以免造成新的矛盾。
此后的三个月内，他接连写了四五封信，教导李鸿章自强之道和与洋人相处之法。他在信中说：“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吾军足以自立，固可使远人龙言服……愿阁下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并遍嘱全军勇夫，切勿自夸兵精，不稀罕洋人帮助云云。吾辈心中有一分矜气，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嚣张，不可不察。”“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貊（mò）、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形迹总以疏淡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则彼必愈求亲昵。此一定之情态也。”
由于曾国藩的反复告诫，朝廷也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于是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把借兵助剿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两处。
李鸿章作为执行者，完全按照曾国藩的教导去做。洋人的力量不可不用，但是却尽量加以限制。由于他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成为太平军的真正对手，列强对他也不敢轻视。而李鸿章也得以利用洋兵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曲意笼络，俾为我用”，而不是为人所用。即使是华尔和戈登指挥的洋枪队，也在李鸿章的牢牢控制下。镇压太平军后，李鸿章果断地解散了洋枪队，把其中精锐纳入了淮军，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以自己为出发点，利用了洋人的力量，却避免了受制于人的结局，正是曾国藩自强思想指导的结果。
与此同时，曾国藩认识到，真正实现自强，必须要学会洋人的长处，发展自我。于是他指导李鸿章，这也是李鸿章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有所作为的一个因素。
以宽待人的处世之道
慈禧为了维护自己独揽大权的地位，一度想学汉朝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密谋废除光绪帝；而光绪帝也想摆脱慈禧的控制，独立行使皇权，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于是各自拉拢一些亲王、朝臣及在野人士，暗地里较着劲。光绪年间，慈禧太后集团与光绪帝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举国上下为之震动，纷纷指责朝廷的腐败无能。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维新变法的主张，一时造成很大反响，史称“公车上书”。
随后，康有为联络一批帝党官员，成立强学会，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杨锐、张权（张之洞之子）等人也在会籍，另有帝党高级官僚翁同箭、孙家算、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等政要纷纷出面赞助强学会。
李鸿章一直是主张变法的，从洋务运动开始，他就亲身实践着变法活动，但是他原先的想法并没有康、梁这些人这么彻底，这么大胆。所以李鸿章很想结识这一批思想比较激进的人士，在强学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他托人去跟康有为说，愿意出三千两白银入会，但是由于这时李鸿章名声很臭，加之强学会是由帝党支持的，所以他的请求被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两年之后，山东发生曹州教案，德国乘机出兵侵占胶州湾，随之俄国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香港九龙新界。强盗一系列赤裸裸地入侵，无情地给清王朝上下再次敲响了警钟。一时间，包括维新派在内的举国上下各界人士纷纷要求清政府实行变法自强，慈禧太后只得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朝廷派李鸿章、荣禄、翁同箭等要员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之事。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光绪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百日维新开始。
但是，维新派的最终目标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这实际上是要进行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次变法自然从一开始就会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是保守派的头目，而慈禧太后则是保守派的
后台。
光绪帝为了借助变法取得真正的皇权，便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袁世凯，随后又派谭嗣同密令他准备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哪知袁世凯却把这一密旨报告了荣禄，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随即下令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宣布重新“训政”，并搜捕维新党人。持续了103天的维新运动就这样夭折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
虽然维新派瞧不起李鸿章，但是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大肆捕杀维新党人，打击帝党集团，李鸿章却对这些失败人士十分同情，并尽力庇护营救。
光绪帝被囚禁之后，当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去求见李鸿章说：“中堂大人，您是国家的重臣，于今太后和皇上不和，您应该站出来调停才是啊。”李鸿章见这个年轻人说话很天真，就客气地回答道：“你这孩子哪知其中的险恶，还是早做打算去吧。”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戊戌变法时曾被光绪帝破格召见，所以有帝党嫌疑，政变后也遭到了革职。
张元济被革职后，李鸿章就派助手于式枚前去安慰这个年轻人。于式枚找到张元济之后，就问道：“李中堂让我来问问你的情况，今后有什么打算？”张元济告诉他想去上海谋生。过了几天，于式枚又找到张元济说：“李中堂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去上海可以找盛宣怀，到了之后自然有人接待你。”
张元济到了上海之后，果然得到了盛宣怀的尽力帮助，后来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中国出版大家。
维新变法失败后，虽然康有为等人逃到日本，但慈禧太后仍千方百计要追杀维新党“余孽”。李鸿章多次在慈禧面前为康、梁辩护，他在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谈之后，更加感到康有为一批人所要实行的维新变法，正是自己想干而干不了的事情。
到了广东之后，慈禧太后催促李鸿章设法刺杀康、梁，但李鸿章拖延不办，慈禧气急，要刨他们在广东的祖坟，李鸿章又竭力推托。对此，康有为、梁启超非常感激，他们还写信给李鸿章，称他是“维新之同志”。
随大流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