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的研究，在１２０万年前，全球人口只有约５万人，１０万年前的某一时刻只有约１万人。由于目前还没有独立的办法来评价基于遗传学的人口推测，这一数字只能是“仅供参考”，但那时的人口很少是毋庸置疑的，直至一万多年前农业文明诞生前夕，全球人口才增长到约４００万，这时的人口已分布到全球各大洲和海洋中的许多岛屿。农业文明发展促进了人口增长的加快，到１７００年工业革命前夕，全球人口用一万多年时间增长到８亿，是农业文明前夕的２００倍。工业文明推动了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到２０５０年时将超出９０亿，将超出农业文明前夕的２２５０倍。
自马尔萨斯在工业革命之初，世界人口约为１０亿的时候发表著名的《人口论》以来，人口问题就充满着争议。人们之所以对人口问题难以取得共识，是因为除了各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所有的人都处在特定的时空和情境、情势之中，既受到当前自身利益和所处环境考量的影响，也受到认识的角度、层次、方法乃至世界观的约束。今天的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自然科学家、生态学家等等只要面对现实、关注发展，就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人口问题。
许多人认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推崇多多生育，例如：中国古代的君王不乏鼓励早婚早育的政令，一些大思想家也有这种主张，孔子推崇孝道，并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墨子主张通过早婚早育以增殖人口，民间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等等。西方的犹太—基督教宣扬多多生育，充满地球，去征服它，去支配海中的鱼、天上的鸟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活着的每一个生物都将成为你们的食物等等。但是，这不是历史的全貌。中国在明末和清代，面对人口成倍增长带来的人满之患，如何养活他们的问题，已引起不少文人学者的思考，也使乾隆皇帝深感忧虑，清末南京文人汪士铎更是提出人多则穷、人多是动乱之由的观点和减少人口的极端性措施。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虽主张多多生育、征服地球，但唱反调的也不乏基督教神父，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１６０—２２０年？）在公元３世纪就指出：地球大量的人口是地球的负担……瘟疫、饥荒、战争和地震的蹂躏开始被看做是过度拥挤的国家的福气，因为它有助于消除人口的过度增长。犹太教思想家迈蒙尼德（１１３５—１２０４年）则挑战了《圣经》所宣扬的人类在自然界的特殊地位和所有的事物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观点：“不能相信所有的存在都是为了人的缘故。相反，所有其他的存在也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事物的缘故。”意大利阿西西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ＦｒａｎｃｉｓｏｆＡｓｓｉｓｉ１１８２—１２２６年）把所有的创造物都视为创造中的平等部分，而不是上帝为了人类的功利目的而放置在那里。英国牧师马尔萨斯的节制人口观与《圣经》的人口观就更非一致。
人口问题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历史性的。没有最低限度的人口，就没有人类物种的可持续生存和进化，更不会有文化上的大成就，人不只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还是文化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是通过环境压力和人类间的相互交流发展起来的，长期与世隔绝的人类小群体，在语言和文化上难有进化，其原因就是人际交流贫乏。但人口密度过高，超出了环境的承载力，则饥荒、战争、疾病就会充当人口耗减的杀手。在采猎时代，由于原始小群体必须达到几十个人的规模，才能有最低限度的青壮年人手从事有效的采集和捕猎活动，即使那时环境中食物丰富，但大型肉食动物和有毒虫蛇袭击，加上婴幼儿成活率很低、人均寿命短，要应对疾病煎熬、蛇兽捕食、狩猎伤亡对人口的耗减需要付出全部的努力，因而那时的生育与生存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多多生育也只能带来极低的人口增长率，直到一万年前，全球人口总量还不及今天中国一个二线城市的人口规模，但在一些气候适宜的地区，人口密度已经增加到采猎经济难以维持的水平。于是种养业开始出现，自然生态系统中开始出现一个个人工技术系统，这种人工技术系统是剔除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将腾出的空间集中于种养少数人类吃穿用所偏爱且能驯化的动植物品种，它大大提高了人口承载力，从而为人口增长提供了新空间。同时，人工技术系统的维护、改进和拓展又推动着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和干预，在这一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工具的改进、社会的分工协作都朝着人类探索和干预自然的方向逐渐加快，人类开始显示越来越强的干预自然的能力，它带来寒暑、疾病和虫蛇猛兽等自然因素造成的人口耗减的逐渐降低，婴幼儿成活率和人均寿命的逐渐提高，人口增长开始逐渐加快并不断向无人的生态系统转移另建家园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持续使人类踏遍全球，分布到各大洲乃至海岛中的各种适于生存的生态系统中。
