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见明代养生家万全的《养生四要·慎动》。所谓独，就是别人不知道、唯有自己知道之处。当一个人内心安静的时候，也就是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应当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所谓的“中”。君子在这些方面要做到慎独，即是要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要警惕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也要心怀自律而不做坏事。不要使自己的言行有片刻的偏离，不要违背了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四季更替之序与鬼神之道。当君子有所行动之时，正是他内心十分平静的时候。如果其喜怒哀乐之情表现得适中，这便是所谓的“和”。和与中没有任何相互违背之处。如果稍有不和，就是不中，这就违背了天地、日月、四时、鬼神之道了。在这个时候，个人修养就困难了。因此，君子在别人不闻不见之时，更应当十分小心与谨慎。简而言之，君子立身处世，无论他人知与不知，都应当合乎时宜，适乎中道。
君子不欺于暗室，不思邪见，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这就需要慎独的功夫。《淮南子·说山训》指出，“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据说，汉时昌邑县令王密，为报答太守杨震栽培之恩，怀藏黄金十斤给杨震送去。杨震拒绝了，并说：“作为老朋友，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的！”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哪里是没有人知道呢？”王密羞愧而出。为人光明磊落，自会心平而气和，这对于健康无疑是有益的。
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
语意：志在天下，善达万民，则善虽少而功德大；若志在一身，善及一人，则善虽多而功德小。
语见明代袁了凡的《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袁了凡认为，善之大小、难易，要视动机而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袁了凡讲了一个故事，说古时候有一个叫卫仲达的人，供职朝廷为官。有一次，他精神离散，被摄入阴间，阎王命人拿出善恶记录簿给仲达看。他发现恶录簿摊满庭院，而善录簿只有几张而已。阎王又命人取秤来称，大沓之恶录簿却比只有几张的善录簿轻。卫仲达好奇地问：“我还不到四十岁，哪来如此多的恶录？”阎王答：“思虑不正即属于犯罪，不一定做了才算。”仲达又问：“善录何以会比恶录重呢？”阎王答：“朝廷大兴土木修三山石桥时，你曾经上书反对，这是你的谏书。”仲达说：“我虽上书，朝廷并未采纳，此书为什么会这样重呢？”阎王说：“朝廷虽未采纳，但你的一念之善，普达万民之身，若被采纳，则善力更大。”
这则鬼故事，虽然不可能是真实的，但却很有意义：显而易见，古人反对的不只是恶行，还有恶念；看重的不只是善行，还有善念。思虑与行为的善恶，不只具有道德意义，也具有养生意义。《易经》中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恶念虽小，但积少成多，足以伤身。
佛氏谓一切唯心造，良不诬矣。
语意：佛说一切因果都是从心而生，确实是如此啊。
语见清代养生家尤乘的《寿世青编》。自古以来，高明的医生都善于从身心两方面为人治病，还让人了解如何可以不得病。《寿世青编》指出，现今（清朝）的一些医生，只知道从生理上为人治病，不善于从心理上为人治病，这真是舍本而求末啊。不追究疾病的根源，仅从表面上寻找治病的方法，这如何可能治好病呢？疾病常常由自己的不良心理造成，罪恶也是由人的不良行为造成的。七情六欲由心而生，自己若不加控制，必使身心颠倒，疾病缠身，这当然不是仅靠药物可以医治的。药物可以医治身体上的病变，却无法调整七情上的偏差。古人认为，医不入刑官之家，药不疗不仁者之疾。换言之，医生不救治执掌刑罚者之病，药物也治不好不仁不义者之疾。人的福祸都是有定数的，行善者得福，为恶者招祸，没有一个不灵验的。
行善者即使得病，也会有惊而无险，这样的故事在佛经中多有记载。《感应录》上说，宋朝有一狱吏，名叫张庆。他对犯人的伙食、医药、卧具等管理得尽职尽责，不仅质量好，而且能保持清洁。他常念《法华经》，凡有被判死刑的囚犯，必为之吃素念经一个月。有一次，妻子袁氏染病死去，三天后却又苏醒过来。她说，冥冥中初到一个污秽的地方，忽然见到观音菩萨，菩萨说：“你丈夫积有很多阴德，子孙后代应当发达，但你们现在还没有儿子。”说完就推她离开，于是她就苏醒过来。这类故事唯心色彩很浓，多是说行善者可以感化神佛，必得福报。实际上，神佛只在自己心中，因为行善者心正，心正者神清，而心正神清有益于健康。
过失不拘大小，以能改为要。
语意：过失不论大小，能改正就好。意谓改过自新对于养生很重要。
