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蒋走的那天下午，蒋介石变得温和有礼，他寒暄着，请张学良留下。
“不。”少帅英雄气十足，“人家会说我犯上，但我是清白的。我要跟您同机回去，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我可以证明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国家着想。”
不到片刻工夫，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有历史意义的飞机回南京的是罗亚尔·伦纳德，他描绘了这批乘客的种种神态。少帅拉长了脸，不大自然；蒋介石形容憔悴，在飞机的单人起间室熟睡；蒋夫人望着窗外，嘴边露出幸福的微笑；端纳窃窃自喜；宋子文偶尔翻看一些报纸……
他们在洛阳降落，受到地方军政长官的欢迎。他们在这里过夜，次日飞赴南京。当飞机朝机场下滑时，机场周围已经挤满人群。记者们蜂拥而上，追着这一行疲惫不堪的人们采访。到场的人形形色色，连事变后主张炸毁西安的何应钦也来了，他表情复杂地向蒋介石伸出表示庆贺的手，蒋介石也是一脸平和，把对他的忌恨掩饰得严严实实……
到机场迎驾的还有陈布雷。他随蒋介石回到官邸，蒋介石在沙发上躺了一会，立即布置陈布雷：“我这里有夫人速记的一张草稿，你拿去参考，另外你再和夫人谈一谈，整理一个我在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时间嘛，”蒋介石看了一下表，“还有三个小时，5点钟之前交给我行不行？”
陈布雷嘴唇嚅动了一下，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弓着背走了。两个小时之后，陈布雷又弓着背来了，唯一不同的是手里多了几页纸。蒋介石腰痛得起不来了，半躺在沙发上，让陈布雷读一遍。
“好，马上交给报社发表。”蒋介石在开头又加了几句关键词：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他把这份编造的“训词”递回陈布雷，闭目想了一下：“这件事不能由此结束。当年总理中山舰遇难，我千里驰救，后来留下我写的那篇蒙难实录，可惜此次布雷先生没有与我同往，不过你仍然可以代我补写一篇半月记。”
陈布雷握起拳头堵住嘴轻轻咳了一声。他十分清楚西安事变的全部经过及张、杨举措的动因，尤其佩服张学良送蒋回京的豁然大度，编造“训词”已属心中不愿，再杜撰什么半月记，实在于心不忍。可是他无论如何不会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只好答应下来。
“先生想在半月记中多写些什么？”陈布雷请示着。
蒋介石硬撑着坐起来，愤愤不平地说：“一定要把事情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知道我是怎样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晓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
陈布雷心里一紧，再问：“关于中共方面先生有何……”
“一个字也不要提！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与中共无关，包括周恩来，一个字也不要提！”
陈布雷回到家里，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一直不开口，想了个大概，拿起毛笔，写了几行，便难以为继。他张开抽烟抽得发麻的嘴，盯着笔，突然抓起稿纸揉成一团。他一反常态，把狼毫插进笔筒里乱搅，一连戳断了两支笔头，最后掷笔长叹。夫人来劝，妹妹来劝，全被他粗鲁地轰了出去。几天后，他气消了，重又坐回桌前，默默地为蒋介石代笔《西安半月记》。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他将这违心之举记在日记中：“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另一个心口难一的苦主是邵力子。
他和陈布雷都是浙江人，报业出身，都是小小的个子，戴副眼镜。
他这次可以说是同蒋介石同甘共苦的，可感受却大不一样。他回到南京，对朋友说起西安事变，总是说：“张、杨这次做事固然太冒险、太鲁莽，不能说没有错，但要求抗日御侮，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不宜看作乱贼或土匪。”
一位他过去的秘书一听这话，惊讶不已，对旁人说：“老夫子呀，真是莫名其妙！他在西安受到这样的打击，回到南京还说张、杨的好话！”
蒋介石对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满。1937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奉化溪口，蒋又召邵力子去陪伴张读书，要他教导张“读书明理”。外界对此做法，颇多猜测，认为是别有用意。邵的夫人傅学文认为是蒋要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不过邵力子这人还是豁达得很，他与少帅相处得十分融洽，少帅对他也是无话不谈。一天闲谈，张学良说起当时送蒋的动机：“我这次冒生命危险，送委员长回来，原想演一出从来没有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砸了……”
邵力子望着少帅似兴奋又似懊丧的神情，只觉得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
仲春时节，邵力子要回故乡绍兴一趟。动身前，他向张学良辞行。张学良虽被囚禁，性情仍很开朗：“听说绍兴不仅是文物之邦，而且是鱼米之乡，美味的土特产特多，可否给我带一两样来？”
邵力子办事又极认真，回到家乡，专门向他的一个旧生打听：“你说咱们家乡有什么既美味可口、东北人极少尝到，又携带便利的食品？”
旧生们受他治学严谨的影响，就这么件事还专门研讨了一番，认为绍兴香糕和桂花素蛋卷最好，张学良可能没吃过。尤其是绍兴香糕，清代曾为贡品，故有“进京香糕”之称。于是，邵力子就采购了绍兴香糕和桂花素蛋卷数斤，随身带往溪口。
不久，邵力子给绍兴的旧生们回信说，张学良一向吃以面粉制作的糕饼食品，一尝以米粉所做的绍兴香糕，就觉得别有风味，非常好吃，说以后如有便人，还想多带几斤呢！
过了这一时期，邵力子回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就和张学良分别了。可是他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事仍与西安事变有关。