到了这时，人口继续增长向外转移的路子已基本走到尽头，当通过种养技术和农业设施改进所增加的食物产出，仍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时，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节制人口增长，以维护本地资源环境和部落生存的可持续性；二是通过相邻部落的融合，以在更大的空间中重组生产和生活。前者就是曾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被“文明社会”称为“土著部落”的选择，他们谨慎地守护着家园的生态可持续和部落的平等和谐；后者则是建立国家强力体系的各民族的选择，这种选择大多伴随着相互征服的暴力过程，暴力杀戮既会耗减人口，又会将失败者置于被剥削压迫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将他们的资源消耗降至一个很低的水平。但是，后者并不能最终解决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在这种矛盾的压力下，人类有进无退地陷进了征服自然和相互征服的循环之中，因为这种矛盾的压力既刺激了人类探索自然、发明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更多地榨取地球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而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又不断地强化了国家的统治和战争机器，将社会的不平等和国家的不平等置于日趋强化的暴力控制之下。当食物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求或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社会出现大量的饥民时，国家内部的动乱或相互间的战争便会一再重演。据有人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到公元１９６４年的５１６４年中，世界上共发生了１４５１３次战争，平均每年３次，死人３６。４亿。
这种循环不仅书写了几千年人类文明演化的特殊历史，而且还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地球生态自然演化的图景。今天人类所拥有的科技手段既已足以认识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已足以自我毁灭千百次。但我们仍未能走出征服自然和相互征服的毁灭性循环，我们仍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包袱不仅有传统的狭隘人口观念，更有传统的狭隘利益机制，它们严重地阻滞着国家和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平衡观念和机制的确立。几十年前，有些人曾对二战后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表示担忧，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后世界人口增长也转向趋缓，但如今世界人口总量仍达７０亿的巨大基数，只要按１%的速率增长，到２０８１年时就将再翻一番，达到１４０亿。与此同时，我们的生存条件也在急剧恶化，即使按照联合国对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气候变化最乐观的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人类将需要２个地球吸收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满足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在人口增长压力和资源环境不确定性空前迅猛加大的态势下，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仍在增长，少数国家如德国、日本、韩国等出现人口负增长应是好事。但是，不要说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就是人口增长率较低的国家，也已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担忧，他们担忧的主要有：经济将因劳动力短缺而失去增长的动力，社会将因老龄化而带来福利和医疗费支出增加，民族将因人口减少而带来政治甚至安全的不利影响，家庭将因子女少而增加养老负担；一些有意控制生育却又重男轻女的国家出现性别比失衡，家庭少子化导致小孩自私和个人中心主义滋长等等。因而，他们主张人口负增长、低增长的国家用奖励措施刺激人口增长，计划生育的国家放宽生育控制。
为什么有些人不担忧人口总量增长的问题呢？因为他们认为，技术不断进步使生产力不断提高，能不断提高地球的人口承载力。为什么他们担忧人口结构并主张通过人口总量增长来解决结构问题呢？除上述生产力和承载力提高的理由外，他们的主张还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现状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将持续下去而不会有重大改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深加辨析的。
认为人口多，市场就大，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足，资源短缺会刺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使资源利用率提高和找到替代资源，从而提高人口承载力，人口多是好事不是坏事的观点，是某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观点，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市场，不少人仍相信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似是而非，而且在实践上误导了社会，因而需要加以澄清：
首先，人口多并不等于市场就大。没有购买力的穷人、失业者再多，市场也大不起来，不仅大不起来，而且会给自然和社会增加巨大的负荷，因为没有购买力的穷人对市场贡献的份额虽然很小，但他们也得吃饭和消耗资源，虽然人均消耗量很低，但人口数量越大，消耗总量也越大。２００９年，世界银行给出的全球贫困人口数已升至２０。２亿，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报告给出的饥民数已升至１２亿，穷人数量已增长到农业文明晚期全球总人口的两倍，因而其资源的消耗总量已是一个巨大数字。如果社会保障无力使他们从市场上获得生存需求的满足，他们就得向自然直接索取，或以犯罪途径从社会取得，这都要付出加重生态失衡和社会失衡的代价，带来这两种代价不断增长的人口增长，已成了自然和社会不堪承受的重负。
