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李鸿章对这个任命是非常满意的。为了更好地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他建议添设专管中外交涉事件和新、钞两关的税务的津海关道，还自己兼任直隶总督的海防行营翼长。提出了在运河北岸修筑天津新城计划。他还举荐有多年总署经验的陈钦为津海关道道员。
十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离开天津前往保定，顺路对治河和救灾的情况做了了解。到保定后，朝廷升直隶布政使钱鼎铭为河南巡抚的诏令也随后来到。钱鼎铭任李鸿章幕僚多年，工作非常得力，他的离开让李鸿章“如失左右手”。
1872年正月初五日，亲僚们在保定总督公署里，设宴庆贺李鸿章的五十大寿。其中，他的战交、学者俞樾写了一幅寿联：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为相公寿；
治内用文，治外用武，长城万里，殿天子邦。
翰林院编修黄彭年则在自己的《合肥相国五十寿序》中，将李鸿章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召公和韩琦并列，说：“相国之早达与召公、韩公同，其封爵官太保开府于燕，与召公同；其见垂于外夷与韩公同。”“若当大难初平，国家所依赖，中外所翘首而企望”。虽然都是美言，但也还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因为召公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周公，曾国藩当时还是国家所依赖的第一中兴名臣。
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去世了。李鸿章刚接到消息时还半信半疑，以为只是昏迷不醒，但是得知朝廷也发出了唁文并追赠曾太傅后才相信。李鸿章是曾国藩门下最早的弟子之一，曾国藩对他的恩情也是最深最亲切的，一想到此他不禁悲痛万分。然而，他能够冷静下来，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曾国藩的遗志，支持国事，让恩师能在九泉之下瞑目。
李鸿章自视为曾国藩第一门生以及曾氏衣钵传人，准备在自强的运动中领导群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权专制已是封建社会的顶峰，在其260多年的历史里有几百个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然而都是空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而且清朝由少数贵族统治，故而又采取以亲贵王公和满族大臣牵制这些人的举措，让这些人成了“灯映相公”“招鹤宫保”，与皇帝的侍从近臣无异，不及六部尚书尚能够主管本部，做些实事并有所建树。
同治时代，同样是内忧外患频繁，清政府仍然依赖重臣，一等肃毅伯、大学士——也就是通称为爵相的重臣李鸿章也因而成了清朝的真正宰相。特别是当曾国藩和左宗棠相继去世以后，李鸿章独撑大局，是“以一身负天下之重”的人物了。
朝中重臣，当时时势，都构成了李鸿章成为真正宰相的条件。军机处是政府中枢，由几位王公大臣组成，这几人同时又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而这两个机构都由恭亲王主持。恭亲王原任“议政王”，权势很大，但是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太后打击了他并免去了他的议政王职位，缩小了他的权力；而且慈禧太后还加紧扶植他的反对派以牵制他，让他难以实施大力改革。这样他只好在提出决定之前要先与外臣商议并达成一致，让下面提议，而自己带领枢臣加以支持的方式达到目的。这样做减少了他在中枢内部的摩擦，日子也好过一些。
此外，中枢人物虽然负担决策研究，并草拟谕旨，但他们都待在京城里，对外情知之甚少，所以在做决策之前只能求助于封疆大吏，对封疆大吏中的首席——直隶总督自然更为倚重。
还有，枢臣的气度和性格也有影响。恭亲王周围的人有文祥、宝鋆（yún）、桂良、胜宝等，他们思想先进，认真负责，面对外国的侵略威胁，他们准备着卧薪尝胆，以振兴中华，对于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极少有独断独行、刚愎自用，采取的多为“博采周咨”，“谋定后断”。这样，封疆大吏积极建言进策就有了良好的环境保障。此外，他们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相似，内外相维以推行洋务运动，是一个共同的洋务集团，相互关系十分融合，故而李鸿章的意见较为容易被采纳。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逝世后竟出现李鸿章不出主意，他们就不作决策的局面。在曾、左、沈相继去世后，李鸿章更成了他们的核心和精神领袖。