当陈布雷呕心沥血撰完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时，宋美龄也在加紧撰写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蒋要宋先看他的《半月记》，矛盾之处按他的说法为准。宋美龄不依。经过西安事变洗礼的宋美龄，已变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名人。一位美国政治家称颂她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后的气质”。宋美龄不愿把自己仅仅当成蒋介石的陪衬，也不想把塑造自己的《回忆录》变成蒋介石《半月记》的简单注脚。
蒋宋的矛盾推给了邵力子，蒋让这个宣传部长替他做工作。
两本回忆录已经合印在一起。邵力子不时翻过来翻过去，中央开政治会议他也拿着。坐在他旁边的陈公博问他看什么。
邵力子随手将那本草稿递给他：“你看看吧，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
陈公博花了半个小时一气读完，说：“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
“我也这么想。你说说看毛病在哪里？”
“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有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里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却在《回忆录》中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则在《回忆录》中叙述了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陈公博告诫邵力子，“你是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你的责任可逃不脱。”
邵力子想着对策：“你说得对。”
于是，这两篇回忆的合刊印刷好了，又停止发行。
宋美龄受不了这份窝囊气，找到蒋介石，半天不说话。时间一长，蒋介石坐不住了，又把邵力子叫来，指头朝外弹了弹：“发行发行！”
邵力子又望了望宋美龄。宋美龄明白他的意思：“你所说的矛盾之处责任在我们，你不用担心。”邵力子总算脱了干系。
“二二事件”以后，去广西了解桂系情况回到西安的解方，先向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汇报，而后由刘带解方去见周恩来。
解方的公开职务是五十一军的中校参谋，他还是第一次面见周恩来。他听说周恩来留着大胡子，但今天周恩来穿了一套黑色中山服，留着短发，胡须刮得很光。解方坐下后，周恩来急切地问起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态度。
“他们对放蒋很失望，说是没戏可唱了，是纵虎归山，蒋介石是决不会饶恕张学良的。”解方将与李宗仁、白崇禧的交谈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李、白都说：“（张学良）回不来了，老蒋决不会饶他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交道多年，上他的当太多了！这次张先生又上当了！他们希望东北军不要分裂，坚持下去。李、白还把他们得到的情报告诉解方，特别是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以后，催汪精卫快快回国的消息，他们说，光是何应钦干不起来，何应钦要拉上汪精卫一起干。当时汪精卫在德国得到何的电报，幸灾乐祸，立即决定回国。但是行至中途得知蒋被释放的消息，马上在新加坡给蒋介石打电报，假意祝蒋获释，同时说，他要去广州为胡汉民扫墓。其实这是故作姿态对蒋讨好，也是掩盖他对蒋被扣时幸灾乐祸与何应钦勾结的用心。蒋接电后怕汪到了广州与两广联合起来反对他，急忙派张群、周佛海为特派代表去香港迎接汪精卫，说蒋急盼望汪速去南京共商大计，并将以大任相托。汪便未到广州直去上海，那知汪落到蒋的手心以后，就被冷落起来，等等。”
周恩来仔细听着解方的叙述，沉重地呼着气：“根据你讲的桂系和汪精卫的情况，放蒋总的来说是对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但蒋介石的反共本性不会改变，排除异己的伎俩不会收敛。”周恩来举起例子：比如张汉卿先生送蒋到洛阳以后还要陪蒋到南京去，蒋介石使用了激将法对张汉卿说：“你到南京去很危险，在我左右的人不会饶过你的。”故意劝张不要再送。愈是这样张先生愈是要送蒋到南京，哪知道蒋回到南京就把张先生软禁起来，以委员长蒋中正的名义下令朱培德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张先生。以对上官胁迫违反国法纲纪罪名，判处十年徒刑。接着假作人情，用蒋中正个人名义呈请政府特赦，然后又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宣布准予特赦，交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这是蒋介石亲自导演的丑戏。周恩来加重语气说：“在国际国内的舆论之下，蒋介石不敢公然杀害张先生，还会伪装成以德报怨的样子，以欺骗人民，实际上等于无期徒刑！现在只有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才有希望争取张将军恢复自由。”
解方按受任务，到南京去做于学忠的工作。于学忠告诉他，张副司令受军事法庭公审判罪被押解到奉化后，逐渐后悔了。2月间给东北军将领写信，开头两句是“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中间大意是“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最后两句是“西望云天，不胜依依”！于学忠又说：“我到奉化见张副司令时，因为有特务监视，副司令便在报纸边上写了几句话：只要东北军紧紧团结，实现抗战定有希望。”于仰靠在椅子上，大为感叹：“可惜咱们东北军有些人对不起张副司令呀！”
解方记着周恩来的交代，乘此机会说：“蒋介石实在逼人太甚，分化了东北军，说的话不算数，还硬要把爱国的东北青年斩尽杀绝！百十师（即抗日先锋队）是张副司令亲手建成的，张副司令离开西安时，把这一摊子委托给你了，百十师是直接归你指挥的，如果在你手中被蒋介石解散了，可怎么对得起副司令呢！”
于学忠一拍胸脯，大吼一声：“包在我身上了！如果蒋非要解散不可，那我也不干了！”
经过几番周折，这支抗日队伍总算保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