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随园诗话(中华国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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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五六、评王荆公

【原文】

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其平生最得意句云:“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余以为首句是乞儿向阳,次句是村童逃学。然荆公恰有佳句,如“近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可谓生平杰作矣。

【译文】

王安石写散文,落笔便古朴劲健;王安石评诗,开口便错。为什么这么说呢?文章忌讳平铺直叙、重复哆嗦,而王安石天性执拗,因此遣词造句,反复斟酌,与他人明显不同;诗歌贵在温柔敦厚,而他性情刻板固执,因此追求冷僻险峻,自陷其中,走火入魔。他平生最得意的诗句为:“幽幽青山,我傍山闲坐,逮捉身上的虱子;黄鸟鸣叫,我挟着书卷,卧地而眠。”我认为首句描写的是乞丐在晒太阳的情景,次句描写的是村童在逃学时的情景。然而王安石偏偏也有好诗句,例如,“近旁没有船只,却能听到悠扬的笛声,远处的楼房亭台却看不清,只见星星点点的一片灯。”这可算得上是荆公一生中最杰出的诗句了。

五七、明七子鹦鹉学舌

【原文】

七律始于盛唐,如国家缔造之初,宫室粗备,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①,纲户罘罳②,尚未齐备。至中、晚而始备,至宋、元而愈出愈奇。明七子不知此理,空想挟天子以临诸侯,于是空架虽立,而诸妙尽捐。淮南子曰:“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

【注释】

①洞房曲室:深邃曲折的内室。

②纲户:关键的门窗。罘罳:官门外的屏风,上刻云气、虫兽,镂空可透视,也作“浮思”、“桴思”。

【译文】

七律从盛唐时开始出现,就像是国家建立初期,宫室粗略具备,所以不过像刚立好了架子,造好了外形,而其中深邃曲折的内室还没有建齐备。到中、晚唐才开始完备,到宋朝、元朝就更加神奇。明七子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空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空架子虽然搭好,但其中的各种妙处全部损失掉了。淮南子说过:“鹦鹉虽然能说话,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五八、妓女始于何时

【原文】

人问:“妓女始于何时?”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礼教明,焉得有妓女?惟春秋时,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醉而缚之。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不然,焉有良家女而肯陪人饮酒乎?若管仲之女闾三百①,越王使罢女为士缝衽②,固其后焉者矣。”戴敬咸进士过邯郸,见店壁题云:“妖姬从古说丛台,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用意深厚,惜忘其姓名。

【注释】

①闾:古代民间基层组织,二十五家为闾。

②衽:衣襟。

【译文】

有人问:“妓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我说:“三皇时期,人民衣食丰足而礼教严明,哪能有妓女?只有在春秋时期,卫国派一女人给南宫万敬酒,等他喝醉后将他绑起来。这女人应当是妓女出现的源头。不然的话,哪有良家妇女肯陪别人喝酒的呢?至于管仲设置女闾三百个,越王让女俘为战士缝衣服,这都是以后的事情。”戴敬咸进士路过邯郸的时候,看见一店题诗说:“妖姬从古说丛台,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用意深厚,可惜忘记了作者的姓名。

五九、写景与言情

【原文】

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译文】

大凡作诗,写景容易,言情困难,这是什么原因呢?风景来自于身外,目光所到之处,只要留心观察就可获取;情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没有一种缠绵悱恻的情怀,就不能写出哀伤婉约的诗。然而这也是每个人的性格所决定的。杜甫擅长言情,李白这方面就不行;欧阳修擅长言情,苏轼这方面就不行;王安石、曾巩偶尔作作词曲,令读者笑倒,这也是因为他们天生缺少悱恻情感的原因。

六、好诗有好韵

【原文】

欲作佳诗,先选好韵。凡其音涉哑滞者、晦僻者,便宜弃舍。“葩”即“花”也,而“葩”字不亮;“芳”即“香”也,而“芳”字不响。以此类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从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韵,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昌黎斗险,掇《唐韵》而拉杂砌之,不过一时游戏。如僧家作盂兰会,偶一布施穷鬼耳。然亦止于古体,联句为之。今人效尤务博,竟有用之于近体者。是犹奏雅乐而杂侏儒,坐华堂而宴乞丐也,不已颠乎!

【译文】

想要作好诗,首先要选择好韵。凡是哑滞、晦涩、怪僻的音韵,就应当弃舍。“葩”韵就是“花”韵,但是“葩”字韵不响亮;“芳”韵就是“香”韵,但“芳”字韵不响亮。以此类推,不一而足。宋诗与唐诗的区别也是从这一点开始。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不用怪僻的音韵,不是不能用,而是不屑于用。韩愈喜欢用险韵,选取《唐韵》中一些怪韵杂乱堆砌,不过是一时的游戏之作,只限于古体诗与联句之中。这就好比是和尚作盂兰会,偶尔布施一下穷人罢了。现在的人学着这么做,以追求博学,竟然有人将它们用之于近体诗中。这好像是在演奏雅乐时听众中杂坐有侏儒,坐在华丽的厅堂来宴请乞丐,岂不是颠倒错乱!