直隶总督位居各地封疆大吏之首。巡抚是其他各省的最高长官，两三个省之上置一总督；而直隶省一省就置一总督。此外直隶总督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卫京师，这比各省重要。朝廷一般让重臣担任此职务并兼任内阁大学士，人称“宰相级总督”。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之前就有了协办大学士的头衔。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4年），他再被晋升为内阁大学士之首——文华殿大学士，成为首席阁揆。在李鸿章之前，该职位一直是由满人担任的，李鸿章是第一个得到这一职衔的汉人。因此，他稳坐封疆大吏的头把交椅，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的领袖，一干就是25年。
第四、个人外交事务大事记
弱国无外交。清朝政府后期，统治者昏庸无能，朝廷上下一派乌烟瘴气。西方列强趁此时机，进行了疯狂的侵犯与掠夺。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西方列强节节退让，到处签协议、订和约，这时，势必要有个人出来主持这方面的事物，他们选择了李鸿章，把他推上了中国外交的舞台……
他竟能拔掉“常胜军”这颗大钉子
李鸿章和洋人打交道是从他到达上海之后便开始的。1862年9月，“常胜军”的第一任头目华尔被太平军打死，引发了由谁来继任的问题。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向李鸿章推荐了华尔的副手美国人白齐文。李鸿章多方周旋提出条件，“常胜军”属于中国的军队，要由他统一调遣。不久，李鸿章派白齐文去援助南京的湘军，可是白齐文却不听命。
白齐文不敢和李鸿章直接作对，便拿在松江的道台杨坊出气。他跑到杨坊家里，将他毒打一顿，同时将杨府中搜到的四万块洋银抢劫一空。白齐文干了坏事自觉理亏，逃到英国军队中隐匿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援军未至一事倒不怎么在意，因为他要求增援只是想招回程学启部。至于“常胜军”，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常胜军’不来南京没什么不好，来了倒没有什么好处！”李鸿章却对白齐文不听调遣、殴打朝廷命官且入室抢劫之事不能容忍。当然，这种棘手之事老奸巨猾的李鸿章不会亲自处理，他令吴煦限期将白氏捉拿归案，要求“常胜军”转由中国官员接管，外人不得干涉。英国军队见李鸿章真动了怒，觉得不便为一个白齐文破坏中英两国关系，决定交出白齐文。然而，英国驻华水师司令迪佛立与白齐文私交甚笃，强硬坚持不肯交出白齐文。李鸿章决心以此为突破口，改组“常胜军”。李鸿章改组“常胜军”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削减“常胜军”的经费，将钱省下来发展淮军；二是收回“常胜军”兵权。无理也硬三分的英国人当然不会同意李鸿章的改组方案。英国政府任命戈登为新任“常胜军”统领以取代白齐文。
戈登的到来使李鸿章心中着实“咯噔”了一下。他意识到英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常胜军”领导权的险恶用心，不能与其硬碰硬。李鸿章遂托人调查戈登的底细，得知戈登出身于军官世家，对军事地形学和步炮联合作战有精深的研究，性格弱点是爱慕虚荣、贪财。戈登一到中国，便受到李鸿章的热烈欢迎。
戈登来中国之前听说李鸿章是一个铁腕人物，将前任吓得躲在军舰里不敢出来，早已做好应对的心理准备。但见到李鸿章后，戈登改变了看法，他在给英国政府发去的公函中极力称赞李鸿章，称其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为人正直、思想先进，热心发展西方军工业，我们英国政府不但不应与之作对，而且应全力帮助支持。
戈登和李鸿章最初的合作还不错。可是，由于“苏州杀降”一事，导致戈登对李鸿章极为不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在戈登和郜永宽等人私下交易之后，戈登自认有功，要求李鸿章给常胜军发两个月的恩饷，并威胁李鸿章说如果不给，就要辞职。李鸿章回答说他会考虑。然后，戈登去看望苏州城中的郜永宽等人，郜永宽表示对戈登的安排很满意。后来，戈登听说李鸿章只答应给一个月的恩饷时，他就真的开船准备走了。戈登刚刚走出城门，就听到有枪声，他感觉很奇怪。有人告诉他说，李鸿章不允许郜永宽他们保留旧部，在派人鸣枪示威。戈登感觉事情不妙，于是派人去抓李鸿章。可是他没抓到李鸿章，自己反而被淮军扣留。第二天早晨，戈登得知郜永宽等人已被李鸿章杀掉！戈登怒不可遏，他觉得李鸿章不但不给恩饷，还在郜永宽等人的事情上把自己给玩弄了，大英帝国军官的颜面往哪里放？他气急败坏地拿着一只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说要杀了他。之后，戈登提出要李鸿章辞职，把李鸿章交由北京政府审判，否则，就要率领“常胜军”把淮军已经收回的地方再夺回来，交给太平军。