语见明代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改过之法》。春秋时代，很多士大夫仅凭察言观色，就能推测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并且非常准确。这种情况在《左传》、《国语》诸书中，有很多明确的记载。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吉凶征兆，发源于内心，而表现于人的外表。凡是相貌仁慈忠厚、行事稳重的人，大都能获福；相貌刻薄、行为轻佻的人，大都近祸。没有“吉凶未定，渺不可测”的道理。一个人心性的善恶，必与天心相感应。福之将至，可从其人宁静的心境、安详的神态中判断出来；祸之将临，也能从其乖戾的行为中发现。人如果想得福而避祸，可以先不论如何行善，只要能力行改过，自然就能向善。
改过之法有三个要素。一是知耻：孟子说过，知耻给人的影响太大了，能做到知耻的人就是圣贤，不知羞耻为何物则必是禽兽无疑。改过的关键就在此一念之间，人所以异于禽兽，也仅在这一念之差而已。二是敬畏：古人认为，天地鬼神是欺骗不了的，人即使是犯了一点点过失，天地鬼神也知道得很清楚。犯的若是重大的过失，天必将降给重大的灾难；犯的若是小过错，则会损及福祉。人只要一息尚存，犯过滔天的罪恶，也有悔改的机会。古有一生为恶，临终悔悟而得善终的人，这正是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正如千年幽谷涵洞，一灯来照，可尽过千年黑暗一般。三是决心：人之所以不能改过，常常是因循苟且误了时机所致。若能当机立断，碰到小过，像细刺伤肉一般，即刻拔除；犯了大过，如毒蛇咬指一般，即刻断指。《易经》有“风雷增益”之卦，改过向善若能像风起雷动一样干脆利落，则必可成功。
多言耗气，谩语摇心。
语意：多说话会消耗人的精气，欺骗诋毁别人会动摇自己的心神。
语见明代养生家孙文胤的《丹台玉案·守口诀》。平日里如何讲话，也是修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守口诀》指出，“古人有训，守口如瓶。匪第蓄德，亦以尊生。多言耗气，谩语摇心。渊然静默，抱寂凝真”。这也就是说，古人早就有过教诲，做人应当守口如瓶。这样不但可以蓄养自己的德行，还可以养生长寿。整天喋喋不休，会消耗太多的精气；若是欺骗或者诋毁别人，还会动摇自己的心神。所以，不如安安静静地保养自己的真气。
生活中，有的人夸夸其谈，或言而无信，或恶语伤人。这种人自以为能言善辩，实则既损德行，又害养生。《礼记·表记》指出，“对他人轻许诺言却又不付诸实现，这就可引起对方的怨恨，甚至会招来灾祸。故若是你做不到或者说不能做的事，宁可对自己有埋怨或怨恨，也不要轻易许诺。而有的人，明知自己办不到或不该办时，却为暂时获得对方的感谢或者好感，轻易承诺。等到后来失信于人时，既伤别人，也损自己。至于恶语伤害他人者，更是伤身败德”。东汉时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译的《四十二章经》指出，“有些邪恶之人，总想伤害为人贤达的正人君子，这就好比是有人对着天上仰头吐唾沫一样，其结果总是唾沫不能飞上天，反而纷纷坠下而落到恶人自己身上。只有心地正直而善良的人，才能因常养心养德而长寿；那些为了一己的功名利禄，不惜昧良心、使毒计妄图算计无辜者的恶人，居心叵测，身心竟日惶惶，怎能养心、养德而延寿”。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语意：先天不足，可以改变；后天作孽，无法原谅。
语见明代袁了凡的《了凡四训·立命之学》。袁了凡认为，自己好洁成癖，形同孤寡相，是无子一因；脾气暴躁，缺乏养育万物的和气，是无子二因；仁爱是化育之本，刻薄是不育之因，自己一向洁身自好，不能舍己救人、同情别人，是无子三因；其他还有多话耗气，好酒损精，好彻夜长坐不知养护元气等等，都是无子之因。栖霞山云谷禅师说：“世界上的人，是享千金财富，或享百金财富，或应当饿死，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心性的。天只不过是‘因材施教，因势利导’而已，并未加丝毫力量，就像人体的轻重，取决于本身的重量，而非磅秤厚此薄彼。只要能了解自我的因素是造就人生吉凶福祸的关键，将落第科甲与没有儿子的原因尽行改掉即可。化吝啬成施舍，改偏激为平和，改虚伪成虔诚，改浮躁为沉着，改骄傲为谦虚，改懒散为勤奋，化残忍为仁慈，改刻薄为宽容……尽可能积德，尽量自爱，珍惜自己，别糟蹋自己，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样必能除去身上的病根，重新获得仁义道德的新身体。血肉物质之身，假如必受生灭气运的影响，则重生的道德精神之体，必能感动天地而获福。古人说，人若能了悟业命之道，顺天之理，自然就能求得厚福。天作之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你扩充德行，广积阴德，多做善事，则自己所造的福，哪里有不应验的道理？《易经》一书，专谈趋吉避凶的道理，若说命运不可改变，则吉又何趋？凶又何避？《易经·坤卦》指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行善者可以福及子孙，你不信吗？”
袁了凡猛然顿悟，深信此言，即时拜谢，而将往日过失，尽在佛前忏悔，誓做三千善事，以报答天地祖宗养育恩德。
绝祸之首，起福之元，去我情欲，取民所安。
语意：放弃个人情欲，造福黎民百姓，这是根绝祸乱的渊薮、奠定幸福的根基。
语见汉代严君平的《道德真经指归论·圣人无常心篇》。古代重视养生的人，通常都轻视名利地位，如《老子河上公注》指出，“嗜欲伤神，财多累身”。但是，轻财不是拒绝财富，更不是把财富当成一种负担。苏轼的《超然亭记》指出，“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善游于物之外也”。这也就是说，苏轼之所以时时处处快乐，是因他超然游于财物之外而不为之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