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星期六，是我来马儿庄的第一个周末。
昨天晚上枯熬了半夜，洁白的稿纸上落字只有几行，且改了又改，以致一塌糊涂。小儿涂鸦倒也罢了，总有些可爱之处，我这可是在一本正经地写小说。前些天应了一家文学杂志之约，我答应得挺痛快，真正写起来才知道远不是那么一回事，什么自信呀、冷静呀、松弛呀，全都没了状态，就只剩下抓耳挠腮了。小说也会像人那样因易地而择铺吗？我苦笑 。
醒来的迟，睁眼一看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一不小心睡过了头，对自己不好意思起来，于是紧急起床，很潦草地刷牙洗脸，然后故作姿态地走出屋去。心想，这阵子可不要碰上马儿庄学校的老师，免得让对方笑话。无论怎么讲，我是来“支教”的，而不是来睡大头觉的，更何况在一张摇摇欲坠的破床上睡觉很不舒服，硌得人腰杆子生疼。
等我在刺眼的阳光下调整好视线，却发现情况异常。
马儿庄校园里空荡荡的，冥无声息。小心翼翼地走了一圈，老师和学生去得一个不剩，就像是老电影里的镜头：八路军夜间悄然地撤离了村子，村子里一切照旧，秋毫无犯。无风，树欲静。也许是太热的缘故，就连好鼓噪的麻雀也没了踪影，不知都去向了哪里。天蓝得很深，几十层玻璃叠落在一起似的，难得的好天气。然而，我却变得有一些恍惚了，一时不能够适应，就仿佛是自己真的走进了电影里，八路军统统地撤离村子后，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慌。我开始站在屋檐下呆愣着，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竟然升起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从虚拟的幻境中走出来，我想的是步出学校的大门，到对面的小饭馆里吃一碗烩羊肉。
那个小饭馆我去过几次，女老板很好客，《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似的，逢人开口笑。“阿庆嫂”已经知道我是来“支教”的，就说这里的学生是该好好教一教了，整天跟放羊一样，将来能有啥出息？我略一惭愧，因为我还没有给马儿庄的学生上过一节课。我问了一句：您的孩子也在这个学校吧？对方却说没有，她的两个孩子都在离马儿庄几十里外的大水坑学校上学。舍近求远，其中总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不再往下问也罢。再问，就有可能问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人家也未必肯说。
周末，马儿庄学校的灶房不开伙，得自己解决肚子的问题。对此我倒是不心存疑义，你想啊，每到周末人都走空了，灶房还开的什么伙？其他地方的乡村学校是不是也这样，我不得而知。马儿庄学校就是这样，且已形成惯例，我是从小杨老师那里知道的。小杨老师还风趣地说，你就到对面的小饭馆吃去，笑模笑样的女老板，一碗烩肉一个饼，填饱肚子又解馋。这是一个真理，真理总是朴素的。
只是，校园里空落落的，我的心里也空落落的。这种滋味并不好受，像有一只小小的莫可名状的虫子，不动声色地蚕食着我身体的某个部位。
除了我，校园里其实还是另有人在。
这个人一开始并没有进入我的视野，等到我终于发现的时候，确实是有着一个较为漫长的“诗意”的过程——蛰伏似的，缓缓地从校园一角的草丛中直起了腰，最初的感觉是一株蘑菇，有些硕大，自然也有些无朋，这令我惊异。这个人接着举起了右手，右手竟又是那么的弯曲而细长，原来是挥着一把镰刀。我这时才释然。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在过于强烈的阳光下和过于安静的村落里，会没来由地出现一种异象，使人心生畏惧。这样的细节，我在作家石舒清的小说里读到过。这个人将一把镰刀举了好一阵子，阳光“打”在镰刀上，就很刺眼地一闪一闪又一闪，那样子有如黑夜里的一盏航标灯，指引过往的船只。然后，又用另一只胳膊擦额头上的汗——这是一个青年妇女。草长得很深，很葱茏，而这个青年妇女的腰又俯得太低，许久都不抬起来，我的视觉因此被无意或者善意地欺骗了。其实，我是早就看见了的，匆匆一眼之后，将这个青年妇女的那张与地面平行着的脊背，误会成了一只挂落在草丛上的废弃的塑料袋了。这又让我觉得好笑。
也许，这并不好笑，只能说明我当时是多么的恍惚。
恍惚就是神志不清或心神不定的意思，我却认为远非如此，有意思的是都与“神”有关。那么，是我走神了，这不好。
这个青年妇女挥镰擦汗的动作做得很是到位，就像是站在汹涌的麦浪里，一下子又令我联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幅宣传画。我的思维这时变得有些活跃了。这个青年妇女的动作不加任何修饰，缓慢而朴实。只是这个青年妇女的面貌模糊不清，看上去那腰身也不怎么细，大约是生育了儿女的缘故。她也看见我了吗？我想是没有的，她没有必要对校园四处流连。她在大太阳底下做着一件坦荡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光彩的事情——铲除杂草。杂草对校园而言是多余的，对一个农民来说却又是有用的。于是，她的眼里这时候都是草，一片微微摇荡着的葱茏的草。也许，这一片草早就被她注意上了，而且是在她的期待中葱茏起来的。这时你若走近前去，她很可能会这样情不自禁地告诉你，草是好东西。如果是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赞同她的观点，是啊是啊，草的确是好东西。我还会告诉她，我就是从长草的地方来的，也就是我们通常叫做草原的地方。
城里也有草，却不能由着性子疯长。譬如草坪，也葱茏着碧绿着，却散发出一股虚伪的富贵气息。草丛里还藏污纳垢，有狗屎，有卫生纸（一点都不卫生），甚至还有男女做爱后随便丢弃的安全套什么的。城里更多的是塑料袋，花花绿绿地挂在树上，旗帜一样在风中猎猎，理由很充足的样子。城里的马路很热闹，城里的马路不长草，有如某些大款和官员的脑袋。