李鸿章派出“常胜军”的军医即后来帮助李鸿章兴办洋务的马格里出面调解。英国也派人做李鸿章的工作，要求李鸿章给戈登写道歉书，被李鸿章拒绝。后来李鸿章拨给“常胜军”7万两军饷，又派出朝廷新任命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前去调停。赫德的前任、英国人李泰国因为和李鸿章作对，没有落得好下场。戈登听了赫德的话，想想自己离开“常胜军”之后也是没有更好的着落。于是，他又回到了“常胜军”。
此后，戈登和李鸿章的关系一直不错。戈登还多次对人夸赞李鸿章，说他是个有头脑的军事家。1863年，淮军攻打常州。常州将领吸取苏州的教训，拼死守城，不肯投降。李鸿章请来戈登协助，戈登用大炮轰开了城门，协助淮军收复常州。由于戈登事先没有征求英国官方的同意，英国感到难以控制“常胜军”，英国驻军司令伯郎向英国政府提出解散“常胜军”。上海防务由驻沪英军承担。
李鸿章虽有思想准备，却万万没料到英国会同意解散“常胜军”。机不可失，李鸿章当即宣布解散“常胜军”。李鸿章一宣布此消息，英国人倒不满起来。驻华领事巴夏礼发出照会，称解散“常胜军”一事只有英国公使方可办理，李鸿章无权作出决定。李鸿章深知英国人的脾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想彻底摆脱“常胜军”就困难了。戈登又犹豫不决。李鸿章知道戈登一向好名，便以躲在军舰中的白齐文为例，晓以利害，告诫戈登，人生在世名声最为重要，不要为别人的利益把自己给毁了。李鸿章派出丁日昌劝告戈登要吸取白齐文被解职的教训，说“常胜军”现在名声不好，你留在这里对你的名誉也有影响，你要为自己考虑。李鸿章迅速筹集遣散费19万两（超出3万两），全部交给戈登。只留下炮兵600人和洋枪队300人，外国教官11人，其余全部解散。戈登拿着钱，还得了清政府颁发的提督荣誉军衔，风风光光地回英国去了。事后，曾国藩赞叹李鸿章居然能够驾驭外国人。
保护华工利益要靠法律手段
从19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很多西方国家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奴隶。华工在国外受着非人的待遇，饱受了种种苦役和刑罚。
秘鲁就是当时极力进行这种活动的主力。1854年，由于秘鲁颁布了解放黑奴法令，造成了本国劳动力的极度缺乏，因此秘鲁开始实行“中国人法令”，采取鼓励掠夺中国劳动力的活动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
这样一来秘鲁大大地加强了掠夺华工的力度，1864年有6000多人，到1875年已达11万人。华工在异国他乡遭到了非人的残酷待遇，这引起了李鸿章的深切同情和高度关注，他说，在秘鲁，华工“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要是还不制止这种非法的活动，那么“荼毒人民，将何以
了期”。
1869年和1871年，总理衙门分别接到秘鲁华工联名写的求救信和控诉信。李鸿章得知此事后，十分同情在外华工的遭遇。他认为朝廷应该为他们做主，应该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
1873年8月，秘鲁与日本签订了友好条约，其全权大使葛尔西耶随后来华。他想在北京与中国签订条约，结果未能如愿。
10月中旬，葛尔西耶到了天津，与李鸿章谈判长达8个月之久。李鸿章想借此机会“严定招工章程”。而葛尔西耶却想着使拐运华工合法化。两国的想法截然对立。
10月24日，在第一次谈判中葛尔西耶拒不承认秘鲁迫害华工，反倒狡辩说秘鲁有保护华工的法律。李鸿章又举出历年来的案例为据，其中包括1869年和1871年华工先后联名所写《诉苦公禀》，叙述了华工在秘的悲惨遭遇：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甚至在工作时还戴着枷锁，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雇主也不把华工当人看，任意刑杀，很多人无辜死去。这一切都“叠经控发有案”，中国人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只有秘鲁首先无条件送回被拐的10万华工，而且不再进行这种非法活动，中国才同意签约。李鸿章态度强硬得很。
葛尔西耶自恃有英法的支持，谈判时飞扬跋扈，以为这样能使李鸿章乖乖就范，然而却碰了一个硬钉子，吃了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