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儿庄笔记》之四
我赶上了马儿庄西瓜丰收的日子。
马儿庄的西瓜从表面上看，亦如马儿庄的羊，与别的地方的出产并无二致，很难让人产生差异的认同和区别的意识。不过，马儿庄的西瓜可是旱地西瓜，据说很少使用化肥和农药，有的甚至用野生的苦豆草壅根做底肥，有如当下声名鹊起的西海固的小说创作，够得上“本土写作”了吧？
大约，种西瓜和写小说有着某种相似的地方。
——口舌生津。
那就“捣”开一个马儿庄的西瓜尝一尝。捣——用得着这么大的力量吗？这是马儿庄的语言，粗犷、豪放和热情、大度兼而有之。用不着这么大的力量，刀尖轻轻地插进去一点点，西瓜就仿佛受不了“温柔”，便迫不及待地张开，声音曼妙，裂帛似的。瓤红汁浓，又沙又甜，吃了第一块，还想吃第二块，以此类推，直到吃瓜者腹鼓如鸣蝉。
如此优秀的西瓜，却面临着送不出去的厄运。
和马儿庄的羊不同，瓜熟则蒂落，再无法返回到秋天的土地上去。烂掉更可惜，跟出了车祸的人血一样红红地流淌一地，感觉很疼痛。这仅仅是马儿庄的西瓜的不幸吗？
就有一辆蹦蹦车径直开进了马儿庄学校的院子。车上拥挤着马儿庄的西瓜，皮儿清脆，个头大小几乎一样，确实有一点被克隆出来的嫌疑。我无事地在校园里晃荡，就晃荡了过去——对西瓜的情结，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形成了的。
想想吧，每到夏天和秋天，伴随着炎炎烈日和无休无止的蛙鸣，乡村的西瓜地里，演绎着多少充满稚趣和童真的人生故事呢？否则，我们长不大——我指的是乡村的孩子。城市的孩子则往往很端正地坐在幼儿园里，在老师的启发（实际上是看护）下，也画一画西瓜，还有别的什么，正所谓“小儿涂鸦”。以我差不多十年的创作经历，总觉得童年或少年生活的“无意识积累”，对文学创作者的精神向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创作表面上很像是一个混合运算的过程，其实却是一个删除法。正如作家余华所言，记忆力决定着作家的写作。
瓜主是一个年轻人，长得老面，相貌跑到了年龄前面，然后毫不客气地蹭出一大截子去，一如成熟得过了头的西瓜。而他旁边的西瓜，却颗颗青翠欲滴，泛着少女肌肤般的光泽，秀色可餐也。这种对比是无意识存在，人生易老却是真的。我想，瓜主曾经也是在夏秋季节的瓜地里演绎故事的一少年，甚至相当地顽皮吧？很可能就是的。现在他成了种瓜人，拥有对偌大一片西瓜地的自由支配权。他收获着数不清的西瓜，西瓜包围了他。西瓜延伸了他人生的故事，包括命运。
可是，他再也对西瓜馋涎不起来了——这恰恰是他的人生有了诸多的苦味，那在西瓜地里曾经的少年故事，被掩埋进了记忆深处，偶尔地一闪，转瞬即逝。而他的孩子，正是偷西瓜的年龄——但愿衣兜里不仅仅揣着一只打鸟的弹弓，身后还有一只并不怎么沉重的书包。
这瓜咋卖？
袋挂六分钱一斤。
一麻袋有多少斤？
一百多斤。
贵了。
成心买的话，再便宜点也行。
从这番话里，已经预示着买卖成交的困难。不是西瓜贵了，而是太便宜了，让人心里不忍。一麻袋西瓜才六块多钱，不抵一盒低档香烟，这可是马儿庄的西瓜啊，那么的好。瓜主说你若不信就“捣”开一个吃，自家种的哩，不是个啥事情。我说这不行，想吃我自己掏钱买。瓜主极朴实，拿一颗西瓜硬塞给我。
我还是婉拒了。
那颗被我抚摸之后又放回去的西瓜，在阳光下很亮地一闪，像是惭愧极了。
我也感到很惭愧。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因为在我的那“一间自己的屋子”里，马儿庄的西瓜堆满了一角。是校长差了学生送来的，那天，马儿庄的学生每人怀抱两颗西瓜，排着整齐的队伍鱼贯而入，阵势很是可观。以我每天吃两颗的速度，消耗这堆满一角的西瓜，大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更何况，我也不怎么爱吃西瓜了，个中缘由不说也罢。
由瓜而发，随即和瓜主攀谈起来。
瓜主说，这么好的西瓜，却卖不出去。农民就是这样，年年盼个好收成，收成好了，又怕卖不出去。换不来钱，就还是个没指望。
我说，种麦子了吗？
瓜主说，种了。
我说，国家有保护价，敞开收购，现在不允许打白条。再说，今年南方和东北都发了大水，农田大面积洪涝，粮食能有个好价钱。
瓜主说，你是城里来的。
这便是农民式的“外交辞令”。潜台词是你他妈的啥都不懂，还在这里装洋蒜。我于是大大地冒了一回傻气，笑一笑后，恭敬地离去，背后发凉，当然不是天气的原因。
卖瓜的年轻人很执著，像一个好学生那样循规蹈矩地在校院里熬到天黑，西瓜却没有卖出去一颗。不要说卖了，即便是白送都没人愿意要。无论老师还是学生，竟对西瓜熟视无睹，几乎连看上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很绅士的样子。天黑之前，瓜主无奈地离去，蹦蹦车倒还气咻咻地，屁股后面很争气地喷一股浓烟，又蹦又跳地像一匹野叫驴，仿佛要把一车的西瓜都颠出来抛到地上，让它们粉身碎骨了才好。
夜间，和住在隔壁的小杨老师讲此事。小杨老师说这不奇怪，家家地里种西瓜，西瓜一泡水，越种越倒霉。
我说，卖不出去怎么办？
小杨老师说，捣烂了喂猪。
我说，明年还种吗？
小杨老师便有点恶狠狠地说，种！
我回到自己的屋里，趴在桌子上写起了计划中的一篇小说，铺开稿纸，脑子却像一片西瓜地，也翠绿着，可就是光长秧子不结瓜，乱糟糟的——思理不妙，自然不能“神与物游”。
就想起《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先生所言：小说肯定要讲故事，问题不在于讲什么样的故事，而是在于怎么样讲这个故事。对小说作者来说，这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刀刀见血，于是，就有太多的“作家”在这样的一把刀子下毙命了。坦率地说，这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
心想，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要不要继续写下去，都成了一个问题。
我不如瓜农。
又想，瓜农其实也不容易。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又是容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