各种各样的草包围了小小马儿庄，小小马儿庄是绿色汪洋中的一只船。割草的青年妇女仍在割草，时不时地直起腰身擦一擦额头上的汗。有一股小风就好了，会很惬意呢。马儿庄是个多风的地方，但大都集中在春天的时候。现在是秋天的上午，马儿庄的风被太阳融化了。
——久违了啊。
就在我正要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马儿庄学校的陈校长来了，给我的感觉是不期而遇。陈校长沿着墙根由东往西而来，走路一摇一晃的，白衬衫张开，露出红背心，一条很宽的牛皮裤带勒住已经开始往外拱的肚子，鼻梁上架一副墨镜，嘴里叼一支香烟。猛地一看，你会觉得这不是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乡村学校的校长，而是一个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反派人物，打手或者汉奸之类的角色。我这样想，似有腹诽之嫌。这说明我又开始恍惚了，刚刚从老电影里走出来，仿佛又无奈地退回到老电影里去了。
陈校长开门见山：吃了吗？
我如实回答：还没有，正要吃去。
陈校长：走，喝点酒，说说话。
恭敬不如从命，我点头，很节制地一笑。从学校到对面的那个小饭馆，中间仅隔一条灰白的沙石公路。途中又很顺利地发展了三个酒友，其中之一乃乡财政所的小康。五个人凑够半桌，进了小饭馆，围成半个圈坐定，要了两荤两素四个菜和一捆西夏啤酒。小饭馆的那个女老板是陈校长他们的熟人，见面笑得随意而爽朗，将四个菜的分量给得很足。陈校长说，老电呢？请他喝酒。女老板说不在，去下面的村里修电去了。哦，原来女老板的丈夫也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是一只老虎呢，电老虎是也。
席间，我方才知道陈校长曾经是一个痴迷的文学爱好者，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尤其知道张贤亮和路遥。他自己蠢蠢欲动过，终是“无为有为”了——文坛少了一个“作家”，马儿庄于是多了一个年轻的校长。陈校长说，从《灵与肉》到《我的菩提树》，他将作家张贤亮先生的小说差不多读了个遍，其中的某些片段和细节甚至都能背出来。陈校长对文学曾经的执著和热爱，很是让我感动。我说，张贤亮先生的《习惯死亡》是一个巅峰，堪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陈校长又问：路遥呢？我说，《平凡的世界》未能超越《人生》，特别是第三部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描写得过于理想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更像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后来，我又补充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足为凭的，随便说说，千万不要当真。路遥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作家，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陈校长不语，似在思索。
我的脑海里映出那个在校园里割草的青年妇女。
陈校长这时转移话题，弃文学而言他，并且把目光投向了乡财政所的小康。
以下是陈校长和康财政的对话：
陈：你还欠我一顿酒哩。
康：你别臊我的毛。
陈：马上就到教师节了，不表示表示？
康：负责乡财政所的是杨乡长。
陈：给包上个车嘛，让老师们去银川耍耍。
康：包个蹦蹦车？
陈：你敢包，我就敢坐，乡长都不怕丢人，我怕啥？
康笑，陈也笑。
我们都笑。
我是这样分析的：乡长当然怕丢人，所以不可能给老师们包蹦蹦车。什么车都不包，不就不丢人了吗？许多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这般得到圆满地解决的。太认真了不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再说，陈校长知道小康是做不了主的，臊一臊他的毛而已，能臊出一顿酒肉来，知足矣。搞一搞嘴巴上的战争，对乡村教师倒也是小菜一碟。他们同样很明白，可笑的事情有时候是绝对不能笑的，严肃的事情又不妨笑上一笑，幽它一默。
这顿酒是喝完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一日，小杨老师问我说，陈校长请你喝酒了？我说是。还有乡财政所的小康？我说是。说了些啥？我将陈校长“臊”小康的事说了。小杨老师就笑：我老老实实交个底吧，这是给你递话哩。看我一副迷惘的样子，小杨老师说，教师节眼见得到了，你是“支教”来的，不想让你的单位表示表示？至于怎么表示，小杨老师没有明说，没有明说的意思是：不表示是不行的，至于怎么个表示，你自己看着表示去。
我想我还不至于傻成敲不开的榆木疙瘩，随即屁颠儿地跑到乡政府找到他们的秘书，给单位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言语恳切地表达了学校的意思。还好，单位的领导挺痛快地答应了，说是下次给补上。不过，丑话得说在前面，我们也是个讨吃要饭的单位，多少也就是个“意思”。从乡政府打完电话回来，就见陈校长蹲在学校的大门口，很细致地剔着牙缝。
我说，教师节了，我们单位想给你们表示表示呢。
陈校长说，是小杨老师说的吧？
我不置是否。
陈校长说，小杨老师这个人就是嘴碎。
说罢，我们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