第二，要扩大市场，需要增加的是就业人口和穷人的收入，而不是增加人口总量。今天只要２０多亿穷人的收入能大幅增加，市场也就大大扩大了，但是资本主义对此从来都是无能为力的。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过程，是一个伴随武力征服全球的过程。在今天，发达国家如果扩大市场不顺，就发动贸易战、货币战去惩罚别的国家，他们从来都没有去反省自己，去通过公平分配提高本国穷人的收入以扩大市场。
第三，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存在巨量的失业和低收入人口，是因为市场和科技不发达，那么，市场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也存在高比重的穷人和失业人口，就再也不能掩饰这种观点的荒谬了。据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美国人口调查局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０年美国的贫困人口达到创纪录的４９００万，占总人口的１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为１５７０万，占儿童总数的３２。８%。这几年，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９%左右（欧洲有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超出了２０%）。最发达的国家都改变不了现有穷人太多、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还奢谈什么增加人口、扩大市场？当然，他们不愿也不敢去检讨自己的问题，而是到国外去找替罪羊。
第四，生产力提高能提高地球人口承载力的过程，归根到底是一个资源的替代过程，在一个有限的系统中，替代是有限的，因而，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是暂时的，而不是可持续的。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用农田替代森林，使土地生长的都是人类的食物，这比天然森林单位面积所提供的人类食物要高得多；用放牧替代捕猎，同时灭绝与人类竞争食物的其他大型肉食动物，这也大大提高了草原单位面积的肉类供给。这种替代使全球人口在一万多年的农业文明过程中增长了２００多倍。但这种替代在农业文明时期至少受到两种制约：第一种制约是森林不能完全被替代，因为人类的燃料、建筑材料、劳动工具、生活用具等都需要木材，森林必须有较多的保留，这就限制了耕地、草场的扩张从而制约了人口的增长；第二种制约是砍伐森林带来水土流失、干旱化和荒漠化的制约，这种制约曾导致许多地区人口承载力的大幅下降和文明古国的衰落。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用金属和塑料替代木材，用化石燃料替代薪柴，用化肥替代有机肥，用化学农药替代生物多样性对农田的生态平衡，森林就被大规模的农田、草场、养殖场所替代；同时，近海养殖和海洋捕捞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这种全球性替代走到今天，已使全球人口从农业文明之初的约４００万增加到今天的７０亿，但这种替代同样也受到两种制约：一是水土流失遍及全球陆地，荒漠化、干旱化到处蔓延，海洋渔场走向衰落，主要非再生资源濒临枯竭；二是环境和气候恶化，物种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灭绝，支撑人口爆发性增长的生物金字塔基础濒临崩溃。现在，我们有技术去全面替代海洋、土壤、淡水、生物多样性以支撑人口的持续增长吗？回答是：没有。许多生态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反对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的视野太过狭窄，以致有人尖锐地批评说：认为经济可以无限增长，除了疯子就是经济学家。
有人认为，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快、密度高，但发展也快；有些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低，还有很大的人口增长空间，因而不能认为世界人口已经过多。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吗？就局部而言，无疑有些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得较成功，但他们无一不是较多地利用甚至是依赖于世界资源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世界资源而仅靠本国资源，他们就养不活自己，更不要说发展得很好，但它的整体生态效果是：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有生态盈余，但全球生态赤字已超出了５０%；有些国家如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人口密度低，或许还有人口增长的空间，但这只是某些人的主观想象，作者在加拿大考察时，曾与一位学校的校长交流过看法，她认为加拿大人口已经超载。这种观点似乎偏激，但却可以使那些身处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少的国家的人们冷静地反思自己的人口增长主张是否明智。而且，也正是因为人口没有密密麻麻地布满陆地，才使得一些陆地自然生态系统得以保留下来，如果亚马逊森林、加拿大森林、西伯利亚森林全部变成了人类的居住地，人类虽布满了地球，地球却无可挽救地破产了。
生态学家和科学家很清楚地球承载力的有限性，１９９２年，世界上两个最知名的科学组织———美国国家科学学院和伦敦皇家学院史无前例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出“科学和技术上的进展不再能使我们避免环境恶化和大多数人的持续贫困，这一结果是不可逆转的”。现在感到失望的科学家和生态学家已是有增无减，许多自然科学家曾设想向外星移民，移民的理由很多，最根本的理由是对逆转地球人口爆炸、贪婪无度、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的暗淡前景感到失望。随着对地球生命研究和外太空行星观测研究的深入，人类向近地行星探险和获取某些资源是可能的，但放弃地球到外星逃生只是一种幻想。地球和人类都是孤独的，控制人口增长和贪欲膨胀，恢复地球的生命力，是人类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因而，我们今天和今后所面临的人口问题，虽然有人口结构问题的挑战，但最大的挑战还是人口总量问题，因为前者挑战的是社会利益关系，而后者挑战的则是人类的生存底线。