六一、词章与考据

【原文】

王梦楼云:“词章之学,见之易尽,搜之无穷。今聪明才学之士,往往薄视诗文,遁而穷经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词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于决舍;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长,孜孜不及,焉有余功旁求考据乎?”予以为君言是也。然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纵一横而已。郑、马主纵,崔、蔡主横,断难兼得。余尝考古官制,捡搜群书,不过两月之久,偶作一诗,觉神思滞塞,亦欲于故纸堆中求之。方悟著作与考订两家,鸿沟界限,非亲历不知。或问:“两家孰优?”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后有书,有书而后有考据。著述始于三代六经,考据始于汉、唐注疏。考其先后,知所优劣矣。著作如水,自为江海;考据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谓圣’,词章是也;‘述者之谓明’,考据是也。”

【译文】

王梦楼说:“有关词章方面的学问,从表面看没有多少,但搜寻起来却无穷无尽。如今那些聪明而有才学的人,往往轻视诗文,躲藏起来把精力投向研究经书注释史料。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会的只是词章的皮毛而已,没有汲取精髓,因而轻易作出取舍;如果研究得很深透,必然为日子太短而心中想做的事很多而发愁,孜孜不倦致力于此犹嫌不够,哪里有闲工夫另寻考据呢?”我认为他的话有道理。但是人的才力各有所适,区别只在一纵一横而已。郑、马主攻纵,崔、蔡主攻横,实在是很难做到两个方面都能兼顾到的。我曾考证查核古代官制,检索查寻群书,也只不过是两个月的时间,而偶然想作一首诗,却觉得神思滞塞,不能通畅,也想从故纸堆中找到合适的句子。这才醒悟作诗与考据两家的鸿沟与界限,不是亲身经历不会明白。有人问:“著作与考据两家哪个好?”我回答说:“世界上先有著作堆积,然后有书籍,有了书籍之后才出现考据。著书立说是从三代时的六经开始出现的,而考据则从汉代、唐代注疏开始的。明白了两者出现的先后顺序,就可以知道两者的优劣。著作就像水,可以自己汇成江海;而考据则像火,必须依靠柴薪才能继续燃烧。‘著书立说的人可以称为才智非凡的人’说的是词章;‘解说作注的人可以称为聪明通晓的人’说的是考据。”

六二、一诗一典故

【原文】

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近见某太史《洛阳怀古》四首,将洛下故事,搜括无遗,竟有一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编凑拖沓,茫然不知作者意在何处。因告之曰:“古人怀古,只指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怀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两不相羼也①。刘梦得《金陵怀古》,只咏王溶楼船一事,而后四句,全是空描。当时白太傅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甲无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岂王溶一事?而刘公胸中,岂止晓此一典耶?”

【注释】

①相羼:相互掺和。羼:羊杂处在一起。

【译文】

怀古诗是一时触动灵感、兴致所至而作,与山经地志的详细考据不同,近来看到某太史的四首《洛阳怀古》诗,将有关洛阳的典故全部搜罗,没有遗漏,以至有一首诗中,使用典故竟达七八处之多。它们拼凑编撰在一块儿,拖沓呆滞,令读者心中茫然,不知作者用意何在。于是我告诉他说:“古人写怀古之诗,只是以一人一事而发感慨以写情怀,如杜甫的《咪怀古迹》,一首是写武侯诸葛亮的,一首是写王昭君的,两者互不掺杂。刘禹锡的《金陵怀古》,只咏王溶楼船一件事,而后面四句,全是空写。当时白居易说他‘已得精妙之处,所剩部分都是细枝末节。’说得真是极其精辟!若不是这样,那金陵典故又何止王溶一事?而刘禹锡胸中,岂只知晓这一个典故!”

六三、诗不可分唐宋

【原文】

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亦犹道者,人人共由之路,而宋儒必以道统自居,谓宋以前直至孟子,此外无一人知道者。吾谁欺?欺天乎?七子以盛唐自命,谓唐以后无诗;即宋儒习气语。倘有好事者,学其附会,则宋、元、明三朝,亦何尝无初盛中晚之可分乎?节外生枝,顷刻一波又起。《庄子》曰:“辨生于末学。”此之谓也。

【译文】

诗分为唐诗宋诗,到现在人们还恪守这种分法。他们不知道诗是人性情的展现;唐宋,是皇帝的国号。人的性情,怎么能因为国号而转移呢?道统之学,是人人共同可以研究的学问,但宋儒以道统自居,说宋代以前直到孟子,没有一个知道的。欺骗谁啊?欺骗天吗?七子自称得到了盛唐诗的真谛,说唐代以后没有诗,这就是宋儒的习惯语气。倘若有好事的人,学他们穿凿附会,那么宋、元、明三个朝代,又何尝没有初盛中期晚期的分别呢?节外生枝,不久又会掀起一阵风波。《庄子》说:“辩论产生于琐碎的小学问中。”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六四、八股与作诗

【原文】

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置某公诗一册,其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后与程鱼门论及之,程亦韪其言①。余曰:“古韩柳欧苏,俱非为时文者,何以诗皆流贯?”程曰:“韩、柳、欧、苏所为策论应试之文,即今之时文也。不曾从事于此,则心不细,而脉不清。”余曰:“然则今之工于时文而不能诗者,何故?”程曰:“庄子有言:仁义者,先王之蘧庐也②,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也。今之时文之谓也。”

【注释】

①韪:是,对。

②蘧庐:旅舍。

【译文】

学习现在流行的八股文文风对作诗有害;但是他们暗含的规律又能朴素贯通。我的案头上放着某公诗集一本,这个人有很大的诗名。郭运青侍讲来到这里,读了后,把手横截在第五和第七字之间,说:“诗虽然工整,但气脉不连贯。这个人大概不能作八股文吧?”我说:“是这样。”郭很高兴,夸自己眼力高明。后来与程鱼门论及此事,程也认为他的话有道理。我说:“古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都不是写八股文的,为何作诗都流畅贯通呢?”程说:“他们所作的策论应试文章,就是今天的八股文。不曾从事于八股文,就会心思不细致,脉络不清晰。”我说:“然而今天却有精通八股文却不会作诗的人,为什么?”程说:“庄子说过:仁义,就像先王的旅舍,可以进去过夜,但不能长久居住。这就是说的今天的八股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